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的军事策略

摘要：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两国间一次影响深远的战争，李鸿章在战前的军事策略以“以夷制夷，避战保船”为主。这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军事渊源。

关键词：李鸿章；甲午战争；军事策略

有不少学者针对“李鸿章的军事战略对甲午战争的影响”这一课题做了研究，由于他们研究的视角不同，引用的资料不同，所以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试图只从军事策略的使用角度进行分析，以期对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的军事策略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朝鲜内乱发生时，双方关于撤兵问题谈判破裂之后，日本提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对于这一需求，李鸿章已经看出日本以重兵挟议，实欲干涉朝鲜内政，为侵略之谋。有不少官员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应对之道。1894年6月17日，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提出增兵的建议“查倭颇以我急欲撤兵为怯，狡谋愈逞，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1]6月18日，袁世凯也电李鸿章“日廷意在胁韩，大鸟不能自主，难与舌争，似应调南北洋水师速来严备，续备陆兵。”[2]汪凤藻和袁世凯都建议李鸿章加强军备，不能只靠口头上的谈话，李鸿章只是简单地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调数船往仁川，“聊助声势”而已，对于汪凤藻和袁世凯两人的建议，李鸿章并没有积极的响应。“汪袁皆请添拨重兵，鸿思倭兵分驻汉、仁，已先占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叶驻牙山，距汉二百余里，陆续添拨已两千五百，足可自固，兼灭贼。我在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而定”由此可见，李鸿章在已知日本怀有“侵夺之谋”得情况下，不积极调兵，反而担心自己調兵会引来更大事端，报着走一步说一步的态度对待战争，缺乏长远的规划。只想依靠外交上的折冲尊俎来保全和局，无异于是一种幻想，而日本政府发出的“第一次绝交书”就将李鸿章的幻想打破，在日本拒绝了共同撤兵的要求后，李鸿章仍然采取消极避战以夷制夷的军事策略。在此过程中，丁汝昌曾言“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日本方面对于英国的介入是有顾虑的，陆奥宗光曾说“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可见，如果清军能抓住机会，积极备战，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可李鸿章却说“与日相逼，日转有词，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有此可见，李鸿章将希望寄托在英国调停上，企图用外交的方式避免战争，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极大失误。

在出兵平壤问题上李鸿章主张由北路进发，却又担心日军突击，于是又出兵三千驻扎牙山。但无异于杯水车薪，李鸿章明知兵力过单，却又不肯增兵，原因在于：他当时仍对保全和局抱有幻想，所以没有认真备战。1894年7月18日，致电总理衙门时称“日兵在汉，无甚动静，二十开仗之说似是谣传。”[3]其实李鸿章早在朝鲜内乱时就已认识到日本侵占中国的利益，这也是李鸿章不清楚国际法律为避免卷入朝鲜战争埋下的祸根：在同治十一年即1872，日本与朝鲜发生冲突，派使臣来中国讨论关于朝鲜的问题，日本认为从公法出发，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朝鲜的外交也应由清朝做主，当时清朝公开承认不干涉朝鲜内政，这样中朝的宗属关系成为空气，光绪元年即1875年正月，日韩签订条约，其中一条规定：朝鲜是一个自主的国家，和日本有着平等权利。李鸿章不懂国际公法，错误认为这是尊重朝鲜主权的表现，实际上是拒绝承认中朝的宗属关系，为将来日本侵略朝鲜扫清道路。1894年7月20日告诫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仗，谁即理拙，切记勿忘！汝误性急。”[4]由于李鸿章一直受儒家文化熏陶，推崇诚信外交，导致战前未做充足准备，而是将战争寄托于英、俄调停，这不能不算他的一个失误。在中日两国第二次“绝交书”后，英国公使欧格讷又进一步为日本政府辩解说“前日本所至贵衙门照会，据译出英文，但云贵国不允办法，并无‘滋事‘好事之意，此事我政府总要调处妥协，今晚或明早必有电来”[5]直到7月25日，即日本海军在丰岛海域袭击中国军舰当天，英国还在总理衙门称“现在贵国与日本未失和，却不可先防备，本国前劝日本退兵和商一节，日本非但不听，且说话更紧，我政府甚为不悦，已电日本。”[6]从上述英国公使的话语中，我们得知中国寄希望于英国调停，即使在日本已经袭击中国军舰的情况下，依然求和避战，探究战前李鸿章采用以夷制夷，保船避战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中国当时总的军事力量是不如日本的，中国的舰队炮弹不足且质量差。早在甲午战争一年前，李鸿章说：“全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无人落实。其次，规模上来讲，在甲午战争前六年间即从1889年到1894年，日本每年增添新舰两艘，而中国却将宝贵的海军军费用在慈禧一人身上，致使中国几年间未添一艘军舰，再者，中国对武器的引用不重视，中国花巨资从西欧各国买回来的装备，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先进的，但是在1891年7月9日，李鸿章派丁汝昌往东京湾正式报聘时，却出现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晒裤子的事情，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重，水兵竟在主力舰上晒裤子，可见其多么不重视武器的运用。此种军事实力下，李鸿章如何有应战底气呢。李鸿章采取以夷制夷的方式出发点是好的，并且是考虑了中日两国的整体情况的，他错就错在采用“以夷制夷”的前提是实力而非正义，赫德曾说“日本是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替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就像我单拿一根筷子无法吃饭那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实力，但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7]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个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其二，中国当时缺乏优秀的人才，虽然有刘步蟾，严复，邓世昌等曾出国学习外国的军事技术和造船技术，但缺乏实战经验，无法担任抗敌大任。当时作为海军提督的丁汝昌有同感“十四年，定海军经制，命为海军提督，军故多闽人，汝昌以淮军寄其上，恒为所制，总兵以下多陆居，军士亦去船以嬉。”[8]由此可见李鸿章认为当时的将士不能依靠，是他求和的一个原因。

综合上述，甲午战前，李鸿章的军事策略是以“以夷制夷，避战保船”为出发点的，这一策略出于他对中日军事实力的考量与国际形势的判断，由此走上了求和的道路。

参考文献：

[1][2]戚其章：《甲午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2页

[3][4]转引自《复译署、李文忠公集》电稿，第16卷，第24、25页。

[5][6]转引自《总理各国务衙门与英使欧格讷问答》《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1173）附件一，第14卷，第41页。

[7]戚其章：《甲午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21页。

[8]蒋峰：《甲午战争的千条细节》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94页。

作者简介：李趁基，男，1992年出生，河南鲁山人人，硕士学位，河南大学，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