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指示的理论初探
——以美国英语为例

王 春 荣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200241)

一、前言

在西方理论语言学尤其是语义学和语用学中，指示(deixis)一直以来是语言学家、语言哲学家、符号学家们热议的课题，因为指示体现了语言和语境之间最明显、最直接的关系。该术语最早源自古希腊语deiktikos，意思是指向或表明(point to or show)。罗马语法学家用拉丁词demonstrativus翻译了古希腊语法著作中的deiktikos，于是后来语言哲学中就兴起了对含有指示词(demonstratives)的句子的真值条件的研究。到了20世纪，指示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引起了西方语言学家的关注。诸如皮尔斯(Peirce C.S.)、布鲁格曼(Brugmann K.)、诺林(Noreen A.)等语言学家纷纷开展了对指示的探讨。1934年，奥地利语言学家比勒(Bühler K.)提出了指示场(index field，德语Zeigfeld)，奠定了指示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并把人称指示、空间指示、时间指示看作指示的三个基本类型。到了20世纪70至90年代，莱昂斯(Lyons J.)和菲尔默(Fillmore C.)在比勒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指示中心”(deictic center)的概念，指出指示是在以说话人为中心的时空语境中展开并被解释。英国语用学家列文森(Levinson S.)于1983年在其专著《语用学》中花了一个章节来系统回顾前人有关指示的研究，并延伸指示类型至五种：人称指示、时间指示、空间指示、语篇指示和社交指示。[1]62之后，列文森发表数篇有关指示的论文，进一步阐述了语言指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指示的普遍性、复杂性、界定问题等)。[2][3]直至21世纪，《跨学科研究学刊》(AcademicJournalofInterdisciplinaryStudies)发表了《现代语言学内外的指示》(“Deixis in Modern Linguistics and Outside”)一文，[4]全面回顾了指示的定义特征、语境分层和指示类型，进一步确认了列文森的相关论断，并指出了指示研究对语言学和相关科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