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视频直播低俗化倾向及对策研究

2018-09-28 00:12李萌
智富时代 2018年8期
关键词:青少年

李萌

【摘 要】長期以来,在大众传媒中的低俗化倾向问题一直客观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近年来,在新兴的移动视频直播中低俗化的趋势也开始显现出来。对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在移动视频直播中,主播群体与受众群体中在年龄分层上的低龄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因此,为青少年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遏制、治理移动视频直播的低俗化倾向,具有现实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本文以合下载量排名靠前的3个平台为例,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归纳出移动视频直播中低俗化倾向的三个主要特征,并尝试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应对与治理策略。

【关键词】移动视频直播;低俗化;三大平台;青少年

一、低俗与大众传媒中的低俗文化

(一)低俗的概念界定

基于低俗最初的词源考量,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其主要包括以下两种解释:一是中性词,指通俗的,普遍流行的,不带有感情色彩的社会现象;一是贬义词,与低俗的、庸俗与低级趣味等特征相关。学界对于低俗化现象的讨论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从法律层面探讨低俗化的利害关系;第二,从道德层面对游走在法律边缘、涉及“性”与“暴力”等内容。

学界对于低俗化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对于低俗化问题重灾区的大众传媒领域,学界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对传媒低俗化问题的关注,最早可以上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新闻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对这一问题也日渐重视起来,其中《新周刊》发表的一系列针对《丑陋的中国电视》的评论文章,揭开了学界认识、思考大众传媒低俗化问题的序幕。虽然,学界对于传媒低俗化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杨同庆的看法基本上糅合了各家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主要采用杨同庆的观点:“媒介低俗化主要是指大众传媒在传播活动中放弃自身的责任、片面迎合部分低级趣味与需要,如炒作明星绯闻、迎合猎奇心理、专注感官刺激、渲染暴力等不良倾向。” [1] 这一观点基本上涵括了低俗化的主要要素,并总结出了低俗化的显著特征。

(二)大众传媒中的低俗文化现象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迅猛发展,在互联网新媒体的基础上,自媒体新时代也开始日渐成熟。在原有的纸媒与广电媒体上存在的低俗化现象也开始向互联网媒体、自媒体蔓延。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媒体具有交互性、多元性、迅捷性、个性化等诸多优势,导致互联网等新媒体成为低俗化的重灾区。低俗化现象日趋严重固然与互联网自身特性有关,其背后根源在在于互联网企业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想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挑战。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少互联网媒体选择了走低俗化的“终南捷径”。此外,低俗文化广泛存在还应从受众的需要角度予以认识。“人性的某些欲望诉求隐藏得很深,甚至自我都不曾意识到。低俗直播恰恰迎合了大众心中那些平日不会显露的需求。” [2]

但是,这种低俗化趋势的弊端与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它已屡屡触及我们社会传统的道德底线,甚至颠覆了我们原有的传统观念。凶杀、暴力、色情等低俗、哗众取宠的信息在潜移默化中对受众产生消极影响,这已经违背了网络与传媒的伦理。在污染网络环境的同时,将这种消极影响带到现实生活中来。尤其对于分辨能力差但模仿性强的青少年来说,容易模糊他们的网络与现实的界限,引起他们的盲目效仿,对青少年的阳光健康成长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二、移动视频直播的兴起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一个全媒体的时代环境已然形成,开始进入自媒体时代。在越来越多的媒介中,移动视频直播以其独有的实时性、互动性与便捷性,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随着大量资本的涌进,直播市场开始变得更加活跃。仅过去的一年,新涌现出的大大小小的直播类公司就多达上千家,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25亿,占网民总体的45.8%。

据艾媒Q3中国在线直播市场报告的数据显示,2016年底直播视频使用数已经高达3.12亿人,直播用户已占据中国全体网民总数的43%,这个数字在2017年依旧在不断刷新。而根据2016年互联网直播行业分析报告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在线视频直播行业的主要受众以25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15-20岁的受众占到15%以上,同时根据《2017网络白皮书》显示,视频直播行业有近73%的网红主播不满19岁。

