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支出对农村贫困影响的实证研究

吴琼

摘 要：探究财政支出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政策的针对性。本研究分别以MPI指标和FGT指标衡量东西部农村贫困程度，研究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支出规模对农村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生产性财政支出各项目对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有缓解作用，而扶贫专项支出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对此，应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并改善结构，以促进农村减贫工作取得更好成效。

关键词：农村贫困；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下降至3%，减贫工作取得卓越成就。这与政府财政投入有很大关系。作为公共产品，财政支出有弥补市场失灵、促进经济增长、缓解贫困的作用，有效的财政支出是应对贫困问题的重要工具，研究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机制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中的家庭层面数据，选择东部三个省份（辽宁、江苏、湖北）和西部五个省份（新疆、青海、陕西、四川、广西）为研究对象，分别以MPI指标和FGT指标衡量东西部地区的农村贫困程度，研究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对其影响。

一、贫困程度测算

从三个省份农村地区各维度贫困和多维贫困的状况，多维贫困率和单维收入贫困率有所差异，单维收入贫困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但长期趋势显示多维贫困和单维贫困率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收入贫困和资产贫困状况都有逐年下降的趋势。教育贫困率维持在稳定水平。健康贫困率并没有逐年下降，江苏和湖北两个省份2004年达到局部最大值，之后有所下降，到2009年又有小的波动，可能的原因是甲型H1N1流感疫情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一）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对贫困的影响

构建回归模型。其中，农村贫困率分别用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来衡量，财政支出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西部5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回归。首先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如表3，故采用固定模型进行回归。如表4所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农村贫困的减少作用在5%水平上显著，且对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大于贫困深度。

由表5可知，五个省份生产性财政支出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均有显著缓解作用，其中，四川的减贫效果最好。陕西、四川、广西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对农村贫困深度有显著负影响。

（二）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对贫困的影响

生产性财政支出主要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础建设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支出，构建回归模型：

农村贫困率=β0+β1支农支出+β2农业基础建设支出+β3农业科技三项支出+ε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再进行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进行回归。表6显示，支农支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项目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均有显著减少作用，相比较而言，对贫困深度作用更好。而农业科技三项支出对农村贫困发生率没有显著的减少作用，但對贫困深度有显著的减贫作用。分析原因如下：贫困地区大多处于山区等偏远地区，自然环境恶劣，资源不充足，生产生活条件较差，所以，通过支农支出和农业基础建设支出可以改善交通、通信、生产条件以及生活环境，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惠及贫困农民。农业科技投入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产量，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增长，所以有助于缓解农村的相对贫困程度。

由表7可知，陕西、青海、广西支农支出对农村贫困发生率有显著的减少作用，其中广西的最为突出。广西的支农支出对贫困深度有显著的副作用，其他省份均未表现出显著性。青海和四川两省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贫困发生率有显著的负作用，四川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对贫困深度有显著负作用，其他四个省份均没有显著性作用。新疆、陕西和四川三省的农业科技支出对农村贫困发生率有显著负作用，陕西和新疆对贫困深度有负向影响。

（三）专项扶贫支出结构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专项扶贫支出是指政府用于重点扶持贫困地区的财政支出，主要包括扶贫专项贷款资金、财政扶贫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得到全国数据，运用VAR协整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专项扶贫支出结构对贫困的影响。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各变量均取对数。首先对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8。

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动态关系。图1中，扶贫专项贷款支出对贫困发生率的冲击有正响应，在第一期达到极大值，然后逐渐衰退。扶贫专项贷款对贫困深度的冲击显示，在第二期达到正的峰值，第三期达到负的峰值，之后一直在横轴附近波动，趋势偏向负值，表示距离贫困线越远的贫困者对扶贫政策的依赖性越高。

图2显示，扶贫发展支出对贫困发生率的冲击在第五期之前有正响应，之后出现负响应且程度逐步增大，说明扶贫发展资金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对贫困强度的冲击在第一期后表现出显著负响应，而且逐渐增加。说明扶贫发展支出在投入之初有助于降低贫困发生率，随后作用逐渐减弱，现实中以下现象的存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问题：贫困发展支出投入后很多贫困者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补助，距离贫困线近的贫困者为了获得政府补助甚至有可能返回贫困线以下。

