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四十多岁，才知道古龙有多天才

杨早

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小说，古龙的武侠小说只是武侠。

那个叫古龙的作家，要是还活着，今年就80岁了。我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读到了他的作品——这样的句子一般用来说那些怀才不遇生前落魄的作家。但是古龙不是，他在30岁前就已经是港台武侠小说界一只会下金蛋的鹅，一位30岁前就已经完成了《大旗英雄传》《名剑风流》《武林外史》《绝代双骄》《楚留香传奇》的作家，怎么夸他都不为过吧。

另一个世界的人

古龙去世的1985年，我才12岁，新派武侠小说里只读过《书剑恩仇录》和《萍踪侠影》。1983年版无线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在成都与自贡的有线电视台大火时，坊间突然以“影视文学”的名义出现了好几种版本，有全本有简编，但很少有人知道古龙。

记得很清楚，1983年第一次看到古龙的作品全非名作，而是《游侠录》，古龙1960年22岁时的“少作”，还不是正式出版的盗版，是那种传说是印刷厂工人干的私活儿，纸张粗糙，经常有铅字印错或向左向右侧翻90度。蓝本的封面，连幅画都没有，就是三个大字“游侠录”，两个小字“古龙”。

最要命的是，这本从同学手里转借来的书还只是中册，上下册已不知流向何方。而这种不知头尾的半途阅读，却最能激发人的想象力：一场塞外的铁血争斗，诡异的番僧，下毒与反下毒，无影人倏忽来去，山洞里的怪老人……

最惊人的是“游侠”谢铿报父仇误杀黑铁手，被杀父仇人无影人言语挤对，只能当众自断双臂……天哪，前面都发生了什么？谢铿断了臂还誓言要报父仇，他凭什么？这一切都长久成谜，没有上册的缘由，没有下册的结局，青羊宫旁边的地摊上也见不到这书的全本。我为了这个故事惶惶了很久，将那本《游侠录》中册反反复复读了十几遍。

很多年后才读到全本，不用说，失望至极。古龙的早期主要是在模仿，学金庸，学卧龙生，学柳残阳，需要仔细阅读，才能从字里行间看出这位年轻人想象力的富饶。

上了初中之后，我的零用钱几乎全贡献给了正街上与少湖路口那两个租书摊，《楚留香传奇》《多情剑客无情剑》《绝代双骄》《圆月弯刀》……像潮水一样涌进我的视野，他迅速成了金庸之外唯一让人心驰神摇的武侠作家。

就在这时，我在一本完全不记得名字的通俗杂志上看到了古龙的死讯。语焉不详，只记得倪匡用48瓶XO白兰地给他陪葬的壮举——天地良心，那时我连XO瓶子都没见过。因此古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物。

现在任何信息，只要你有心查找，大抵总是能找到。然而1980年代的茫然无知，其实也是一种幸福。1985年的某一天，我在县城正街的租书摊上以加速度读完了宝文堂书店出版的《鹿鼎记》，在第五册的《后记》里，金庸提到了那副著名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我登时忘了还书，就坐在竹椅上，读过的金庸小说一部部从心上流过。突然，我像解开了密码一样，破译了对联里的每一个字代表的作品：原来，我已经将金庸的武侠小说读完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就像小时候在装宝塔糖的铁皮盒子里掏伊拉克蜜枣，你总以为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直到反复掏摸仍一无所获，你才发现刚才吃掉的就是整包蜜枣的最后一颗。那种绝望、茫然、酸楚、悔恨的心情，只会发生在物质与精神都匮乏的年代。

我从此就一门心思找古龙的书看。那时坊间已经渐渐出现了“吉龙”“古龙名”这样的小说，而且不良书商会拿陈青云、曹若冰、高庸的作品冒充古龙。当时自诩眼光不错，只认风格不认人名，一本书翻几页就能知道是不是古龙作品。但其实熟悉的，只是古龙中期之后的那种简洁快速的文风，所以放过了一些早期作品如《护花铃》不说，也曾误判过一本不署名的《天仙方侠》是古龙作品。

1980年代的很多父母不让孩子读武侠小说。好在父亲也是此中同好，他不会租书看，所以经常要听我推荐。有一次晚上路过书摊，我向父亲推荐北方文艺版的《萧十一郎》，封面很雅致，像是一个变形的唐朝诗人。父亲微笑着问：确实好看吗？不好看你出钱哦！然后买下那本灰色封面很像本正经作品的小说。

另一次，我本来是去中学附近的报亭买《龙门阵》，哪知看到新出的两册《欢乐英雄》，立时便走不动路了。当时一个月的零花钱是五元，两本《欢乐英雄》定价4.8元，这是一笔大钱。我恋恋地走回学校，几次想回头又忍住。到了下午放学，我还是忍不住，飞奔去买下了这套书。

很长一段時间，《萧十一郎》和《欢乐英雄》是我家自有产权的两套古龙作品，我也就将它们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

