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人的关帝崇拜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一个例证

贾发义,〔新加坡〕李志贤

(1.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2.新加坡国立大学 文学暨社会科学院,新加坡 117570)

东南亚关帝崇拜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一个例证。伴随着一批批东南沿海华人“下南洋”,东南亚地区关帝崇拜的庙宇建筑数量日益增加,庙宇碑铭也相应地大量出现。笔者接触这些珍贵的碑刻资料后,考察了一些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情况,发现这些资料的利用尚不充分,似仍有深入细致研究的必要,故不揣浅陋草成小文,意在抛砖引玉。

关帝崇拜的对象是关羽。关羽为东汉末年刘备麾下将领,晋朝陈寿《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有关羽最早和最原始的记载,内容概括了关羽一生的重要历史片断及其后嗣的情况。两晋南北朝的纪传体史书中也有一些与关羽相关的记载,反映关羽勇猛的武将形象,但级别并不是很高。值得注意的是,裴松之所注的《三国志》中,关羽的故事中混入了“神异之迹”,这些“神异之迹”与后来的关帝崇拜有相当直接的关系。唐五代关羽崇拜似以民间为主,已经提及其人格中的忠勇仁义等内容,也有役使鬼神之兵的记载,但总体来说,关羽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还不太高。*诸多学者持此观点。如:刘海燕《从民间到经典：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生成演变史论》，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颜清洋《从关羽到关帝》，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胡小伟《关公崇拜溯源》(上、下册)，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从宋代以后关羽的地位开始逐步提高,宋徽宗先后封其为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明神宗封其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羽成为上统天界、下临人间的“帝王”。由于朝廷的持续推崇和加封,民间关羽崇拜在明代掀起高潮,供奉关帝的庙宇遍布全国各地,老幼妇孺无不祭拜,终年四季香火旺盛。清朝继承和发展了尊崇关羽的做法,顺治封其为忠义神武大帝,之后加封不断,以致累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与此同时,民间关帝崇拜现象更胜于明代,祭祀关帝的活动不分地域、不分老幼、不分节令地举行,清代朝廷和民间的关帝崇拜超越了宗教、历史、阶级等限定,几乎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寄托和凝聚象征。

一 东南亚关帝崇拜的时空分布

明清以来,伴随着广东、福建、海南等地大量华人的“下南洋”,关帝崇拜也被华人们移植到广大的东南亚地区。笔者依据《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马来西亚华文碑铭萃编》《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泰国华文铭刻汇编》等资料,整理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的寺庙、会馆等碑铭77条,并根据国家、地区、寺庙(会馆)名、祭祀情况、建寺时间、文物古迹等内容绘制了《东南亚关帝崇拜碑铭表》(表略)。这些碑铭是现今能看到关帝崇拜最直接的证明,但这些碑铭只是东南亚地区关帝崇拜遗迹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遗迹已经消失。现依据上述碑铭记载,梳理东南亚地区关帝崇拜的时空分布。[注]根据相关庙宇文物遗存，关帝崇拜的名称不同，粗略统计，有关圣帝君、协天大(上/圣)帝、山西夫子、关圣帝、关帝、山西一人等；庙宇名称也有多种，如关帝庙、协天宫、关圣庙、崇圣宫、武帝庙、武庙等。在下文的论述中,笔者会根据学者们的田野调查,补充和增加有关遗址的内容并加以分析。

(一)时间分布

为了较准确地统计东南亚地区关帝崇拜的时间分布,笔者把77条碑铭的时间按先后顺序排列统计(如表1)。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年代久远、原迹丢失变化等原因,有个别庙宇的时间不是非常确切,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只能依照本庙宇所保存的与关帝崇拜相关的联、额、匾等有确切时间记载,来确定本庙宇的修建时间。

表1 东南亚地区关帝崇拜碑铭所见时间分布表

表1显示,东南亚地区的关帝崇拜遗迹,最早也在清朝,没有明朝时期的遗迹。这并不是说,明朝及明朝之前没有华人南下东南亚地区,没有关帝崇拜的史实,而是因为明朝之前的关帝崇拜的历史遗迹随时间已自然消失,也说明大规模的中国沿海地区的民众下南洋并形成华人社会关帝崇拜的时段,集中在清朝以后。

进一步看,清朝顺治、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均有少量关帝庙建筑,说明此时下南洋的中国沿海民众数量还不多,只形成了星星点点、相对集中的华人居住区。华人下南洋数量少的原因应该与清政府的闭关禁令有直接的关系。道光年间,东南亚地区关帝庙宇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有6座关帝庙。联系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新航路的开辟,导致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殖民者前往东亚、东南亚地区探险和开拓殖民地。东南亚的不少地区沦为殖民者的领地。同时,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在184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清朝道光帝统治时期,由于国内外的形势,清政府对沿海地区的管理力不从心,沿海民众遂乘机大量南下谋生创业,形成了第一个下南洋的小高潮。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清朝光绪年间。这一时段是清朝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一面是清政府内部有识之士谋求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以强国强种的变革来壮大国家力量;另一面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来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这是上层社会的动态。下层民众也自发地举起了反抗的旗帜,比如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社会的动荡和战争加剧了民众生活的艰难,为了生存和发展,北方民众开始了走西口、闯关东,东南沿海的民众开始下南洋。与此同时的东南亚形势是,荷兰、英国殖民者为了开发东南亚,攫取更多的原料,也需要大量的工人。内外形势的结合,导致了在清朝光绪年间大量的广东、福建、海南、广西等地的民众下南洋的现实。光绪年间,东南亚地区38座关帝庙的营建,就是上述地区民众下南洋的真实反映,这些关帝庙代表着一个个的华人聚落的形成。

