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屈原推崇伍子胥的原因

欧阳洋博

摘 要：伍子胥与屈原都是先秦时期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但两者却褒贬差异甚大。在很多人眼中，伍子胥叛楚投吴，并帮助吴国灭掉楚国，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叛国贼，而屈原则是一位以身殉国的爱国诗人。然而，常人眼中的爱国大诗人却对他赞赏有加。本文对屈原和伍子胥进行比较，试从二者相似的身世遭遇，爱国气节，以及伍子胥在爱国方式方面较于屈原更为洒脱三方面深入分析，探究屈原推崇伍子胥的原因。

关键词：屈原伍子胥；比较；爱国观念

一、相似命运下的感慨推崇

屈原与伍子胥，一文臣，一武将，两人所走之路不同，但他们的命运却颇多相似之处。屈原，名平。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楚威王元年正月十四。屈原以上古帝王颛顼氏为先祖，属楚国公族。据《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侯”， 正道直行， 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因遭同僚上官大夫靳尚的嫉谗， 被绌放逐。屈原“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 ， 故忧愁幽思， 作诗抒怀。顷襄王时， 又被令尹子兰等陷害， 放逐江南。屈原溯湘江而上， 披发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 回程时自沉于汨罗江以明志。

伍子胥，同为楚国人，其生活在春秋末期，早了屈原200多年， 伍子胥的祖先伍举显于楚庄王时。其父伍奢官至太傅， 可谓簪缨世家。由于楚平王的迫害， 伍子胥投吴， 暗结公子光， 谋刺吴王僚成功， 阖闾（即公子光）得立。伍子胥任行人与将军之职， 与谋国政。行人，《周礼·秋官》有大小之分。“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 以亲诸侯。”“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 以待四方之使者。”这与屈原“接遇宾客， 应对诸侯”的职责相同。伍子胥勇敢善战， 多设奇计， 常取得胜利， 为“西破强楚， 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立下卓越功勋。吴王夫差也是在伍子胥的拥立下即位的，起初两人尚且可以共谋国事，后来大概因为伍子胥功高震主，且性情刚烈，君臣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加上伯等挑拨进谗， 子胥逐步，终因政见不同而失去了夫差的信任，被疏远， 遭怨愤， 最后， 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属镂之剑， 迫伍“自剄死”。

相似的经历，使屈原对伍子胥产生同病相怜的感慨，进而生出推崇之情。他说：“忠不必用兮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吾又何怨乎今之人。屈原歌咏伍子胥，是从伍忠于君国，却无辜遭受腐恶势力打击，迭遭厄难，身死国灭的悲惨境遇中，慨叹自身命运并担忧楚国前途。

二、爱国之心的惺惺相惜

在很多人眼中，伍子胥叛楚投吴，并帮助吴国灭掉楚国，这种行为对于曾经所属的楚国来说是不忠不义的。也因此，伍子胥成为了叛国贼。与主流认知相反，爱国大诗人屈原对他倾慕有加。究其原因，还是源于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因为两人同有赤子心，亦忠亦孝，因而相怜惜。屈原的忠君爱国已为世人所接受，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伍子胥的亦忠亦孝。

首先，谈爱国忠君，我们需明确何为爱国。在中国古代，爱国这一概念常与忠君一词密切相连，爱国就是忠君，忠君才是爱国。直到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之之后，才有通常意义上的爱国思想，在这之前爱国的标准是不统一的。这也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而伍子胥生活在一个仍在谋求争霸的时代，爱国基本等同于忠君。伍所处的春秋时期，君臣关系并没有后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样等级分明。一方面君对臣的确存在着专制性，但另一方面，君臣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有对等性的，《左传》中就有“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甚至在春秋时期，君弱臣强、政权下移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是被众人认同的。就此看来，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双方面的，君主若有德行上的亏损，臣下是可以以此反对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况且，诸侯之君不比周王，若其不义，更可以离去。而楚平王听信谗言，霸占儿媳，驱赶亲子，残害忠良，是为无道昏君，加上对伍子胥的父兄的残害，可以这样说，伍子胥与楚平王的君臣关系已然破裂，伍子胥杀楚平王为父兄报仇在道义上是被人认可的。