无法点评的作者

1990年开始，读武侠小说是知识分子圈中的某种时尚，陈平原师便是从那时候开始写《千古文人侠客梦》。

那几年父亲他们师兄弟每年都会聚会，除了吃饭，总有几个人在一间屋里高谈阔论，而另有几个人在别的屋子里默默阅读。金庸大家都已读完，古龙就成了这种聚会阅读的首选。

记得有一年在某师叔家，我从进门起就扑到一套《白玉老虎》上，发挥租书摊练就的目速，下午四点多告辞前终于读完了三大册，不至于回家还牵肠挂肚——主人家自己还没读完，自然不便借走。

还记得聚会时某师叔说过一句话：我们读到中文系研究生，如果要我们来写小说，结构语言人物意义都不在话下，最难的，反而是情节——情节其实是最难的。那时对此言深以为然，还看到报纸上报道：著名小说家莫言某年元旦闭门读了三天《绝代双骄》，对记者感叹“不可思议”——这似乎为我喜欢古龙加上了一道价值的保险，让人一边爽，还可以一边保持文化上的某种优越感。

后来看王怜花的《古金兵器谱》，知道大师兄王风在北大中文系1984级读书时，遍览海淀租书屋里的武侠小说，下断语曰：“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小说，古龙的武侠小说只是武侠。”王风兄的观感不知道后来有无变化，但这句话被同宿舍的王怜花写进《古金兵器谱》，似乎王风就成为“拥金派”的代表。

知识分子对古龙的心情比较复杂，不像面对金庸那样亲切。1997年香港回归后，施爱东兄的《点评金庸》颇受好评，据说金庸本人也很认同。出版社想趁热打铁，约他续写《点评古龙》，爱东觉得他对古龙不够熟，拉我来做。我从出版社领了一套珠海出版社的古龙作品集，花一个暑假重读了一遍，尝试着写了千把字，但总觉得缺乏抓手，不像金庸那样方便从历史、政治、文化、人物各种角度切入。举步维艰，又要考研，这个写作计划在静默中流产了。

彻底的求“新”求“变”

21世纪之后，读古龙就比较少了。世纪末那两年流行读温瑞安与黄易，隔壁宿舍有位老兄，特别推崇温瑞安。按他的说法，梁羽生自创天山派的时间轴，像大户人家的家谱一样不肯断绝，就算闷死也要一代一代往下走，而且天山派永远天下第一，全无惊喜。

金庸的聪明之处在于历史与虚构之间随脚出入，借历史为小说之用，颇得虚实之妙。但温瑞安更厉害的是创造了一个南宋江湖，从不同帮派、机构的角度进入展示这个世界，四大名捕是一条路，戚少商是一条路，王小石又是一条路，七帮八派九连环，任何一处都可以进入这个世界。

古龙他没有评价，或许是不太看得上。其实读过古龙作品集的人，对他那篇《新与变（〈大人物〉代序）》都不会陌生。这位淡江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成名之后，饱受“高级读者”歧视之苦，因而反思武侠小说的模式化问题。

他说：“《红与黑》写的是一个少年如何引诱别人妻子的心理过程；《国际机场》写的是一个人在极度危险中如何重新认清自我；《小妇人》写的是青春与欢乐；《老人与海》写的是勇气的价值和生命的可贵；《人鼠之间》写的是人性的骄傲和卑贱…… 这些伟大的作家，用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有力地刻画出人性，表达了他们的主题，使读者在为他们书中的人物悲欢感动之余，还能对这世上的人与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些。他们表现的方式往往令人拍案叫绝。 这么样的故事，这么样的写法，武侠小说也一样可以用，为什么偏偏没有人写过？”

古龙分析中国武侠小说史，称近代武侠，至还珠楼主一变，至王度庐朱贞木又一变，至金庸又一变，因此古龙的理想是“总有一天，我们也能将武侠小说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独立的风格！让武侠小说也能在文学的领域中占一席之地，让别人不能否认它的价值。让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来看武侠小说！”

这篇文章写于1969年，这年古龙31岁，之后的十八年中，古龙确实一直在求新求变。后期最大的成就，当然是《陆小凤传奇》《七种武器》《三少爷的剑》，还有《天涯·明月·刀》等等，虽然不乏为钱而写的行活，但求新求变之心一直未变。

有人说，古龙不如金庸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十年大修大改的时间与精力。看过金庸小说初刊版，我承认如果不是后来的大修改，金庸小说的文学等级要低不少。但古龙即使有时间精力去大改，也未必能裨益太多，他的优势在于创意，在于想象力，甚至是冷峻淩厉又夹叙夹议的语言风格。这些，都不是修改能有多大进益的。相较于多少会“以学为诗”的金大侠，古龙几乎是纯靠天才在写作。

