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的悖论认知

贺学耘 唐少君

重读楼宇烈先生的《王弼集校释》，颇有感悟。应该说，这部《王弼集校释》是迄今为止学界公认最好的注本，既通俗明了又提纲挈领。王弼的《周易注》在东晋时期被列入官学，他的《老子注》后来被收入十三经注本中，而其《论语释疑》大都侠失，只有零星片语保存了下来。

曹魏年间，名教已不再维系人心，一些清醒的思想家开始在名教之外寻求思维出路，王弼选择了《周易》《老子》和《论语》这三部代表性的经典作注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其意义是深远的。王弼是魏晋玄学重要的思想家，他以老注易，以玄注老，提出了“本末”“有无”“体用”“一多”“众寡”“动静”等一系列哲学范畴，将老子的宇宙生成论上升到宇宙本体论，从玄学思辨的高度来透视社会、思考现实，其哲学思维和认知模式值得今人研究。

老子在其五千言的开篇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王弼的解释是：“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一章注）

这里的“指事造形”，在许慎的《说文解宇·论六书》的解释是：“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周易·系辞上》曰：“造形”乃指“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显然，可识可见、有形有象的具体东西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道”和“名”，因为真正的“道”和“名”是不可识、不可见的。按王弼的话来说，那就是“不可道，不可名也”。在他看来，“道”的玄理似乎永远无法言说，虽“道”无可说，又不能回避不说。王弼认为：

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称最大也……故曰：“强为之

名曰大。”（二十五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