图3显示，以工代赈支出对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冲击得有正响应，第二期达到峰值，之后逐渐衰弱。以工代赈支出对农村贫困深度的冲击得到贫困深度的正响应，并在第二期达到极大值，在第四期出现第二次极大正效应，这之后逐渐衰弱。以工代赈资金投入可以使贫困者从修建道路、基本农田、小型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中获益，在投入初期能够起到减贫作用，但其效果会逐渐减弱。

综上所述，专项扶贫支出各项目对农村贫困的直接减少效果存在差异，扶贫专项贷款对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减少作用，扶贫发展支出对农村贫困深度具有减少作用，以工代赈支出则对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均具有减小作用。

（四）财政支出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影响

考虑到多维贫困指数可能与前一期相关，在回归方程右边加入多维贫困指数的滞后一期，可以使用动态GMM方法。回归结果如表10。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对MPI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越大，家庭多维贫困指数越小，也就是说家庭被剥夺的程度越小，越有利于减少贫困。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率对家庭多维贫困状况有着显著的负影响，即地区人均收入增长越快，家庭多维贫困指数越小。农村人均社会救济费指标也有着显著的负效果，即人均社会救济费越高，政府扶贫政策的力度越大，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值越小，农村地区贫困状况会改善。有关家庭控制变量的系数在预期之内，户主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人均土地亩数越大，家庭越有可能远离贫困。户主年龄对家庭贫困指数具有非线性的效应，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大，家庭贫困指数变小，越不贫困，但是户主年龄超过一定程度（44.8），家庭贫困指数将会越来越大，家庭越来越可能贫困。转折点44.8岁的计算过程的如下：对hhage进行求导，得到一阶导数等于0的点。值得注意的是，45岁也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划分青年和中年的区分值，44岁以下为青年，45岁到59岁为中年人。控制户主信息的两个虚拟变量dum_occu和dum_self分别代表户主职业性质和是否属于自雇。CHNS将职业分为16类，本文将高级研究人员/教授、初级研究人员/教授、政府官员、经理等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归为一类构建虚拟变量dum_occu，如果户主职业属于上述四种之一，赋值为1，否则为0。变量dum_occu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如果户主职业属于上述四种，其对应的家庭多维贫困值越小，被剥夺的程度越小。区分地区的虚拟变量Dum_local的建立方式如下，一共有三个地区辽宁、江苏和湖北，以辽宁省作为对照组，如果家庭属于江苏省，则对Dum_local2赋值为1，否则为0，如果家庭属于湖北省，则对Dum_local3赋值为1，否则为0。Dum_local2的系数不显著，Dum_local3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江苏省与辽宁省农村地区家庭多维贫困在统计意义上没有显著差异，湖北省的家庭多维贫困程度要显著大于辽宁地区。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实证结果可以得出財政支出主要从以下两点作用于减贫工作：一是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产出以直接提高贫困者收入水平，缓解农村贫困；二是通过提高农民非农收入间接缓解农村贫困。基建、科技、社会保障等财政支出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影响农村贫困者的非农收入等，还可以通过扩大消费提高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进而缓解农村贫困。

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强支农支出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差、交通通讯不发达、生活环境恶劣的特点，促进农业增长，提高贫困者的收入水平。二是大力发展扶贫专项贷款项目和以工代赈项目，以缓解农村贫困地区资金短缺、农业生产资本积累困难的现状，扶贫专项贷款项目为农村贫困者提供种养业所需资金，还为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所需的贴息贷款，从而促进产业规模扩大，减轻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利息负担，增加贫困地区的就业机会，使贫困者在金融服务中真正获得收益。通过改善农村的道理交通、农田水利设施、人畜饮水设施等，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三是加快发展农业科学技术，以解决我国农业科技的投入水平相对滞后、农业研发能力较低的困境，广泛应用和推广促进农业增长的新技术，发挥科学技术的溢出效应，还应加强农业知识产权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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