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文学与历史现代性叙述结构的对视

胡雨玭

摘要：《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作者运用“纠缠”、“模糊”等叙述手法，虚化主人公身份的具体性，从而批判了全民族的劣根性，预言了辛亥革命的失败。与此同时，通过不断强调对阿Q的“一无所知”，形成一种自我颠覆、自我解构的反思意识，瓦解了叙述者的权威，从而极为深刻地向占极权地位的历史叙述结构发起了挑战。

关键词：《阿Q正传》；鲁迅；现代性叙述结构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1578（ 2018） 02 - 0249 - 01

近代中国的文学与历史发展紧密相连。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入侵，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一批具有先进意识的士大夫逐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平易畅达的小说背负起教化民智的使命。本文试以文学巨匠鲁迅的扛鼎之作《阿Q正传》为例，解析一部具有文化主体意识的优秀文学作品如何挑战占富有极权地位的历史叙述模式。

所谓历史叙述的现代化范式，是由西方学者确立的，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以启蒙历史的模式（即线性历史的模式）为叙述结构的，对人类历史的一个终极解释方式。这种模式起源于西方学术中的黑格尔传统。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在亚洲起源，在欧洲终结”。在崇尚“精神自我意识”的黑格尔看来，亚洲人“与属于精神的一切——心灵、宗教、道德、科学与艺术——格格不入，他们天生一副奴性和野蛮性，缺乏一种内在人性的自我肯定”，只有欧洲存在理性与主观自由。现代化理论的鼻祖韦伯也曾有类似的评价。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基于信念和理想的传统的“价值理性”，而缺乏基于目的的现代的“工具理性”，因此在货币制度、政治体制、土地、宗法性和法律等诸多方面都不具有现代性。

这套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模式传人中国后，让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自卑。最具代表性的是梁启超的历史三段法，即在中国的语境里复制西方史的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与现代，而“此后中国历史的分期常常是阐发梁启超的基本公式”。这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处境是尴尬的，为了给中国的历史正名，他们只好生搬硬套，给中国的历史穿上了一套“并不合身的衣服”。他们在情感上执着于自家的历史，在理智上又献身于外来的价值。

与主流历史学家不同的是，在文学领域内有一些具有前瞻意识的文学家，诸如鲁迅、老舍，对这套叙述模式提出了有力的质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曾经这样评价鲁迅：“据我研究，在其论著中向历史的极权倾向提出最大胆挑战的历史人物是伟大的作家、一度是文学史家的鲁迅。”

鲁迅之所以被推为大家，在于其思想之深刻，其洞见即使在今天依然引人深思。如关于历史叙述结构与解构的讨论，他早年就谈得很透彻。《阿Q正传》（以下简称《阿Q》）是其反思歷史叙述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阿Q》开头是一篇考释名目的长序，长约一千四百余字。序言的一般功能是引导读者把握适宜的阅读方法，但这篇序言反倒有意“混淆视听”。通常小说人物的基本信息只需要作者大笔一挥，作者却花大篇幅逐条详述，最后得出一个主人公阿Q“三无”的结论，只是为了滑稽吗？

鲁迅曾自述“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这篇长序实则别有深意，且看他如何追溯阿Q的籍贯：

倘他姓赵，则据现在好称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即使说是“未庄人也”，也仍然有乖史法的。

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

作者以一种辛辣的口吻，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历史癖与考据癖”的鄙薄。时而说阿Q“多住未庄”，又说“也常常宿在别处”。“多”本表示不完全，又平添一句也“常常住在别处”，最后以极其老成的口吻得出一个极其简单的结论：“即使说是“未庄人也”，也仍然有乖史法的。”这其实是对考据学弊端的刻意模仿，把小学的繁琐与穿凿附会之态写得淋漓尽致，“纠缠”旨在讽刺。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创作阿Q时，作者一方面突出故事“确有其人”的真实性，一方面又刻意模糊人物身份，制造一种吊诡的疏离感。这种自我颠覆、自我解构的表达方式，瓦解了叙述者的权威，同时也是瓦解历史叙事的极权。作者并不认为历史的真相便如大家公认的那样，而更像是后人出于某种目的进行的文化建构。为了挑战这种不合理的结构，他撕裂了自己作为故事叙述者的权威性。这一观点在其演讲中也有体现：

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

鲁迅超前地意识到了历史叙述的话语权受到权利控制，所以他辛辣地嘲讽“历史编纂学”，无怪乎李欧梵称鲁迅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者”。

对阿Q身份的种种模糊处理，是鲁迅有意虚化阿Q，把他作为“中国人的缩影”。后两章中，作者先后写了阿Q的六次胜利，即前三次被人欺负时的胜利法和后三次主动欺负别人时的胜利法。第一次，是阿Q生癞头疮被人嘲笑，与人吵嘴被打时大骂“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法；第二次，阿Q被打，暗骂“人打虫豸”，自诩是“自轻自贱的状元”；第三次，他弄丢了钱，于是自打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第四次，阿Q因为骂王胡挨揍，便骂路过的“假洋鬼子”是秃驴——这两回，他靠的是…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最后一次，阿Q真的胜利了，他朝小尼姑吐唾沫、摸光头，还拧了一下她的脸颊。从受人欺负，到欺负别人，我们没有看见阿Q因为自身所受的屈辱而去怜悯别人，他只想着如何像欺侮他的人一样去欺负比他弱小的人，从这里也不难预见阿Q后来要闹革命，为的便是让人怕他，他好做老爷。由此看来，鲁迅写阿Q从乡村生活细节出发，不只是批判某一个人物，或是某一类人，却是对辛亥革命的分析和失败民族性的寓言。因此，这篇小说不再是一些故事的堆砌缒连，而是融入了鲁迅本人对历史的预见和对历史叙述结构的反思。

参考文献：

[1] 刘新生，二十世纪中国电影艺术流变[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55.

[2]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