第三次高潮是民国以后。随着清政府的逊位和民国政府的成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动荡的时期。一方面是民国政府的管理不力和军阀混战,另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为了寻求生存,东南沿海地区的民众再次南涉重洋,奔赴东南亚的各个岛屿。[注]庄国土认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从17世纪至今有四次浪潮：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80年代中叶至中国改革开放。庄国土《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浪潮》，《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1期，第69-81页。

(二)空间分布

马来西亚华人关帝崇拜的遗迹较多。如首都吉隆坡,吉打州的大溪大年,森美兰州的瓜拉比朥,槟城(州),丁加奴州,沙巴州的拉哈拿督、山打根、仙本拿等地。印度尼西亚岛屿众多,关帝信仰也几乎遍及各岛。如首都雅加达的椰城;北苏门答腊的棉兰、马甘、寥内、北干峇鲁;南苏门答腊的巨港、理洋、梹港、烈港、昔兰;西爪哇的万隆、井里汶、文登、三宝垅;中爪哇的芝朥札、龟津、绒纲、碟里、玛郎、杜板;加里曼丹岛西部的坤甸、喃吧哇、山口洋、大王肚,岛南部的马辰,岛东部的三马林达;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等地。泰国的首都曼谷吞武里,Southeast sub-region的巴真,Lower central sub-region的佛丕、乐丕,Northeast region的武里南,North region的清迈、芳县,South region的尖喷、洛坤、普吉、素叻、董里,Southern Border Region的北大年、耶拉等地。新加坡作为城市国家,关帝崇拜的历史遗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兹不赘述。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这个城市最早发展是因为有大量的锡矿,当年东南沿海的大量华人在吉隆坡开采锡矿。吉打州位于马来半岛的西北端,是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港口,盛产稻米,是马来西亚的“鱼米之乡”。森美兰位于马来半岛西南部,紧邻马六甲,是著名的锡矿中心。槟城是马来半岛西海岸外侧的一个独立岛屿,是英国最早在远东殖民的贸易自由港,在莱特开辟槟城之前,槟榔屿已经是东西方贸易途经马六甲海峡并可以取得良好品质饮用水的地方。丁加奴州是马来半岛东部的一个海港,历史上捕鱼业很发达,也是有名的贸易港口。与前述几个位于马来半岛上的州不同,沙巴位于东马来西亚,它与沙捞越两个州位于加里曼丹岛的北部和东北部,有大规模的甘蔗、胡椒、甘蜜、橡胶等种植园。[注]参见：林水檺、骆静山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1984年。林水檺、何启良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全三册)，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88年。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印度尼西亚的岛屿很多,但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中南部、苏拉威西岛,还有介于爪哇岛和苏岛之间的邦加岛、勿里洞岛,都与华人移民有直接的关系。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是华人移民较早且持续时间较长的地方,关帝崇拜遗址包括万隆、井里汶、文登、三宝垅、芝朥札、龟津、文池兰、北加浪、浮炉惹里、知甲、梭栳、越拉漠、日惹、泗水、厕村、绒纲、碟里、玛郎、杜板、坤甸、喃吧哇、山口洋、大王肚、马辰、三马林达等众多地方,这是因为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便利的港口条件便于经商贸易,大量的未开垦的土地便于耕种。之后,随着荷兰殖民者开发苏门答腊岛、苏拉威西岛等地,大量的华人涌入这些岛屿。[注]参见：温广益等编著《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李学民、黄昆章著《印尼华侨史(古代至1949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至于泰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北至清迈、芳县,南至北大年,西至普吉岛,都已经有大批的华人居住。美国学者施坚雅早在1956年完成的专著《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一书中,已经较详细地记述了华人在泰国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1]

综上,关帝崇拜的地域分布体现出几个特点:一是分布于各国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交通便利的贸易港口城市；二是分布地域广,几乎包括了东南亚各大岛屿和半岛；三是均有比较充裕的资源,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当然,必须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统计是基于现今还存有关帝庙宇碑铭和遗迹的地区,另还有许多虽有关帝崇拜,但已经失去相关历史遗迹的地区,因此,东南亚地区关帝崇拜的实际地域分布应该更大一些。

(三)移神原因

华人移民东南亚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跨度达数世纪。[注]学者们一般认为汉代以来即有华人移民东南亚,唐宋以后渐多,元明清三代依时间顺序移民数量大量增加。参见：陈烈甫著《东南亚洲的华侨、华人与华裔》,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移民的原因也有很多。[注]近代华人移民东南亚的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原因是谋生。各地华人移民原因分别参见:林水檺、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出版,1984年,第18-29页。温广益、蔡仁龙等编著《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190-204页。〔美〕施坚雅著:《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8-74、182-190页。在华人移民的过程中,神灵象征物也随着他们被迁移到东南亚。移神原因至少有两点:其一,祈神是华人移民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习俗。中国封建社会中,每当重大节日,各大庙宇人潮涌动,香火不熄,前来祈求风调雨顺、合家平安、除危解厄等的人们络绎不绝。这样的生活习俗已经融汇在华人的头脑中,等到了异国他乡他们一无所有,还要面对陌生的环境、孤独的煎熬,特别需要精神的寄托,于是敬崇神灵、祈求护佑。而故乡祖祖辈辈祭祀的神灵,如观音菩萨、土地公、航海神妈祖、关帝以及各自家乡的地方守护神等等,成为他们精神寄托的最熟悉的载体。如高伟浓在《下南洋》一书中指出:“有趣的是,在南洋华侨社会中,对人们生活影响无所不在的神要算关公和妈祖。”[2] 238-239其二,祈求故乡庙宇祭祀的神灵保佑他们旅途的安全。华人移民背井离乡前来东南亚地区时,“由于意识到远赴异乡前途未卜,加上漂洋渡海祸福难料,一般都会随身携带来自家乡的乡土神或香火袋,将家族长期崇祀的守护神分灵南来,与移民们一同迁移过海,称为‘移神’。”[3] 34