聪明人各有各的聪明法。传说金庸写连载，总是请朋友们众议故事的走向与结局，然后他选择一条与众议完全不同的道路。而古龙为稿约所迫，又有西方文学的基础与向往，小说中多有对西方通俗小说的模仿，如楚留香身上有詹姆斯·邦德的影子，《流星·蝴蝶·剑》不少情节直接取自《教父》。

其实梁羽生写《七剑下天山》里的凌未风也是模仿《牛虻》，金庸《书剑恩仇录》也有梅里美小说的痕迹。但是古龙与梁金的区别，在于他不再追求“古人像古人”，而是一切从现代读者的思路出发，侦探、悬疑、奇幻，中国通俗文学里不擅长的类型，他都会一一尝试。像“香帅从不杀人，只会将坏人交给法律”的设定，简直是快意恩仇的传统武侠难以想象的。

彻底颠覆了“武”和“侠”

在所有武侠小说家里，古龙的“求新、求变”是最彻底的。他把“武”和“侠”两个字都进行了颠覆性的书写。

武侠小说前辈如郑证因，本身就是武术高手；金庸虽然不会武术，但能令内地的武僧认为他是同道中人。古龙则根本不想在这方面跟前辈竞争，他强调“动作”不是“打”：“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是简单，短而有力的，虎虎有生气的，不落俗套的。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先制造冲突，情感的冲突，事件的冲突，尽力将各种冲突堆构成一个高潮。然后你制造气氛，紧张的气氛，肃杀的气氛，用气氛烘托动作的刺激。”

这种理念甚至影响了武侠电影的发展。曾经有评论比较港台两地的动作片，港片强调硬桥硬马的“功夫”，讲究拳拳到肉，而台湾动作片注重情景、氛围的烘托，也是受到了日本剑侠片注重环境的影响。很难说古龙的动作理念与这种电影风格孰先孰后，或许说互相影响比较准确，最后是古龙小说形成了“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剑光一闪，生死立判”的独特动作风格。

说到“侠”，梁羽生笔下主角永远是正派侠士。金庸一直也在塑造“侠之大者”，或者令狐冲石破天这样的自由斗士，临到收笔，才敢写一个韦小宝这样的小流氓。古龙则笔下几乎每个角色都亦正亦邪，正邪难辨。《大人物》里那个大头鬼杨凡，几乎是他的自画像，但确实贡献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侠客形象。在武侠人物形象方面，古龙的贡献堪称石破天惊，其原创性与预见性，要到他逝世三十余年后，似乎才看得更清楚。

就以我最熟悉的《萧十一郎》与《欢乐英雄》为例。《萧十一郎》早于《狼图腾》三十多年提出了狼与羊的立场问题。虽然萧十一郎对风四娘与沈璧君都是一副君子相，但他作为名满天下的大盗，不是没有原因的。萧十一郎喜欢哼的那首歌，歌词我到现在还记得：“暮春三月，羊欢草长。天寒地冻，问谁饲狼？人心怜羊，狼心独怆，天心难测，世情如霜……”《萧十一郎》创作于1970年，但传入大陆几乎伴着齐秦的《狼》，两者相映成趣，当然比起《狼图腾》来，《萧十一郎》还属于安全的范畴，但对狼立场的同情，对当时的“政治正确”也算是某种冲击。另外《萧十一郎》提出的“大侠/大盗也要吃饭”的理念，也是打破了还珠楼主以来江湖脱离现实的倾向。这种观念后来在《大人物》里被宣扬得更加彻底，再英俊的侠士，再动人的情怀，也要首先面对“吃饭问题”的考验。

至于《欢乐英雄》，我一直觉得是古龙作品里的一部神作，完全与别的武侠小说，包括古龙擅长的各种类型全然不同。这部创作于1971年的小说，几乎是一部提前了二十多年的古代版《老友记》。四个年轻人，从各自的家鄉来到富贵山庄，各自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过往与秘密。他们住在一起，一起找饭吃，一起对抗危险，应付困难，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事，全篇最动人之处，是四个年轻人之间的友谊与爱情。不管他们是江湖中的官二代，是狂人的女儿，是曾经的江洋大盗，或者像郭大路一样，就是一位经历简单的浪子，武功不高却热心助人，这些年轻人凑在一起，互相见证成长，也改变着阴郁功利的江湖。

所以《欢乐英雄》是古龙最具现代性的小说。你几乎不用去想这四个主角是不是古人，是何时的古人，你自己用现代社会的“年轻人”去想象他们，想象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走到一起，追求理想，改变人生。从1970年代到2010年代，这一点不曾改变。一部武侠小说，通篇几乎没有杀人、寻仇、称霸武林、拯救江湖，却能一件一件小事写下去，让读者付出会心的微笑，与深深的感动。古龙追求的“新”与“变”，在这部小说中达到了独一无二的境界。

一个45岁的胖子，想到大头仔古龙写出这部小说时才33岁，真是羡慕嫉妒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