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和 重建平常建筑

张永和 贾冬婷

过去40年，中国的变化有多大，大家都有切身感受。建筑领域的变化也不小，而且不止一次，我属于一个没落下的，都赶上了。

我父亲张开济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常常觉得，他非常疯狂。1967年，我们家被抄家，他也挨斗，但他却对我和我哥哥提出，“你们俩十来岁了，应该学英文了”，就去给我们找老师。到了第二年，有一天父亲问我：“如果有机会出国，你敢不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没有机会上大学，更没有机会出国，可是我爸就会想这些，跟当时的外部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

记得恢复高考之前的1976年，我还在北京稀土研究所工作，一次出差，从武汉坐船经长江去重庆，忽然听到船上大喇叭广播：“打倒四人帮了！”我对政治不大敏感，当时对将要来临的变化还没有明确意识，但对于以后要念书，因为我父亲，有一定精神准备。所以等到1977年能考大学了，我和我哥都没犹豫就考了。我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只读了三年没毕业，1980年后有机会出国了，我爸就极力怂恿。那时候出国的人还很少，私人护照的001号到004号我们也认识，是四兄弟，他们大概是1979年出去的，我哥是1980年，我是1981年。我可能是“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生里面，学建筑的第一个。

我到了美国，跟现在留学去精英学校不一样，我去了印第安纳州的波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后来我们就叫它“球大”。那是一个特别乡下的地方，周围只有一望无际的老玉米地，跟先锋的艺术、设计完全不沾边，我就在那里继续读完了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