移动视频直播的发展意义重大,不仅因为它带动了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走向,为互联网经济贡献巨大,同时它也肩负着重要的文化发展使命。对于作为移动直播的主播与受众主体力量的青少年来说,移动直播的良性发展与否,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因此,塑造一个健康、向上的视频直播生态不论是对互联网产业还是对青少年成长的网络文化环境的塑造都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针对网络直播的新特征,互联网从业人员指出,“现有直播平台突破传统媒体互动滞后和单一输出局限,受众与播客间可通过弹幕、点赞、送礼等方式展开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即时互动,娱乐性、反馈性、感染力更强。网络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互动性,而网络视频直播则把实时交互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3] 由于直播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具有实时性,是主播与受众、受众与受众之间的实时交流与互动,因此在监管上存在着极大的技术难度。现在的监管方式仍然以人工审核为主,但由于人力资源有限,加上技术操作上的困难,很难对直播进行全方位覆盖与全时段监控。有效监管的缺位,导致性与暴力等低俗文化元素充斥其中,视频直播中低俗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低俗化现象的长期存在,限制了直播产业走上良性、健康的持续发展之路。此外,考虑到受众中以青少年为主,因此直播中的低俗化现象的消极后果的严重性不容低估,影响了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因此,面对视频直播中的低俗化倾向,国家有关部门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并不断加大整治力度,例如开展绿色直播等净网活动。

这一系列举措是实施效果如何?移动视频直播平台中低俗化倾向是否得到了遏制?网络直播环境是否得到有效改善?为了探究上述问题,本文选取了国内较具代表性的三大直播平台进行观察,搜集相关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了解目前移动视频直播中低俗化问题的现状,并就进一步改善网络直播环境,治理低俗化问题,提供一些具有可实施性与可操作性的建议与对策。

三、基于三大直播平台的实证研究

(一)样本对象与研究样本选择

移动视频直播平台发展同质化程度较高,主要分为泛娱乐化与游戏化两个方向。基于目前主流的移动客户端手机应用下载总量(包括IOS客户端和安卓客户端),选取综合下载量排名靠前的3个平台作为基础研究对象。

本文综合直播不同类型和下载量与影响力,选择了映客直播(素人直播)、斗鱼直播(游戏直播)和花椒直播(明星直播)三个平台。

2017年1月,本文随机选择三个自然周。每个自然周内随机选择一个视频直播平台进行观测,每个平台连续观察三天,每天选择三个网络流量较多(受众较多的)时间段,一般是早上8点到10点,下午1点到3点,晚上10点到12点。每个平台均选择热门区域观看时段的实时排名前三的视频进行采样。如有重复的主播入选,则顺移一位进行采样。本文拟定样本量采集表如下,以供参考。

(二)研究类目构建与编码表设计

本研究编码设计援引学者郑欣关于视频低俗内容分析相关指标,在此基础之上加以细化并且进行操作化编码,根据视频分析的几大构成要素:节目形式、语言、视觉等入手,设计低俗现象研究编码。本文编码表主要由基础信息统计和低俗现象表征两个方面构成。具体编码表与编码细则如下:

研究编码表:

基础信息统计:

(1)主播性别:1=男;2=女

(2)主播人物属性:1=实名认证(明星、网红、有提供微博等);0=非实名认证;

(3)视频制作方式:1=PGC生产方式(专业生产内容);

2=UGC生产方式(用户生产内容);

(4)表演方式: 1=才艺表演(包括唱歌舞蹈乐器等才艺、也包括游戏操作展示,超过样本视频录制时长二分之一的即视作主要内容);

2=生活秀(直播日常生活琐事,包括吃饭,睡觉,开车等);

3=漫谈聊天(样品视频中以无目的聊天为主,占取视频时长过半);

低俗现象表征:

(5)语言低俗:1=有;0=没有;

(包括出现脏话,聊天语言暧昧等语言)

(6)视觉低俗:1=有;0=没有;

(包括出现辱骂、暴露纹身等暴力镜头;裸露、情色等涉性镜头;奇装异服,哗众取宠)

(7)内容低俗:1=有;0=没有;

(拜金主义,渲染奢侈享受;宣传涉黑涉黄事件;传播消极处世思想)

(8)弹幕低俗:1=有;0=没有;

(弹幕中出现含有涉及暴力、情色等元素的语言)