二 东南亚关帝崇拜的特点

东南亚关帝崇拜是随着移民浪潮而来的,但具体的崇拜除了中国传统的方式外,为了适应东南亚当地的现实环境和条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关帝崇拜三个阶段:家祀、社群祀、超群祀

华人移民经历千难万险终于平安抵达后,一般会在落脚地设立简陋私庙以供奉乡土神或香火袋,这些神灵中就包括关帝。许源泰指出:“随着生活日渐安定,经济能力逐渐茁壮,移民们则进一步将这些简陋私庙扩建成群众集会的公庙,或演变为以奉祀乡土神等作为号召的‘神庙兼会馆’之复合体形式。”[3]34许先生在这里把早期华人移民祭祀神灵的复杂情况一带而过,当然是因其论述所需,而笔者却认为,这个过程不容忽略,因为“私庙”与“公庙”的差别内涵非常丰富。简单地说,私庙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祭祀方式,反映了华人社会未完全形成时的状况,而公庙则是群体华人祭祀的方式,反映了华人社群的形成。

关帝崇拜的第一阶段应该是家祀阶段。在这一阶段内,华人群体社会还没有形成,虽然关帝崇拜早在故乡就已经形成,但移居海外的华人对关帝崇拜的方式还只是各家各户的个体祭拜。这一方面是华人移民数量少、规模小,还没有形成群居的聚落;另一方面是移民来到东南亚的华人还是独自生存、接触不多,也还没有出现领袖性的人物。这一阶段的时间应该不短,虽然现存的关帝崇拜的遗迹多为华人社群时期留下的,但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说明。如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建于清顺治七年(1650)的金德院:“初建时比较简陋,闽粤华人到印尼落脚后,常建一些比较简陋的住屋,或叫‘亚答厝’居住……奉祈家乡带去的神明……以后华人越来越多,资力逐渐丰厚,便募捐建造了传统式的宫庙。‘金德院’在1740年的‘红溪惨案’中被毁,经1754、1755、1757、1767、1769和十九世纪等的几次重修,大殿奉侍有观音、妈祖、关帝、城隍爷、福德正神、达摩、十八罗汉、花公花婆等广泛受到华人崇拜的神明,其周围又建了地藏庙、玄坛宫、惠泽庙。”[4]

金德庙是我们能搜集到的与关帝崇拜相关的最早的庙宇,从上文的描述中可以得知,金德庙初建时的情况,应该就是私庙的性质,随后随着华人渐多,资财雄厚时又改修为规模较大的宫庙式建筑,这种宫庙式建筑就具有公庙的性质。再如泰国素叻海南公所关帝庙建庙碑描述了庙宇的演变:“第初造于篱笆港也,地之湫溢,庙僅草茅,则刘老安、罗文章、郭诗诵倡联众,备砖瓦以迁造于本屯焉。”[5]599从碑文中可以看出,素叻的关帝庙最早建在篱笆港内,庙宇最早只是个茅草屋,地势低洼,地方狭小,后来在三位乡人的倡导下,才迁至素叻,并用砖瓦结构替代了茅草屋。也反映了关帝崇拜由家祀阶段向公庙阶段的演进。

第二阶段的公庙归属于社群祀。公庙社群祀阶段大概处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这类庙宇在收集到的关帝崇拜遗址中最为常见。此阶段的关帝崇拜庙宇多以方言为基础的华人“帮”派领袖或者较有权威的首脑为主导捐资建立,这些领袖和首脑多出身于拥有巨资的商人或实业家。比如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广肇会馆协天宫,马来西亚槟城的嘉庆会馆、丁加奴州的琼州会馆、东马沙巴州拉哈拿督的关帝古庙、沙巴山打根的三圣宫、沙巴仙本拿的三圣庙;新加坡的福建会馆天福宫、宁阳会馆、广福古庙；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南靖武庙、苏门答腊岛棉兰的关帝庙、清音禅寺、武帝庙、崇圣宫、巨港的关帝庙、理洋的协天宫、武帝庙、梹港和烈港的关帝庙、昔兰的协天宫、爪哇岛上的万隆协天宫、杜板的关圣庙、加里曼丹岛坤甸的关帝庙、喃吧哇的三圣宫、山口洋的协天宫、苏拉威西岛上望加锡的广东联义会馆关帝庙;泰国曼谷的关帝古庙、关帝庙、顺兴宫、吞武里的关圣帝庙、乐丕和佛丕的关帝庙、清迈武庙、芳县三庙组合中的关圣殿、尖喷的关圣帝庙、洛坤的关帝庙、素叻的海南公所、董里的关圣帝君庙等。这些祀奉关帝的公庙是所在地区的华人社群的集体记忆,起到了唤醒同乡情结,凝聚华人社群人心的作用。

