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马”造型艺术特征与民族文化表意

赵 媛

（内蒙古艺术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蒙古马”，是中国北方主要马品种之一，陪伴北方草原各民族生活、游牧、征战于欧亚大陆辽阔大地上，是草原文化的凝练与象征，是游牧民族引以为豪的文化图腾。“蒙古马”的称谓，源于蒙古高原地域特征和十三世纪崛起于草原深处的蒙古民族，他们以“马背民族”蜚声世界，蒙古族爱马、驯马、敬马，人与马的情感，深深植根于每一个人的心中。马给予人们力量，激发蒙古人内心对自然的热情与崇敬，因而创造出马与一个民族的文化脉络，形成了马与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情节与民族精神，骏马更是蒙古族草原艺术表现的最佳载体。

有关于马造型艺术，从大的方面讲，是整个欧亚草原动物风格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的驯化使畜牧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游牧人的迁徙使欧亚草原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同时也打通了与农耕文明的联系通道，文明地带的思想和艺术不知不觉中融入牧民的生活中。这些为草原动物风格艺术的兴起和传播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17)动物风格艺术品，将动物进行神化，注入超自然的力量，将人对神的崇拜和美好愿望嫁接到动物风格作品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草原动物题材造型中，有关于马的艺术题材可谓琳琅满目，多彩而丰富。远古时期的岩画、绘画、青铜饰品、图形图案、器物装饰、针织刺绣、浮雕圆雕等艺术作品上，马造型屡见不鲜，栩栩如生，一方面显示出草原游牧民族动物风格艺术作品特点，更多的是反映了游牧民族对马的崇拜、喜爱之情，以及马文化与草原游牧民族精神文化的承接与融合。

一、造型写实严谨、化繁为简

“马”，本义是孔武有力的家畜，许慎的说文解字将马解释为昂首怒目的动物，表勇猛之势。虽然蒙古马身形矮小，奔跑速度并不是很快，但是却有着极强的耐力，可以在复杂多样、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息，同时，蒙古马可以骑乘也可以载重，野外适应能力非同一般。因而，以蒙古马为原型的艺术创作中，艺术家从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角度入手进行创作，将马造型进行加工、想象再进行创作与实现。他们受到原始形态的自然启示，通过敏锐的观察，加入直觉与情感，利用自然材料、工艺、技巧，在精神的审视中可以完成既写实、又写意，既生动自然，又逸趣横生的作品。图1，出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学路北魏墓葬的“牵马陶俑”（见图1①，北魏牵马陶俑），由手工捏制烧造而成。男俑头戴风帽，手呈持缰状，身形健硕，穿窄袖长衣，腰间束以腰带，显现出马背民族的矫健。陶马俯首直立跟随，马背低，四肢短而有力，为典型的蒙古马种。

图1 北魏牵马陶俑

马背上置马鞍，马鞍后部有明显的数排乳钉进行装饰，显现出战马的配置。整组陶俑雄浑厚重，雕塑手法古朴、稚拙，显现出鲜卑匠人独特的审美情趣。细看马匹脸部造型，写实手法为主，口鼻、眼睑、鬃毛寥寥几笔，却将战马的状态尽情显现，表情温驯自然，与主人相互呼应，有极强的民间装饰意味。

另一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的“陶鞍马及胡人俑”（见图2，元代陶鞍马及胡人俑），是元代鞍马艺术品中写实手法的翘楚。这件作品马高27厘米，人高26厘米，表现出元代艺术匠人细致入微的细节观察力及高超的写实手法。陶马形态自然舒张，马首微昂，马的颈部、腹部、腿部无不与现实中的蒙古马一样，鬃毛根根入微，双眼圆睁作凝视状。马鞍鞍桥前高后低，马镫低垂紧贴腹部，造型严谨，细节刻画通透而完整，雕刻熟练详实，平铺直叙而意味悠长。立式陶人俑作回首状，关切的凝视着爱马，典型的北方胡人形象，脚穿长靴，腰束宽带，手作持缰形状。胡人与马的互动是作品特色之一，神情、动势定格为生活中常见的一瞬间，却显示出游牧民族人与马之间默契的精神依托。

