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亦彭
“改革”一词最让近代以来的中国人魂牵梦绕,而近代史谈改革,最绕不开的便是“戊戌变法”。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始,至9月21日慈禧太后自颐和园“回銮”“训政”终,百余日里,各方势力,各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最令人印象深刻当属以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六君子”为代表的一众“维新党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豪气干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同袍大义,无不给世人呈现出了维新党人为信仰生、为信仰死且“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壮烈。也正是这种豪气,这种大义,这种壮烈,使得戊戌变法最终成为康有为、梁启超辈构建并至今仍在我们眼中呈现的那个改革神话。
其实戊戌年的这场变法,即便没有康梁,也会以某种别的形式展开。自甲午战后,一个“变”字就已成为传统精英群体的普遍诉求。但尽管如此,康有为等人的上位也着实是一个异数。翻看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的内阁上谕,此时的光绪帝对康梁所谓的“变法自强”似乎并不感冒,反而更倾向于洋务派提出的所谓“借法自强”。譬如对盛宣怀,当他“奏陈自强大计并请开设银行、设立达成馆”时,光绪帝不仅自己详加批阅,同时还谕令军机大臣、总理衙门以及户部“妥议具奏”,而对他有关练兵、开设银行、添设学堂等关涉新政的具体举措,更是照单全收,直接谕令户部与各省封疆大吏“实力举办”。相比之下,康有为等人的变法奏议却没有如很多人臆想中的那样引起光绪帝的关注,上谕档中少有痕迹,而康有为等人在这种境遇之下能够实现所谓“逆袭”,着实还要拜翁同龢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