第三阶段是超群祀。这一阶段是由东南亚华人社会超越方言帮派的社群领袖为主导建立的,是华人社会凝聚和统一的更高阶段。超群祀多产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跨越地域和方言限制的“会”或“总会”,另一种是模拟血亲的“义祠”。第一种情况有泰国曼谷的客属总管,东南亚各国的“中华总会”。第二种情况有马来西亚槟城的刘关张赵庙、印度尼西亚泗水、雅加达的古城会馆、棉兰巴甘的古城会、泰国耶拉的刘关张赵义祠等。而第二种模拟血亲的超群祀又是主流,这种现象与私会党的出现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6]马来西亚学者王琛发在研究东南亚地区会党与关帝崇拜关系时指出:“回顾南洋天地会的历史,观察它的活动,还会发现‘关云长’名号频频出现在会党秘密一面,尤其是一再出现在天地会秘密的入会仪式以及日常使用的暗语,关帝信仰文化显然深深影响会党的价值系统。另外,天地会也善于使用祭祀关帝的公开信仰场所掩护其日常活动,或者以关帝庙作为考察与接引新会众的‘外围’基础。”[7]277-308私会党的构成显然是超方言群的帮派,会党领袖通过复杂的关帝祭祀程序,利用关帝崇拜进行组织内部管理,以实现会党的目的。“随着派系观念的和解与消融,各自(会馆)的关帝信仰又变成可以互相分享的共同信仰经验。历史的结果显然不是各会馆分化了关帝信仰,反而显现了关帝信仰在南洋的本土化过程是极具体的遍布在每一方言群/会馆的历史积累。”[7]277-308东南亚地区的这种模拟血亲的私会党,是华人关帝崇拜超群祀的一种典型类型。

(二)关帝崇拜的形式:以庙馆合一为主

中国大陆地区明清官方和民间的关帝崇拜,多修建关帝庙宇,主祀关帝。清朝以来,关帝庙有与会馆合一的趋势,早期的庙馆合一的建筑多见于山陕会馆,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等。[8]这种会馆是山西、陕西的商人在外地做生意时营建的集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为宗旨的同乡会馆建筑,是商业会馆与庙宇完美结合的建筑。

19世纪以来,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民众下南洋后,也在陌生的土地上营造庙馆合一的建筑,其中多为关帝庙与会馆的结合。如福建人陈笃生等人于道光二十年(1840)在新加坡营造的天福宫:“以中殿祀圣母神像,特表尊崇,于殿之东堂祀关圣帝君,于殿之西堂祀保生大帝,复于殿之后寝堂祀观音大士,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规模宏敞,栋宇聿新,神人以和,众庶悦豫,颜其宫曰天福者,盖谓神灵默祐如天之福也。”[9]57-57碑文反映出天福宫是集祭祀神灵、集体议事的场所。再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温道栢等人在新加坡发起重建的宁阳会馆:“正堂广大高明武帝诸神坐焉,附祠清静幽闲,先主位焉,盖上以答神恩下以妥先灵者须在是矣。至于祭毕而宴,毋分族姓之强弱,毋论人数之多寡,相视当如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况生同厥邑者乎,间有情事不均,众从公馆理处,以正纲常,以息怨怒,由是在家者,可以安心而无忧,羁栖者,亦听得所而无患,而可久可大之,规模由此基矣。”[9]184据碑文,宁阳会馆也是馆庙合一的建筑,既祭祀关帝,又祭祀祖先,还有团结同乡,解决纠纷等功能。马来西亚的关帝庙也多为馆庙结合,如槟城嘉应会馆:“系宫庙式建筑。分上下两幢,上堂设有神龛,供放先乡侨之纪念牌位,下堂则安有关公神座。”[10]772丁加奴的琼州会馆:“计我馆之建筑,因经济支绌,几经顿挫,再接再厉,五年六载,方庆完成。美奂美轮,古色古香,龙盘虎踞,水秀山明,先人为后辈侨居兴隆着想,可谓至矣。光绪念[廿]一年(1895)春吉日,迁水尾圣娘于天后宫中,并由秦盛号迁来天后圣母,同时奉忠义神于左侧,再由故乡携来海外孤魂神牌及百有八兄弟神牌,奉祀于右侧,从此神欣人乐,聚会有所,乡侨团结之心益增巩固,而前之水尾后庙,遂以为回春馆,以为乡侨偶抱采薪之忧者及外埠同乡来往寓宿之所。”[10]1174印度尼西亚也多为会馆合一的建筑,如雅加达的南靖公会就是和南靖武庙合一的:“本庙正厅供奉关圣帝君,每年阴历五月十三为圣诞日,照例奉祭宴会,并于是日开会,公布收支及结算簿记。后厅供奉戴家神旨,香火逐年照例祭祀焉。计清明祭扫坟墓一席、中元节二席、除夕一席。”[11]63除了地缘关系的会馆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会馆,即古城会馆,如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古城会馆:“但思古城之名由来,盖所以纪念三国时,刘关张赵四公事迹耳。乱世豪杰四海闻名,虽异姓兄弟而情如手足。共存荣,共患难,轻富贵,重气节,始终如一,可谓情至义尽,足为我后世鉴也。窃思吾人设立斯会馆之目的,盖因远离祖国,谋生此地,数年来苦无团结,每遇清明春祭之时,无定址,有事业生应声而无门,此倡建本会之所由立也。其宗旨无非以联络感情,促进互助,团结合作,和衷共济为原则。是故吾人欲得人助者,恒须助人,方能达于互相扶助之境,而符合本会设立之意焉。”还有一类更为特殊的是会馆、庙宇和学校合一的建筑,如泰国客属总会:“俾合学堂之形式,楼上设龛,以安关忠义像,余置堂舍以为进德学校,另设厅事以作客属会所。庶兴学无庸借地,会议可资办公,一举而数善备焉。”[5]177

