左权民歌的传播现状初探

李雨轩

摘要：左权民歌是扎根于太行山的原生态民间艺术形式。近年来，随着传统口头传播方式的改变，左权民歌在走出大山的同时，不断发展创新，逐渐成为能够代表三晋文化的优秀艺术形式之一。本文以左权民歌的历史发展为基础，运用田野实地考察、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等研究方法，通过分析左权民歌在民俗活动、“名”艺人、专业剧团、学校教育以及“政府工程”项目等传播途径的传播现状，对左权民歌传播范围局限性问题、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民歌传承的保守性与时代性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左杈民歌；历史发展；传播现状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11-0151-03

一、左权民歌的历史发展

左权县东依太行山中段，漳河水系横贯境内，被誉为“岭上花园”。历史上古道险峻的兵家必争之地，造就了左权地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同时，“稼穑千古的农耕文化气候也使这里温度适宜各种农作物的生长，玉米、谷子、山药蛋（土豆俗称）孕育了天然的农耕文明。

由于左权县地处山区，当地的方言也逐渐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特点，属晋语体系，由县中心向边缘地带扩散，其中也略有差异。如麻田、下庄等乡镇均为左权方言，而关滩、东山等则偏近邢台方言。左权自然环境所造就的农耕文明与方言也使当地的歌舞艺术自成一系，音乐舞蹈、戏曲表演基本与地域环境呈相一致的分布特点。

左权民歌与小花戏的传播特点呈以辽阳镇为县中心、对外向40里范围内辐射的典型分布形势，其中包括栗城、羊角、龙泉、石匣、桐峪、寒王、麻田、拐儿等8个乡镇。

左权民歌在近三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历经了不同时期的演变，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下，显示出不同文化生态的特性。上古时代，由于社会对古老图腾的崇尚，人们“围火而歌，围火而舞”形成了最初的“社火”专统。

据《辽洲志》记载，“椁阳城为帝颛顼与之子祝融所建”，当地人对于“祝融”火神的崇拜由此而始，社火文化也由此而生。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随着生活固定场所的产生，农耕与狩猎的社会基本属性逐步形成，民间古老的歌舞起源地也由此萌芽。在古老的左权大地上，我们的祖先“方六里为社，击器而歌，围火而舞”的情景正是庆祝狩猎后丰收的喜悦。这种象征性的祭祀活动在漫长的演变中就逐渐形成了祭祀文化。

伴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民俗文化也不断创新，从秦汉时期的乐府民歌、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出现的歌舞戏，隋唐时期的民俗歌舞活动、元代的杂剧、明清的戏曲文化，一直到抗战文化，隨着社会的转型与人类集体意识形态的产生，人民群众逐渐成为了抒写艺术的群体，左权民歌也成为人民表达思想情感的特殊工具，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社会的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对于左权民歌的形成发展意义重大。它第一次将人民群众作为创造文化、抒发历史的主体，并让左权民歌真正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深植在当地人民心中。

如今，左权将军已殉国75周年，而“太行抗战民歌”也成为一种文化概念，记录着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

其中，有我们熟悉的左权山歌《我们在太行山上》，也有取材于左权麻田的《小二黑结婚》，还有倡导女性自由权利的《住娘家》等等。

可以说，抗战文化深刻挖掘了左权民歌的文化内涵，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热情，体现了音乐作为民族象征的号召与组织作用。同时，当时的皇甫束玉等八路军文教工作者也积极挖掘整理抗战民歌，对左权民歌民舞进行了创造改良，使其形成了歌咏、舞蹈、戏剧三大主体形式。这使得左权的民族艺术有了全新的变化，“小花戏”成为了“辽洲社火”歌舞的代名词，短小而精悍的抗战民歌从学校舞台唱到了田间山野，左权民歌真正成为了人民的艺术。

二、左权民歌的传播现状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持续繁荣，促进了文化事业的欣欣向荣。如今，在国家高度重视“原生态民歌”的生态环境下，左权民歌也得到了最大化的传播与保护，并向高效率、快节奏、全方位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从而取得了一定成果。

1998年，左权县人民政府承办了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赴革命老区慰问专场演出；

2002年，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在左权县举办了“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羊倌石占明演唱的《高高山上》获得“歌王奖”；

2006年，国务院批准左权民歌“开花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些都表现了左权民歌在现代传播事业上所取得的成果。今天的左权民歌在唱响民族之声的同时也走向了全国、全世界。

（一）民俗活动中的传播

在左权，上至70岁的老人，下至5岁的孩童，几乎人人都会唱“开花调”，个个都会跳“小花戏”。唱民歌与跳花戏成为当地人们表达思想情感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礼仪节庆活动、大大小小的“歌会”，都是民歌艺人大展身手的时候。