写实，是中国传统造型的基础和主要创作手法，然而，地处中国北方边疆的塞外游牧民族艺术，却将写实风格和简化、夸张、抽象融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艺术格调，将“造型”与“造势”合二为一，用夸张的形态与表情充分表现对象，将动物、人物典型特征予以夸大，并省略、合并次要特征，超越自然形态的同时，将动势、气势有效渲染，达到神完气足的目的。以上两组陶器作品就充分展示了这种写实与写意共进的创作手法，作品全部将蒙古马短粗有力的腿足作为表现重点，通过腹部与腿足缩短比例的夸张写实手法，将蒙古马遒劲、浑厚、质朴的自然状态充分表现，具有诙谐、庄重的艺术风格。

二、构图格律优美，汲古创新

“格律”，是语言、文字中的结构与骨架，指规律、线律或理性的分割。延伸到视觉艺术领域，指造型、动势或色彩、构图结合理性思维与感性知觉，从形态分析入手，找到造型的主线，结合感性的认知进行组织与构图的方法。格律的视觉特点首先多存在于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中，如构图的均衡、对称、对比、和谐、节奏、韵律等，充分表现格律美。尤其是中国传统构型中对圆形、方形、角形等适合形态的应用，是神圣、圆满、和谐的象征。格律之美还表现在构图的形态、位置、大小、比例关系上，无形的骨骼代替有形的线面分割，将动物、植物、人物、景物糅合归纳，穿插补空、疏密有致的完成整体布局。“车马纹青铜牌”（见图3，东胡车马纹青铜牌）是早期北方游牧民族东胡的青铜作品，出土于赤峰翁牛特旗。铜饰牌呈长方形，四边有边框，框内镂雕人物、车马纹饰等。整个铜牌构图为一人在前引领，另一人赶车马跟随。马车高轮带棚，上饰精美花纹。马耳高高竖起，前肢健壮有力，车前坐一车夫，两人均为高鼻深目，脑后垂有长辫，系胡人出行的生动写照。铜牌整体为透雕形式，构图疏密有致，松紧适中，呈现和谐的节奏对比关系。画面虚实有度，车轮的轮辐、四周的纹饰装点、人的步幅动态、马的脚步间隙无不精准有序，黑白得当，韵律感油然而生。

图3 东胡车马纹青铜牌

“格律”表现出来的优美，主要存在于组织构图关系中。无论是单体图形还是连续纹样，结构都是形态建构最基本，最显著的要素之一。任何组织构型，都可以凭借形态的并列、接近、连接、重叠、透叠、分离等关系形成不同的视觉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形态之间特定的秩序，拥有特定的作用，表达特定的信息。“有机体必须细查它周围的环境，而且似乎还必须对照它最初对规律运动和变化所作的预测来确定它所接受到的信息的含义。我把这种内在的预测功能称作秩序感。”[2](4)构图的格律美，存在于秩序的知觉反映中，如情绪与运动、重复与意义，情景与逻辑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工艺美术中青铜艺术品在造型、器物、构图中充分表现出各种秩序关系及格律美。“鎏金飞马纹饰铜牌”（见图4，鲜卑鎏金飞马纹饰铜牌），为鲜卑青铜制品的典型器物。两件鎏金铜带饰形制相同，图案为对称关系，前宽厚窄，呈马蹄状，带饰用半浮雕手法雕刻而成，马纹样历经岁月侵蚀却依旧神采飞扬。飞马马鬃齐整，身形明显具有蒙古马的特征，粗壮前蹄平直后腿弯曲，马腹弯曲成半弧形，马尾高高扬起，呈现急速奔跑的态势。马的胸前肋下生有展翅双翼，配合上扬的马首、奋起的四肢以及马尾，形成驾云飞奔于天际的神马姿态，神采奕奕，巧夺天工。双翼神马四周空间，云水纹装饰其中，或漂浮，或卷曲，围绕在神马周围，将天上人间的情境表现的淋漓尽致。骏马生有双翼，是斯基泰动物风格造型特征的外延，表现出草原游牧民族将精神与祈盼寄托于超自然、超现实的动物塑造上，将奔跑的马和飞翔的鹰的结合更加深化了这一主题。