东南亚地区的庙馆合一的关帝崇拜形式,是历史和现实使然的。新加坡学者韩山元在《从庙宇到会馆》一文中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庙宇一直是某个籍贯华人的联络中心与非正式总机构。这方面,(新加坡)福建会馆成立之前的天福宫是最好的例子。”[12]11-13韩山元还以琼州天后宫与海南会馆为例发表自己的看法:“究竟是先有‘宫’,还是先有‘馆’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先有‘宫’后有‘馆’,也有说‘宫’与‘馆’是同时创建的。一般相信,‘宫’与‘馆’基本上是在同一个年份创立的,时间即使有先后,相距也不会很大,大致上,琼州天后宫与海南(琼州)会馆在1854年创立是可以接受的说法。”[12]11-13韩先生的观点是中肯的,是符合实际的。这种情况就是前文所述的关帝崇拜的三个阶段中的第二个阶段,即社群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以庙宇为载体进行的方言群内的社群祀,通过神灵崇拜凝结方言群组织,并通过崇拜的形式,在华人社群中建立一种相对的权威,即是陈育崧先生所说的“绅权”[注]陈育崧强调:“‘绅权’寄托在‘绅士’身上。这种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层次,是‘地方威权’,掌握着一个地方社群的领导权力,是没有印把子的官,对整个社群起了积极的作用。‘绅权’的产生,是根据传统的,是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里面传留下来的东西。权力是依靠身份获得的,在中国是一套不变的秩序,可是流寓海外的华人,一些依靠都没有,还讲什么传统,什么身份。所以凭藉‘神权’来建立‘绅权’,是一个通达的捷径。同时使他的威信,无可动摇。”见陈育崧：《石叻古迹·序》，南洋学会，1975年，第2-3页。。其实,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会中庙馆合一的现象并非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注]谭志词对越南河内地区关帝庙宇研究时,认为作为祀奉关帝庙宇最多的河内地区,庙馆同处、亦庙亦馆的现象是普遍的,华人的会馆具有宗教职能。见谭志词:《越南河内历史上的关公庙与华侨华人》,《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

东南亚地区关帝信仰中这种庙馆合一的崇拜体系,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它既承袭了大陆地区为商业沟通施行的庙馆合一的传统形式,又根据海外华人的现实需求进行了变通。这种庙馆合一的形式,使关帝崇拜具有了更广阔的用途,集神灵崇拜与满足华人社会生活需求于一体,诸如节日祭祀、生老病死、社群生活等行为,均具有了群体的性质。

(三)并祀常例:关帝崇拜与多神崇拜

依据前述碑刻资料分析,东南亚华人庙宇几乎全是多神崇拜,只是有主祀和并祀的区别。主祀关帝的庙宇中一般还有多位神灵,如泰国North region清迈武庙,中央主祀关帝,右边附祀有妈祖,左边附祀大王和王后(可能是泰国国王和王后)[5]357,马来西亚吉隆坡广肇会馆的协天宫,主祀关帝,并祀天后元君、财帛星君等。[10]110新加坡宁阳会馆的正堂也是主祀关帝,并祀诸神和祖先。[9]184印度尼西亚棉兰关帝庙主祀关帝,并祀财帛星君、福德正神等神灵。[11]82除了主祀关帝为主的关帝庙、武庙等庙宇,更多的庙宇主祀的神灵并非关帝,关帝多与其他神灵并祀,如新加坡的天福宫,正殿主祀圣母,东堂祀关圣帝君,西堂祀保生大帝,后堂祀观音大士。[12]71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的棉兰地区有清音禅寺,中殿主祀是救苦三尊佛,而左殿有关圣帝君、财帛星君,右殿有天后圣母、注生娘娘。[11]93马来西亚丁加奴琼州会馆登嘉楼记载光绪时:“迁水尾圣娘于天后宫中,并由秦盛号迁来天后圣母,同时奉忠义神于左侧,再由故乡携来海外孤魂神牌及百有八兄弟神牌,奉祀于右侧。”[10]1173主祀的是水尾圣娘,并祀有妈祖天后圣母、忠义神关帝,另有海外孤魂及108位兄弟的神位。

华人多神崇拜的习俗也承袭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传统[注]据刘丽川研究,广东福建的客家人民间从神信仰的范围非常广泛,全国性的神灵有观音、玉皇大帝、道教神灵、文武二帝等;祖先崇拜有列祖列宗、神化的祖先;地方信仰有妈祖、山丘神明、地方神明等。参见刘丽川:《论客家民间多神信仰及其文化源头》,《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敬神祀神也是一种族群文化现象,多神崇拜则是潮州人信仰习俗的重要载体,是潮州很突出的地方特色。”[13]但是东南亚关帝崇拜在承袭的基础上又有所取舍和变通,带有很强的地域特征。1946年,民俗学家谢云声以新加坡为个案,探讨了东南亚地区多神崇拜的民俗,谢氏把新加坡的民间信仰神灵分为儒教神明和道教神明,其中儒教神明包括:大伯公、天后圣母、关圣帝君、保生大帝、文昌帝君、鲁班公、清水祖师、城隍爷、华佗等。[14]16稍后的1958年,时任英国海峡殖民地的英籍警察Comber Leon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罗列出新加坡华人最崇拜和主祀的七位神明:关帝、九皇爷、观音、天后圣母、哪吒三太子、大伯公、齐天大圣。[15]15-39从两位先生对新加坡多神崇拜的研究得知,这些最受欢迎的神灵多具有其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可以解决海外华人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如因诚信正义作为战神、财神等多重功能的关帝,救苦救难的观音,保护航行平安的妈祖天后圣母,对土地和财富守护的大伯公,保证生命健康平安的保生大帝,护佑智慧求取功名的文昌帝君,匠人的鼻祖鲁班神,甚至神话中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也因本性善良、降妖伏魔而受到华人的崇拜和祭祀。李天锡在专著中曾站在全球华人的高度,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世界各地、包括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主要民间信仰,他认为华人民间信仰中最受欢迎和流行的是妈祖、关帝、观音、城隍、玄天上帝、吴真人、玉皇大帝与九皇大帝、大伯公与土地神、大峰祖师与青山王、王爷、女神等神灵信仰。[16]与前面两位学者的统计相比较,确实东南亚与其他地区的华人崇拜的偶像略有不同,这恐怕也是中国大陆本土民间信仰在华人移民社会中的取舍和在地化的结果。

