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社会治理

周根才

摘 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课题。新时代要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须紧扣“治什么”、“誰来治”、“怎么治”的治理逻辑，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内涵，找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问题，探索出适合自身实际的社会治理路径，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治理；问题意识；治理结构；治理方式

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承受着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双重压力，以及消费社会、信息化、全球化乃至逆全球化的巨大冲击与挑战，社会治理的艰巨性也因此越来越凸显。[1]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内涵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治理是指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以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为核心，依法运用各种资源和多种手段解决（处理）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问题（关系）的过程。从实践维度上，需要做好三个方面事情：治什么？谁来治？怎么治？

治什么？就是要明晰新时代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务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类型、性质、特征、程度等。谁来治？要高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明晰依靠的核心、主导、协调和参与力量是哪些，即新时代社会治理结构优化问题。怎么治？要在法治的框架下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就是要采取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手段方式、选择怎样的路径来有效处理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务中不顺畅的关系。

二、新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社会治理在宏观制度结构和中观政策设计上有许多重大改革创新，但从微观实践来看，其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革创新才刚刚开始起步。[2]这种不协调的存在，使基层社会治理在实践中面临着一些深层次问题。

（一）家底不清，问题不明，没有解决好“治什么”的问题。社会治理从本质上讲就是要解决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中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把不顺畅的社会关系理顺，首先表现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没有全面掌握服务对象的需求状况，其次表现在对服务对象的需求中矛盾主次关系不明，再次表现在没有把问题类型弄清楚，没有把问题程度、问题原因等搞清楚，找不对问题症结，不能对症下药。

（二）治理结构不合理，协作困难，没有解决好“谁来治”的问题。当前，社会治理结构不合理、协作困难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三）方式不科学，过程不民主。一是多元治理模式中政府与社会之间缺乏良性互动机制。在治理实践中，政府治理所强调的是纵向秩序整合机制，这套机制在实践运行中常常与社会治理所借助的横向秩序协调机制相互抵牾、相互矛盾，并在各自运作的领域中自发地排斥另一套机制的涉入，实践过程中，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之间的互动常常处于脱节状态。[3]二是公共性建设缺乏有效的支持机制。社会治理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多元主体关系往往呈现个体化状态，基层治理部门往往难以塑造实质性的公共性，以致于多元治理缺乏持久、稳定的向心力，民主协商往往流于形式。三是社会活力的深层激发缺乏系统性的制度安排。社会组织发展并未与社区治理的结构形成深层次对接，各部门在购买服务时也常常“各自为政”，导致统一的公共服务外包市场难以成型，社会组织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这样，社会治理活力的充分释放所需要的制度条件仍显不足。[4]

三、不断探索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一）摸清家底，合理规划，解决好“治什么”的问题。摸清家底是解决好“治什么”的基础条件，其基本路径可以是“望闻问切”，即，从群众的喜怒哀乐中看出问题、看出需求，倾听群众心声，找寻群众诉求真意，问需于民、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找准社会治理中的难点和突破点，切中问题要害。其次，需要合理规划。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进行精心设计、科学规划。可以把“顶天立地，继往开来”作为其基本要求，即，规划既要具有科学性、前瞻性、战略性；又要立足自身实际，切忌好高骛远；同时还要借鉴各地社会治理经验；以及遵循社会治理规律，使规划具有可持续性。

（二）优化治理结构，构建一核多元融合共治体系，解决好“谁来治”的问题。社会治理应该是一个不同层级治理结构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党委是决策层、政府是施政层、社会和公众是受众层。中国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一核多元”的治理结构，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核心。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推动社会治理结构层级的无缝衔接，实现多元主体的融合共治。

（三）治理方式科学化，治理过程民主化，解决好“怎么治”的问题。其一，须推行精细精准化治理，实现简约高效。要建立健全多元主体良性互动机制，须加强党建对社会治理转型的引领与战略统筹功能。党建是保障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一种最重要的组织机制，也是确保基层公共部门逐步向社会“赋权”的同时能够有效实施秩序“把关”作用的重要组织机制。[5]其二，须加强基层社会公共性建设，夯实“善治”社会基础。公共性建设需要党组织来引领方向，需要进一步探索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机制，要充分发挥民主，广泛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凝聚基层社会组织和群众的智慧，达成广泛的共识，夯实“善治”社会基础。其三，须动员社会广泛参与，激发社会内生力。激发社会活力需要系统性的制度安排，首先要推进党建引领和吸纳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在推动协同治理方面，需要充分发挥党的制度整合力。其次，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将“互联网+”作为链接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平台。再次，完善“三社”联动机制。建立健全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支撑，以社工为主体的合作机制。形成“横向协调机制”与“纵向协作机制”相贯通的联动机制。以此来提高其贴近公众需求、提供公共服务、表达社会利益诉求的主动性，推动形成“三社联动”发展的新格局。[5]

参考文献

[1][2][4][5]李友梅.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内涵与新作为[J].社会学研究，2017（6）.

[3]李友梅.中国社会管理新格局下遭遇的问题——一种基于中观机制分析的视角[J].学术月刊，2012（7）.

[6]孙涛，敬志伟.以“三社联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N].学习时报，2016-10-27.

（作者单位：长丰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