图4 鲜卑鎏金飞马纹饰铜牌

秩序感形成的格律美，并不单一的表现在理性的结构中，散点构图也能使画面气韵生动、丰满而活泼。在蒙古族传统刺绣工艺中，马造型为主构成的八骏图（见图5②，蒙古刺绣八骏图）打破了刺绣以植物花卉、鸟兽鱼虫为主的态势，形成蒙古族刺绣中的精品。北方游牧民族中东胡传有十牛八马短剑，因而，八骏的题材有来源于东胡这一传统题材之说。图5绣品中的八骏形象，各种形态，各有动势、各具特点。骏马或奔驰、或伫立、或觅食、或蜷卧，色彩也丰富而多样，有深有浅，有白有黑，或斑点、或花纹，或三三两两，或独自一行，浪漫主义色彩油然而生。骏马周围，以点线面形式散点安排不同事物，蒙古包、祥云、树木、花草，并不刻意布局，却显得悠然自得，自成一体。

三、动势意象为先、象征与达理并序

造型艺术的主要特征是“造形式之美”，重在表现事物的外部形态和典型特征，通过不同媒介与技巧塑造写实形态。然而，高超的造型能力更注重“以形写神”，传达描摹对象的“精、气、神”及艺术家的思想感情更需要靠“意象”深刻表达，充分调动观者的联想和想象能力来达到更高的艺术效果和情感交流。意象不同于单纯的具象或者抽象，意象凌驾于写实造型之上，它是抽象的升华，是情感活动的集中反映，也是理性与感性的深度结合。意象更能激起人艺术想象的空间， “准确说来，艺术想象就是为一个旧的内容发现一种新的形式。”[3](195)因而，艺术想象成就艺术创造，提升艺术形象。马造型艺术，最大的特点与马的本体有关，就是表现动势美为关键，要“寓静于动”，要重“气度”着“力度”，应将马造型的内在精神气质和外在形态完美结合，将体积、比例、色彩运用不同媒介熟练转换，形成独特的审美认识和审美情感。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的“披甲骑士马”是一件鲜卑的陶制艺术品（见图6，鲜卑陶艺披甲骑士马），是一件造型与动势具有完形意象特征的杰出作品。与之前牵马陶俑不同的是，作品是马与人的静态意象构成，人于马上，虽残缺不全，却显示出武士与马匹融为一体的气质和状态，结构、形式、构图、位置的经营无不独具匠心。这尊作品最为突出的是骏马的造型与动势，马的头部稍稍仰起，似乎在倾听主人的指挥，双耳直立，鬃毛编织成齐整的发辫，身形敦厚而姿态雄健，短尾下垂成静立状。骏马身披重甲，背上骑士左肢残缺，右手前伸紧握拳状，应握有长枪之类的兵器，整个陶俑造型，定位为即将奔赴战场的骑兵与坐骑，具有蓄势待发的雄浑气势。