三 东南亚关帝崇拜的功能和意义

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指出:“关帝的形象对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但他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亦会传达到其他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说法如何被‘连锁语义’(semantic chain)连贯起来:针对其结义的忠诚被转化为对政权的忠诚;英雄在庙宇、社群、国家的保护,巧妙地转变为对健康和财富的赐予。关帝神话的连锁语义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其记录反映了国家和社群的不断转变的需要。”[注]〔美〕Prasenjit Duara.Superscuibing Symbols:The Myth of Guandi,Chinese God of War.转引自〔新加坡〕李焯然:《从人到神——谈关帝信仰的形成》,载于新民日报主编《新加坡民俗导览:庙宇文化》(第四本),焦点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第15页。可见关帝崇拜的形成和演变是社会环境和政治阶层心理需求的折射,是具有一定的功能和意义的崇拜。东南亚华人关帝崇拜的功能和意义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唤起华人对故乡的集体记忆

东南亚地区华人的关帝崇拜最初阶段只是家祀。当一批批的华人为了生计等诸多原因,被迫离开故乡,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一个个陌生的地方,安土重迁的意念驱使他们在陌生的地方建立一个熟悉的家园,于是在故乡日常生活中的关帝被移植过来,他们在家中或离房子不远的简易亚答屋中供奉随身携来的关帝神像,竖起关帝的牌位,仿佛在家乡一样祭拜。当南来华人渐多,形成华人聚落后,在一些华人领袖的倡导下,民众纷纷捐资修建关帝庙宇,成为华人聚落集体祭祀的公庙,这些公庙基本上按照故乡的关帝庙的样式修建[注]因年代久远,这些庙宇经过多次的翻修、重建,在保存中国建筑文化特色的同时,渐渐融入南洋建筑的风情。康格温博士认为,在象征祥瑞、象征多子、象征登科者等方面,新加坡的庙宇建筑保持了中国特色,而在装饰人物的肤色、装饰植物的形貌、庙宇色彩与装饰气氛方面,融入了南洋的风情。参见康格温:《当东方遇见南洋:新加坡华人庙宇建筑文化特色》,载于新明日报《新加坡民俗导览:庙宇文化》(第三本),焦点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10-13页。,往往规模宏大、金碧辉煌。公庙所用的建筑材料和寺庙用品诸如铜铁钟、香炉等也多来自故乡。[注]如马来西亚森美兰瓜拉比朥三圣宫的“武帝殿”钟铭即载有“光绪辛丑年(1901)仲秋吉旦隆盛炉造”;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印度尼西亚烈港的关帝庙中钟铭上有“烈港众弟子敬奉,同治三年八月吉立,隆盛炉造”；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棉兰武帝庙中的“协天大帝”钟铭刻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沐恩弟子海邑刘腾敬奉,香港协源炉造,光绪二十三年(1897)孟冬吉旦立”;建于清光绪十年(1885)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万隆关帝庙内的铁钟刻有“关圣帝君堂前风调雨顺,众信女敬奉,光绪乙巳年(1905)元月吉旦万隆埠,粤东信昌厂造”；建于光绪八年(1882)印度尼西亚棉兰关帝庙中的一个香炉,上刻“协天宫,沐恩宁邑庠生刘国泰、刘元景仝敬奉,粤东城天平街仁兴店造,光绪十六年(1890)岁次庚寅仲春吉旦”;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关帝庙有两个铜香炉,分别刻有“关圣帝君,敬顺堂敬送,永盛□(炉?),光绪贰拾叁年(1897)季冬旭立”,“武帝殿,沐恩信士杏和堂、张法杰、张春芳、张法俊敬送,省城天平街天成造,宣统二年(1910)孟冬”。隆盛炉、信昌厂、仁兴店、永盛□等铸造机构多出自广东,协源炉在香港。

甚至在为关帝庙进献的牌匾上,华人也没有忘记故乡。如在马来西亚的沙巴山打根三圣宫的一个匾上书写着“佑我琼南,琼州众弟子奉送,光绪十三年(1887)岁次丁亥孟秋榖旦”,此庙门的对联是“恩波爱粤海 地脉接神山”;泰国素叻海南公所关帝庙的一个仪仗牌上刻着:“德及南邦,沐恩弟子刘统径为平安敬奉,光绪九年(1883)夏月吉旦”。这些匾联上所书的“佑我琼南”“德及南邦”“恩波爱粤海”等字样,呈现出关帝崇拜是沟通移民华人与故乡联系的方式。

华人还把关帝崇拜与故乡的宗法习俗相结合,在庙内除供奉关帝外,还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如新加坡宁阳会馆内除主祀关帝外,在清静幽闲的附祠内还供奉着先主的牌位;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南靖庙,主祀关帝,后厅中也供戴家祖先神主牌位。印尼泗水刘关张赵异姓结为血亲所建立的古城会馆中,也附祠有四姓先祖的牌位。李天锡认为:“看到他们的神主牌位,必然会联想到故国家园,这是毫无疑义的。海外华侨华人把关帝与祖先神牌共奉一庙,在它身上寄托着浓郁的乡土观念和故国情怀是非常清楚的。”[17]