(三)编码员信度检验

本文共有三位编码员,抽取样本之外的20个视频进行分析。编码可靠性达到0.83.单个变量编码一致性均在0.8以上。

(四)研究结果

本研究基于移动视频直播热门的三个平台随机抽样了135个视频,每个视频随机观看五分钟,得到基础信息统计如下:在收录的样本视频中,视频主播性别比例相当,男性主播为55人,女性主播为80人。通过微博或者备注进行实名认证的主播为28人,没有认证备注信息的主播为107人。视频由专业团队制作的,比如大型游戏赛事直播,在进行观察到三个时间段中,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之间的视频直播观看人数最多,早上时段八点到十点多观看人数多于午后一点到三点的时段。視频直播的形式以才艺展示和漫谈闲聊为主,135个视频中,以才艺展示为主的视频为53个,以漫谈聊天为主题的有58个,直播日常生活主题的视频为24个。在135个样本视频中,共有103个视频出现低俗问题,占样本总量的76%。由此可见,虽然国家不断加强监控力度,但视频直播平台的低俗现象占比依旧很高。

通过对出现低俗现象的视频进一步分析整理,笔者发现移动视频直播的低俗现象依然存在,只是由显性恶俗走向了隐形低俗。当前的低俗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语言低俗和内容低俗构成视频低俗主体。在样本视频分析中,语言低俗问题视频高达总体低俗样本视频的69%。内容低俗问题占比同样突出,占低俗视频总量的52%。在语言低俗类型中,涉及暧昧、挑逗等问题的软性色情现象高发,通过暴力语言宣扬崇尚武力和所谓江湖义气的行为也屡见不鲜。然而,这些语言低俗问题很难为目前现有的检测条件所掌握。内容低俗类型中,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为主的消极思想风气盛行,在直播过程中为了索取礼物的低俗行为不胜枚举。

2.低俗现象多发在聊天漫谈的形式中。在移动视频直播的主要表现形式中,以才艺表演与生活秀中涉及的低俗现象较低,仅有15%和13%,而以聊天为主题的表现形式中,低俗现象多发。低俗现象视频占聊天样本视频的70%;

3.弹幕低俗现象不容小觑。通过对移动视频直播时弹幕中出现的低俗行为统计,共有81段视频出现了弹幕低俗行为(在观测时间中出现三次及以上的涉及暴力和色情语言),占总体样本视频的比重高达79%。

综上可见,虽然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是在目前的移动视频直播中,低俗化现象依然存在,在短时期内很难得到彻底的治理。从历史角度来看,“低俗文化在人类历史中的各个阶段都会受到追捧,人性对低俗文化的迷恋无法根除,低俗文化也不会消亡,但这不代表社会不需要对低俗文化采取措施,也不代表低俗文化无法得到整治。”因此,找准根源,对症施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遏制低俗化现象的蔓延趋势,从而为将来进一步治理低俗化问题打牢基础,进而顺利实现移动视频直播由低俗向高雅、由病态向健康的转型。

四、拒绝低俗——移动视频直播的反低俗化的策略探讨

为了提高移动视频直播低俗化治理的针对性,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移动视频直播平台的低俗化的现状,在此基础上,相对全面地把握了移动视频直播低俗化的主要表征,并充分考虑到移动视频直播这一新媒介的自身独特性—实时性、互动性、便捷性。

在治理移动视频直播低俗化中,除了关注其自身独特性之外,应着眼于其三大主体平台、主播、受众在移动视频直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利益的驱使下,利用法律的空白与监管有效性的缺位,直播平台对低俗表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自身缺乏专业素养与表演技能的情况下,主播自身缺乏足够的演艺吸引力,为了“吸粉”、“吸金”,在直播中,主播们往往走低俗表演之路。对于部分精神世界较为空虚的受众来说,正是他们的低级趣味与低级文化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直播中低俗化的气焰。因此,从平台、主播、受众三方面入手,“三管齐下”,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能够提高移动视频直播低俗化治理的有效性。

(一)加强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

视频直播平台的低俗化根源在于直播平台的制作方和专业网红经济公司之间的利益共谋,“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利,他们拒绝承担社会责任,愿意为低俗直播开绿灯。” [4]

在平台的设计中,不同平台都设计了不同的低俗元素。例如,映客直播在为主播提供的礼物中设计了极具性内容暗示的小黄瓜和香蕉及皮鞭等,在图案设计中也含有极高的性暗示。花椒直播在用户注册使用的兴趣爱好里直接提供了“性感”和“丰满”等软性暗示的兴趣关键导向。受众在进行类似选择之后,便会在主界面接收到相关美女视频推送。斗鱼直播则在游戏直播中提供了美女解说版,这些女解说通常衣着暴露,妆容夸张。