何况他在复仇之后， 为吴国的强大也是竭智尽忠。伍子胥自奔吴以后，即勤勉行事，侍奉两代吴王。夫差释越伐齐，伍子胥不惜多次进谏，而夫差不听，反而责怪伍子胥不自安恬逸，而以妖孽吴国，按夫差的想法，伍子胥既为前朝功臣，这时理应安适养老，不该对现时的决策说三道四。对此，伍子胥回答说：“……员不忍称疾辟易，以见王之亲为越之擒也。其实，伍子胥并非是要有意左右夫差的决策，而是忧心于吴国的命运，在谏言未被采纳的情况下竟以死争谏，而没有逃往齐国，这与其由楚奔吴的选择可形成对照，原因恐在于其早先受知于阖闾，而后遂忠于吴国了。

再者，我们来谈孝。从儒家思想来看，“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子胥父兄被杀，对他家族来说是一种耻辱，是值得同情的，为“雪耻”而复仇是一个具有基本道德礼仪人的正义举动。要做到“仁、义、礼、智”，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孝”。“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仁的根本，也是一个人具有同情心的根本，显然这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观念的反映。可见，伍子胥选择为父兄报仇，从儒家为人处世的原则来看也是被认可的。

正因为在忠君爱国观念上具有相同的志向，所以屈原对伍子胥的亦忠亦孝是非常认同且极为赞赏的.

三、洒脱入世的向往

屈原的“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他的干练，自信跃然纸上。屈原也曾被君王信任，在昭氏掌权的时代，屈原能任左徒之职，又作为特使出访，显然已受知于楚怀王了。但是，楚怀王后来昏庸，偏信谗言，又一再疏远屈原。所以，屈原忠君又怨君。在《惜往日》篇中，屈原首先回忆了当初为怀王所信任而承继先功、修明法度的美好情景：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诗。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其后又表达了自己遭谗言所疏而谏言不得上达的痛苦，如“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屈原在《惜往日》篇曾以百里奚、伊尹、吕望、宁戚为正面例子，以伍子胥、介子推为反面例子，来说明时遇（ 时运和际遇） 对君臣关系的影响。，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其实，屈原并非没有想过逃离楚国，只因其志向坚定，不忍为也。如他在《惜诵》篇中说“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离尤。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汝何之？ 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比较来看，因时代、性格和地位出身的不同，伍子胥与屈原的忠君爱国观念表现有异，伍子胥比屈原更为洒脱，更为进步。

伍子胥出现于春秋时期，此时虽然周室衰微，战争频仍，但传统的道德观念依然為社会较为普遍地崇尚；因而对君主道德的约束，对孝的观念的重视要强一些。伍子胥的复仇去楚投吴有了一定的道德支持。屈原则生活于君德浅薄、诸侯力政的战国，其时崇尚的是朝秦暮楚的纵横之士。“忠君”的屈原，已经成为了时代的另类。“楚之同姓， 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又因屈原自身出身为王室贵族，所在的出身，所顾忌的血缘导致他尽管再受迫害，也难以像伍子胥那样奋起复仇，因为他不能把自己的宗族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投身有德行的其他君主，反过来攻打楚国。“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 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 摇增翮逝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 岂能容吞舟之鱼！ 横江湖之兮， 固将制于蝼蚁。”《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中说那凤凰高漂远逝，翱翔于千仞之上，看到有德的君王就下来辅佐； 看到君王表现出无德的象征，就摇动翅膀，远走高飞，以保持自身人格的高尚。这样的做法潇洒如伍子胥可以做到，而屈原却是做不到的。

当伍子胥父兄无辜被楚王杀戮，自身也遭受追杀时，他同楚平王结下了血海冤仇。他没有忍气吞声，或者简单的愤愤不平。而是立志借助外力为父报仇，兄长的期许和嘱托更坚定了他报仇雪恨的信念。他在逃亡途中遇到好友申包胥，就“谓申包胥曰： 我必复楚国”公开宣言将倾覆楚国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样的决绝无疑是伍子胥所特有的，是屈原仅仅有想法却难以达到的。

“忠不必用兮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伍子胥所做的是屈原想做却不能做的，因而屈原对伍子胥的仰慕是必然的。他想像伍子胥一样快意恩仇，但由于出身限制，时代的变化，导致他只能默默忍耐，借离骚抒发忧愤之情，在心底向往伍子胥的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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