东南亚华人通过建筑、雕塑、铜铭、祖先牌位等一系列的实物,把故乡生活场景移植到陌生的移民环境中,既唤起他们对故乡的集体记忆,又成为他们开创新生活的精神动力。

(二)体现了华人互助合作的精神

东南亚馆庙合一的关帝崇拜,体现了华人在海外互助合作的精神。重建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新加坡宁阳会馆碑刻云:“适以时和会群分者于斯,类聚者亦于斯,敬建神灵而奉祀之,以介眉寿以迓鸿庥,正堂广大高明武帝诸神坐焉,附祠清静幽闲,先主位焉,盖上以答神恩下以妥先灵者须在是矣。至于祭毕而宴,毋分族姓之强弱,毋论人数之多寡,相视当如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况生同厥邑者乎,间有情事不均,众从公馆理处,以正纲常,以息怨怒,由是在家者,可以安心而无忧,羁栖者,亦听得所而无患,而可久可大之,规模由此基矣。”[9]184从碑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宁阳会馆祀奉关帝和先祖,是希望忠义之神关帝和乡人的先祖们能护佑海外的宁阳人能像兄弟一样团结起来,通过互助合作,化解生活中的矛盾,和谐相处,开创同乡们在海外的新事业。创建于嘉庆六年(1801)的马来西亚槟城嘉应会馆奉祀关帝,该会馆照顾同乡开发异地过程的养生送死,接纳南来同乡,教导大家认识环境,安排成员到马来半岛内陆工作,照顾失业和生病的乡人;而同乡选举会馆的负责人,是年年由自愿服务的乡亲在关帝的神灵之前掷茭[注]“掷茭”又称“掷珓”,是古代占卜术的重要形式,萌芽于唐,盛于宋元,衰败于明清,前后持续一千多年。特点是器具简单、操作方便,既有公开性又具私密性。明清以后多流行于华人社会中。参见曲文军:《“掷珓”习俗考》,《民俗研究》2002年第4期。,敬请神明选出担任一年职务的头家和炉主,主持会馆的各项工作。[18]13嘉应的同乡在关帝神灵前问卜打卦选出同乡会馆的负责人和关帝庙的主持者头家或炉主,一为管理好关帝庙,二为帮助乡人解决养生送死的问题,也是华人互助合作例子,只是在选择会馆负责人的问题上,乡人们都相信关帝神灵的公平公正和公心。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古城会馆,其宗旨也说:“窃思吾人设立斯会馆之目的,盖因远离祖国,谋生此地,数年来苦无团结,每遇清明春祭之时,无定址,有事业生应声而无门,此倡建本会之所由立也。其宗旨无非以联络感情,促进互助,团结合作,和衷共济为原则。是故吾人欲得人助者,恒须助人,方能达于互相扶助之境,而符合本会设立之意焉。”[11]第二卷:99碑文也反映了因关帝崇拜而创建的古城会馆,是为了联络感情、促进互助。泰国客属总会《客属华侨公建进德学校关忠义庙客属会所纪念碑》记载:“俾合学堂之形式,楼上设龛,以安关忠义像,余置堂舍以为进德学校,另设厅事以作客属会所。”[5]177-178是客家人因崇拜英雄关帝,把馆庙合一的建筑进行了扩展,创建了进德学校,以供华人子弟学习文化知识,也是互助合作的典型例子。

通过关帝崇拜的精神作用,带给东南亚华人的移民生活诸多的便利,他们消融争端、团结和谐、互助合作,为谋求自己更好的生活,也为更好地开发东南亚地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传承和弘扬忠义等传统道德

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移民对关帝的崇拜并不是盲从盲信,他们对关帝主要的生平事迹和优美传说是耳熟能详的,如桃园三结义、忠于蜀汉、恩报曹操、单刀赴会、秉烛读《春秋》等故事,被华人们写到关帝庙庙门的楹联上,如“万古桃园生秀色,千年神武见英风”“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古城圣迹垂万世，桃园义气传千秋”“协持汉室,天赋忠心”“扶汉室而荡寇伏魔忠心宛在,奉神灵而馨香永祀庙貌常新”“白马乌牛引出丹心一点,青龙偃月劈开鼎足三分”“义气重桃园一片忠心扶汉室, 馨香崇圣世千秋庙貌镇南天”“秉烛避嫌此夜赤心长忆汉,华容报德当时白眼已无曹”“桃园名重千古,单刀秉烛于今”“性喜麟经独明尊王大义,志在汉室多建讨贼奇功”“秉烛岂避嫌此日心中惟有汉,华容非报德当时眼底已无曹”“国重身轻汉室有公常不朽,兄恭弟友桃园大义久弥彰”“伐魏征吴谁比一时事业,称王颂帝孰同千古馨香”“高义结桃园为弟为兄慷慨一言成骨肉,精忠昭汉代允文允武艰难百战识君臣”。从这些楹联可以看出,华人对关帝生平事迹非常熟悉,就连三国时期的史事也非常了解。

华人在熟悉关帝的基础上,对其忠诚勇敢正义的人格品质进行了褒扬和称赞。如关帝庙宇的门联或柱联上有“忠心贯日月、义气配乾坤”“气壮山河千秋义勇无双士,心昭日月万古精忠多一”“古城圣迹垂万世,桃园义气传千秋”“忠心扶汉室驰驱时无忘赤帝,义气重桃园隐微处不愧青天”“万古精忠冲日月,千秋大义贯乾坤”“义气高风悠悠随天地同化,忠心赤胆耿耿与日月齐光”“千古英明垂宇宙,一生忠义满乾坤”“人间正气常存忠义宜彰,汉室河山永在名臣辈出”“万古勋名垂国史,千秋义勇壮山河”“义存汉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片心”“全终全始抱满腔忠义心存汉室,至大至刚维万古纲常志在春秋”“协天功恩昭日月,关帝威德布乾坤”“结义桃园义薄云天誉,尽忠汉室忠垂史册荣”“义勇兼全久已馨香传后世,忠诚备至迄今灵宇震寰区”等颂扬关帝品质的语句。马来西亚吉打大溪大年的古城会馆关帝庙中在介绍古城会馆渊源时,专门讲述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并配有英文讲解。