图5 蒙古刺绣八骏图

图6 鲜卑陶艺披甲骑士马

意象。“简言之。意，就是指意念、想象和对现象的印象等；象则是形象，它与模仿的具象之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够通过视觉的表达方式，表现出自然中并不存在的东西，或者是指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而舍去细节的真实。”[4](146)也就是说，通过想象与艺术再现，高级的装饰摒弃忠实反映客观对象的手法，而是将心理反映与客观知觉相融合，提取、概括、表现内容之前有主动取舍的环节，舍弃次要信息，发掘和整理重要特征，这时候，意象的虚构和二次创造显现出其特殊性。这个过程，是具象事物到抽象归纳直至意象联想的总结和深化，最终表达的形式具有象征性与达理性，也是表现对象由主观描摹到客观装饰的过程，更具有艺术的纯粹审美价值。“盘踞式马纹金挂饰”（见图7，鲜卑盘踞式马纹金挂饰）是一件鲜卑族随身佩戴之物，现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此金饰为典型的鲜卑族金银器造型，以镂雕手法完成，形象简洁概括，形态夸张生动，形成均衡安静的视觉美感。挂牌中金马造型最为突出的是马的脸部特征和跪卧动势。故意拉长的脸部与放大的眼睛使造型活灵活现，与脸部形成对应的是同样拉长的颈部，肌肉凹凸有力，使整个马的身体呈现极强的柔韧美感。骏马呈蹲卧状，前腿收于腹下，后腿支撑身体，整个造型呈俯首状意味着战马为主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优美与悲壮并存，将信仰、创造与装饰有机融合，达到鲜卑时期动物造型表现的高峰。

图7 鲜卑盘踞式马纹金挂饰

四、意蕴深远含蓄，思维与文化重构

“所谓‘意蕴’，是指艺术作品内在的含义、意义或意味。”[5](403)意蕴是艺术作品深层内涵的体现，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可以让观众从另外的角度审视作品，从内在情感上体验作品，从现实与想象中接受作品。

草原游牧民族马文化与马造型艺术作品的意蕴，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是情与景、形与神的重构；二是意与境，物与我的重构。情与景，指的是艺术家将自己的情感注入到艺术作品之中，托物抒情，表达整个接受群体的思想、观念、审美以及与客观事物的相容相生。当然，这种情不只是某种单纯的情感和情绪，它是情与理的结合，可以将真情实感通过艺术作品转化成大众普遍接受和认知的典型形象，表达群体的态度和意见，形成积极的思维认同和民族文化。形与神，是艺术作品的精神，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思想与气质的核心力量。游牧民族马造型语言，具有单纯而鲜明的个性，呈现简练又豁达的情感，它表现出骏马艺术形象与游牧民族心灵最本质的东西，即对生命的尊重、对自然的热爱、对美的追求。高度凝练的创作手法，排除了复杂的细节刻画而注重造型内在气质的表达，在似与不似之间以少胜多，在精神与理念中传播文化。

意境代表意象和境界，之前提到，游牧民族马造型艺术的主要特征有意象之美，是创意与情境的结合。中国传统艺术思维有“尚象之说，”包括写实之具象、写意之抽象、抒情之兴象，同时将情与理融入到其中。意境就是将这种源于草原的原始艺术思维与游牧民族特有的形象思维结合，成为独特的创新思维的表达，反映出游牧民族集体意识的心理、认知和情感。集体意识代表了在一个群体中拥有约定俗成的认同感，从原始宗教、图腾、生殖崇拜等方面逐渐演化成民族集体意识，因而，典型的象征形态由此产生。骏马是草原上必不可少的家畜，也是牧民的朋友和亲人，这种深厚的情感积累，是物与我、自然与个体之间交流融合的过程，是一种真实而伟大的情感表露。意境与物、我之间不是单一的传达，而是集群体智慧酝酿、演化而成，是历经岁月更迭交替的人与物的转换，将多种形象变化、内涵表述、思维运动等条件综合起来，并按照艺术规律逐渐形成的，因而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的艺术魅力。

马造型艺术驰骋草原千年而历久弥新，从原始岩画到青铜器艺术，从蒙古刺绣到雕塑与传统家俱，骏马的身姿与形态形成灵活生动的造型与符号，镌刻在每一个草原人的心中。它以无形的先进性和经典性影响了时代、民族与审美，在生长与变化、调整与完善中打破保守形象，从固有形式中吐故纳新，影响着特定的游牧历史情境与草原精神文化，引人思考，发人深省。

注释：

①图1、图2、图3、图4、图6、图7均由作者拍摄于《千里马》（内部资料）一书。

②图5由作者拍摄于《蒙古族工艺美术》，阿木尔巴图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