例如，“元宵节”是一年四季中最红火的节日。老百姓称之为“闹元宵、闹红火”。每年的“正月十四、正月十五、正月十六”三天，左权县都有闹社火的传统。节日的夜晚灯火通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村民们结伴成形，到街上扭秧歌、跳花戏、踩高跷、划旱船、武术表演等等，锣鼓喧天，载歌载舞，闹个通宵。人们用歌舞的形式祈祷吉祥，以驱邪避凶，这就是古老的“社火文化”，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闹社火对于左权民歌的民俗传播起到最直接的作用。

（二）“名”艺人的传播

近代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演艺机构与团体的出现进一步形成了具有专业表演性质的艺人。这些演艺人员对于左权民歌在近现代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左权民歌在今天的传播发展中最有利的保障，他们就是民歌传承的“活化石”。

“民歌先声”刘改鱼演唱的《桃花红，杏花白》，是第一首为人熟知的左权民歌作品，被列入“中国经典民歌”，同时，也是刘改鱼老师“一生只此一首”的艺术人生写照。在这首今天被殷秀梅、戴玉强、张也等知名歌唱家所衷情演绎的民歌经典中，饱含着老一辈艺人对传统民歌坚守与传播的执着精神。

之后，民歌之王“石占明”将左权原生态民歌唱出大山，唱响全国，甚至唱到了美国的音乐厅。

对于左权民歌的传播，石占明功不可没。他敢于创新，积极参与创作，与关酷、王二妮等优秀艺人合作，打造了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如《打酸枣》、《土豆情》等。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左权民歌注重交流、兼容并蓄的新生。今天，石占明依然通過在家乡红都村建设民歌基地来实现自己“人民艺术家”的纯粹追求。从他朴实无华的言行中透出的是浓浓乡情，左权民歌成就了他，他也用真挚的歌声去回馈左权这块热土。

（三）专业剧团的传播

国家在文化建设上采取人才培养与专业指导等政策进行引导，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左权县就成立专家指导团队，积极建设专业人才队伍、培养文艺骨干人才。

1951年，左权成立了“抗美援朝文艺队”，成为新中国第一支县级专业文艺团，将民歌传播到了国外；1957年，在山西省级专业艺术家孙伟、张文秀等人的指导下，成立了“红旗歌舞团”。

随后，又先后成立过“左权小花戏艺术团”、“麻田八路军总部艺术团”等等。演艺团体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同时，一批富有理论精神兼具实践经验的老艺术家倾情指导，让左权民歌艺术在音乐、舞蹈、戏剧、表演等方面均达到了专业水准。

组建于1992年的“左权县开花调艺术团”，是新时期代表左权民歌文化的专业剧团，全团艺术指导及演员80余人，曾多次参加国家、省、市演出，并获得国家级奖项。代表作有2010年10月28日亮相上海世博会的民歌民舞晚会《大河风歌》，以及2015年在全国巡演的歌舞剧《太行奶娘》等。

从这其中，我们也能看到演艺团体与艺术理论的指导可以将民歌更好地发展传播下去。

同时，政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对专业骨干人才进行培养。

到了60年代，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文化干部培训制度。

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从杨风鸣、周左峰到李明芳、李树桦等年轻一代的历任文化馆长，都将左权民歌作为了左权文化宣传的重点。

1982年，左权县还举办了小花戏演员培训班，以传承思想、提高专业作为培训宗旨。

如今6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文化骨干与文艺人才奋战在宣扬民歌文化专业的第一线，为左权民歌的传播贡献着力量。

（四）学校教育途径的传播

民歌走进了学习课堂，是文化强县工程建设下不断深化的结果，是左权县政府倡导文化传播进一步发展中最有力的体现。

2008年，在左权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左权文化艺术中心与教育局共同启动了“左权民歌进课堂工程”。工程内容主要从课堂教学与教学材料两方面建设，将左权文化更广泛深入地传播下去。在中小学的左权民歌教材中，实行“一式两体图册”的教学方式与内容，小学三册、中学一册，甚至建于左权的原太行师范学校也专门开设音乐学科教授左权民歌的音乐表演课程。

近年来，随着人民娱乐文化生活的进步，小花戏也走进了课堂，走进了更广泛的“社会大学”，人民群众拿起了花扇，走起了花步，跳出了最原生态的“广场舞”。

可见，民族文化已经成为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业余生活必需品，而教育的普及也使左权民歌深入人心。

（五）“政府工程”途径的传播

建设全国文化强县，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民间原生态艺术，是历届左权县委、县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左权县政府就开始着手进行文化工程建设。《=.恢复辽阳城》、《新中国》、《感谢共产党》等一大批优秀民歌应运而生。