与其说这些语句是歌颂关帝的优秀品质,不如说是东南亚华人希望通过赞扬关帝来鼓舞和鞭策他们自己。华人期望能够吸取关帝由人而神的经历,弘扬关帝忠勇仁义的人格魅力,在陌生的土地上开创美好的人生。为此,他们把关帝本地化了,如泰国曼谷的关圣庙楹联有“圣功扶汉室,帝泽布湄江”“新高居曼谷中心遍观春曙丹霞秋宵碧月,气仰仗天尊潜力永布熙朝声教盛民威仪”,楹联表达了泰国华人祈望关帝能安居曼谷,恩泽华人,并期望关帝的忠勇仁义之精神能在曼谷发扬光大。泰国耶拉的刘关张赵义祠的楹联“念先人义结桃园全心全意匡汉室,欣吾辈谊联勿洞群策群力展宏猷”,更是希望华人能全心全意地弘扬关帝义薄云天的精神,群策群力大展宏图。又如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万隆协天宫楹联“世界代新军人模范忠义在所不移,潮流日异神道式微公像依然瞻拜”,体现了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期望在世界浩浩荡荡的潮流中,继续弘扬关帝忠义的精神,使之成为世界军人永恒的模范。

(四)护佑移民生活安定的福祉

《易经》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意思是说圣人能够体认到这种玄妙的道理并用以教化众生,从而为民众所使用。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华人移民东南亚各国后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这从东南亚各国庙宇的碑刻中可以反映出来。新加坡重修广福古庙碑开篇即道:“昔人以神道设教,无不深义存焉……后世不德者多,得神之辅者少,故委为效验无彰,以轻神道,良可哀也。不知观音有作桥之助,龙王有救旱之功,护国庇民,帝主加封于元后,盖天古佛贤,皇晋爵于关公,善者为神,有自来矣。”[9]184马来西亚槟城的三块碑刻,如广福宫碑也说:“昔先王以神道设教,其有功斯世者,虽山隅海澨,舟车所至者,莫不立庙,以祀其神。”[10]526清云岩碑也说:“圣人云:鬼神之为德,甚盛矣乎,是知神之为人所崇祀者,以其道德高深,声灵赫濯,能保黎民也。”[10]584海珠大公伯庙碑云:“生以为英,没以为神。”[10]521诸碑文显示了这些信息:其一,强调神道设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二,创建重修这些庙宇,是为了护佑华人移民；其三,供奉的人神,生前是人性善良或道德高深的英雄,死后成为护佑人类的神灵。

关帝一生戎马生涯,为人善良、英勇善战、忠诚守义,凝聚着万世共仰的忠、义、信、智、仁、勇精神,为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所封祀,为佛教和道教所推崇,更为民间社会所顶礼膜拜,可以说是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华夏英灵。正如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焦大卫(David Jordan)所说:“我尊敬你们的这一位大神,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他的仁、义、智、勇直到现在仍有意义,仁就是爱心,义就是信誉,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怕困难。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你们的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19]因此,关帝成为几乎全球所有移民华人祀奉的神灵。

东南亚研究著名学者梁康伯博士(Dr.Leon Comber)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于1958年撰写了《寻庙:新加坡华人庙宇》,在开篇总论新加坡华人崇拜的神灵时说:“第一个受到新加坡华人普遍信仰的神明是关帝,或者叫关公、战神。至少,他最常被国外人提到,人们习惯用‘战神’来称呼他,尽管对他的称呼可能传达了错误的印象。他并不是因为身怀高强武艺而受到人们崇奉的,而是因为他是忠诚、正义、无畏的化身。仅仅具有武力而没有其他品质并不会给华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不是一个残暴荒淫的暴君,而是扶危救困的英雄。他也是许多与战争无关的行业的保护神,其中就包括文学之神、侦探保护神和华人私会党保护神。”[20]17尽管梁博士考察的是新加坡的神灵,但实际的情况是,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关帝也是华人普遍崇拜的神灵。依据笔者统计,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祀奉关帝的庙宇中,华人捐奉的牌匾上书“同庇樾荫”“圣恩广庇”“圣神文武”“德被生灵”“大显威灵”“德配天地”“泽敷万世”“知恩德报”“恩被海国”“灵应”“保生灵”“惠障恩”“保我黎民”“圣德恩波”“威灵显赫”“有求则应”“怀德畏威”等文字;铜铁钟铭上刻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声闻万里,游子思家,善恶必报,神已先知”等文字；楹联中写有“庙貌巍峨地灵人杰,神功浩荡物阜民康”“帝德配章长开泰运,天生神武翼展宏图”“协天施德泽万民同沾雨露,大帝布仁慈百姓共沐圣恩”。这些牌匾和楹联上的文字,是东南亚华人向自己所崇拜的关帝最直接的诉求,他们希望关帝神灵能够保佑风调雨顺、物阜民康,甚至希望保佑自己的故乡能国泰民安,他们渴望这些祈祷能够得以灵验。尽管这些诉求不免有急功近利的嫌疑,但都是事关他们生产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反映了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关帝的护持和福佑的真实心愿。也可以说,关帝崇拜是东南亚华人祈求生活安定之福祉的心灵寄托和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