对于直播平台来说,“在资本的运营过程中,当伦理道德遭遇现实的利益冲突,首先被放弃的便是道德。” [5] 因此,要加强对直播平台行业的管理,强调直播平台在直播内容低俗化中应承担的主体责任。首先,要明确界定低俗的直播内容的具体范围与内容,防止擦边球现象的出现。其次,相关网络监管部门制定具体的法规,明确处罚标准,加大处罚力度,对于情节严重的采取停业整顿的措施,提高平台的违规成本,起到威慑作用。

(二)提高主播群体素养、优化主播增收结构与方式

在移动视频直播中的低俗化问题的形成中,主播应承担一部分的责任。这主要与主播群体素质参差不齐,收入方式与结构不合理有关。首先,直播行业的准入门槛较低,以致主播群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次,主播群体基本上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直播内容千人一面,简单重复,缺乏新意。再次,就绝大多数职业主播而言,“打赏”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正是基于这样的打赏功能的考虑,主播会有意识通过弹幕互动来刺激“打赏”。

因此,提高主播群体素养,优化主播增收结构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强制实行主播实名制,有助于规范主播行为,鼓励主播职业化,能够帮助确立主播群体的职业与身份认同。此外,建立黑名单制度,完善粉丝监督举报制度。

加大平台组织对主播的专业培训的力度,“要让整个网络主播行业呈现良性的发展,其核心必然就要提升网络主播自身专业素质,不断创新网络直播的内容,不能一味地迎合受众。” [6] 在维持主播正常回报率的前提下,减少主播对“打赏”收入的依赖性,通过平台运作,加大电商、平台工资、代言、广告等收入来源。在“打赏”收入模式转型的情况下,主播能够不靠取悦粉丝来获取收入,从而不再以低俗文化来吸引粉丝、博取眼球,能够改善主播群体低俗、媚俗的特征。

(三)完善受众在移动直播平台的准入标准

从受众的角度出发治理直播的低俗化现象,堵不如疏,采取一定的限制性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单纯的“禁”显然是不足以达到0负面的效果,因此有必要进行合理的引导,引导受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审美观,自觉抵制直播中的低俗表演行为。

相关监管部门可以视情况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例施行开放实名身份验证的注册规定。针对15周岁以下的,暂不开放注册,针对18周岁以下的,单日打赏之类的平台消费设置一个上限值,一旦超过上限值,将在单日无法进行此类的平台活动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效果,但是最主要的还依赖于正确的疏导和引导。

按照堵不如疏的原则,应掌握受众的心理特点与现实需求,尤其是对于青少年,进行积极的引导。考虑到青少年的阶段性身心特征,可以将移动视频直播作为一种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树立正确世界观、价值观与审美观的教育方式。相关主流媒体以及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活动的直播。此外,还可以按照一定的算法原则,各平台在对未成年用户,可以进行一些健康有益的直播推荐,而针对那些有类似低俗文化标记的主播的直播,则可以有意识的降低其排位权重,减少其此类用户中的被推荐的次数与排名。

移动视频直播作为一种新的网络社交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低俗化的倾向污染了网络文化生态,尤其是對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不利影响。对此,必须坚决遏制、治理低俗化现象,相关网络监管部门应不断完善监管机制,创新监管方式,直播平台应加强行业自律与自我管理,主播群体必须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对于受众群体应限制与引导并举。在多方合力之下,不断提高治理移动视频直播低俗化现象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杨同庆、杨景越.论对传媒低俗化的治理对策[J].今传媒,2010(12):153.

[2] 周琪.由受众心理角度探究低俗网络直播受捧的原因[J].新闻研究导刊,2017(3):67.

[3] 曲涛、詹海平.当前网络直播存在的问题及监管建议[J].青年记者,2016(9):16.

[4] 赵禹桥.网络直播热的冷思考——“网络直播”现象的伦理思考[J].2016(15):346.

[5] 仇娟.浅析网络直播平台营销中的伦理问题 [J].视听,2017(1):110.

[6] 肖道会.网络文化畸形发展的原因及对策分析——对网络直播低俗化的思考 [J].改革与开放,2017(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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