1958年后，文化工程建设再掀新高潮，在机关、工厂、学校、农村普遍成立了文艺演出团体。

1959年，全国文化工作会在左权召开，第一次将左权民歌做为文化宣传工作进行了全国的传播。

到1960年第三次文化工程建设开始，全县已达到乡村俱乐部306个、剧团284支及小花戏表演队420队，文化创作组436个等等。这些基础文化工程的建设使古老的左权文化得到了最充分的保留，也为80年代后文化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历经60多年的努力，左权民歌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与认可。

1996年，左权县荣获“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称号；

1998年央视“心连心”艺术团走进了这里；

2004年，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在这里举行；

2006年，左权“开花调”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等，这是一系列左权建设文化强县所取得的成果。

2007年，左权县政府把建设全国文化强县列入“十一五”发展的战略目标，在政府积极政策的引导下，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将左权文化发扬光大，将左权民歌传播得更远。

三、传播问题及对策思考

通过对左权民歌历史发展与传播现状的梳理，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应时而变的民歌演进过程。时代是民歌发展最有力的信号，它传递出了人民的需求，体现了社会进步的潮流，也反映出一些发展的不足与局限。面对当前世界多元化的文化环境，左权民歌的传播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传播范围局限性的问题

面对时代进步和文化多元的社会环境，作为本土文化的左权民歌在传播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时代是民歌发展永恒的主题。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民歌传播的国内环境，充分开发国内的民歌文化市场，以华人受众的庞大基础来不断开拓国际市场，让民歌走向世界。

在当前多元发展的文化环境下，我认为左权民歌更应以充满活力的自信心去尝试电影、电视、新媒体等多种艺术形式，力求在表现多元文化下保留民歌本身最具人文特色的内容实质。用新思维去传递左权民歌的语言美、文学美、自然美、人文美，让民歌绽放新的光彩。

（二）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

对于左权民歌的发展，我们还面临着两个现实的选择问题。一个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古老的民歌艺术形式，一个是以实践为导向的人民艺术形式。

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古老的民歌艺术也是源自劳动人民的艺术，经典艺术正是因为在传播中具有最深刻的人文情怀而被流传为经典。而实践导向的人民艺术则是包含经典艺术更宽泛的主题，它是民歌发展所必须的方向，也正是现实所需面对的课题。

如此看来，时代、实践与人民成为左权民歌最重要的传统因素。创造时代的精品，需要我们更注重发掘生活中的实践经验，洞悉社会的普世价值与人文情怀，回归人民艺术的本质。

（三）保守性与时代性问题

民歌作为民间文化的艺术形式，自然而然地受到动态文化影响静态文化的冲击，但静态文化的发展也同时拥有了发展的动力。任何民歌在传播的过程中都具有保守性与时代性的特点，这一点在左权民歌的传播中显得尤为突出。民歌保守性与时代性的矛盾也成为了左权民歌传播的问题。

从左权地区处于太行山中段峡谷地带的地理环境来看，它的传播路径在过去一段时间受到了局限，并且民歌本身口头传播的性质也存在很强的保守性。但这也创造了左权民歌独特的艺术价值。

抗战时期，八路军战士将革命精神带到了左权，使左权民歌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从中体现了民歌保守性与时代性的兼顾，两者相辅相成，促进了左权民歌的传播。用民歌来歌唱革命，歌唱新时代，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热情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它告诉我们要不断以新的时代特征为出发点，用民歌的艺术之美去传递社会价值，形成左权民歌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才能更好地传播左权民歌。

左权民歌发展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成果与遗产，同时形成了左权民歌独特的艺术价值与魅力。正如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所提到的三个传播基本功能，其中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是人类在传承前人文化体系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完善与创造新知。

例如，在对原生态歌舞艺术的考查与采风活动中，我们应不断修复完善对《左权民歌小花戏全集》等著作的整理。并且在修复整理的过程中，走访民间老艺人，调查研究对于民歌传承有实质价值的宝贵经验，将此研究集中在对20世纪以来50年代以前的老一辈艺术者的调查采访，并且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这些濒临消逝的口头说唱艺术进行图、文、声、像的保存，对优秀的民歌花戏进行改编整理，并努力應用到教育文娱等实践领域，让左权民歌在传承中实现传播。

对于民歌而言，我们同样需要坚定地站在历史经验的角度，发扬优秀的文化精髓，继承前人优秀的文化成果，让左权民歌在传承中得到传播。

四、结语

虽然左权民歌在学校教育、名艺人传播、专业剧团、民俗活动、政府工程等传播途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时代发展的前提下，仍存在着传播范围局限、发展的保守性与时代性矛盾等诸多问题。

我们要立足于民歌传播的原生态土壤，利用多元化的新媒体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兼顾保守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让民歌在传承中传播，发掘出民歌最有价值的艺术活力。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人民的就是未来的。人民的历史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我们铺就了文化前进的道路。

传承是我们深信不疑的责任与义务，我们要在传承中传播，在传承中发展左权民歌，让左权民歌作为打开山西文化对外交流的切入口，走向全国，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