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人》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

摘 要：詹姆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重点刻画了小钱德勒、达菲先生和加布里埃尔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性格上，相同的殖民背景对三位知识分子的性格产生了相似的负面影响：他们对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却畏惧权力无处不在的规训力量，不敢公然反抗，而是在完全的沉默中用各自不同的方式绝望地去逃避现实。通过对不同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作家实际上暗示了逃亡才是知识分子真正发挥自己社会作用的道路。

关键词：《都柏林人》；知识分子；性格；沉默；逃亡

作者简介：罗鹏（1990-），男，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2

《都柏林人》（Dubliners，1914）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爱尔兰小说家之一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的短篇小说集。它共收录十五个小故事，内容涉及到二十世纪初都柏林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知识分子作为乔伊斯非常关注的一个群体，在青年篇部分之后，开始频繁出现，《一朵小云》（“A Little Cloud”）中的小钱德勒、《一场惨案》（“A Painful Case”）中的达菲先生和《死者》（“The Dead”）中的加布里埃尔都是在该小说集中非常经典的形象。乔伊斯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特别关注，至少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就已经开始的，而在《都柏林人》之后出版的《尤利西斯》，依然展现了作家对该形象的偏爱。这些知识分子们思想先进，代表了普通大众的利益，本应投身到社会变革的活动中。而现实里，相似的性格特征和社会环境却阻碍着他们拯救“瘫痪”中的爱尔兰。可以说，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形象的理解，对理解《都柏林人》，甚至对理解乔伊斯作品的整体风格和思想，都有所裨益。

一

《都柏林人》中所有故事的大背景都是在二十世纪初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都柏林。这种环境下的都柏林，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长期依附于英国，早已丧失其自身的主导地位。长时间的奴役和受压迫状态带来的是整个爱尔兰民众的精神麻木和对压迫者的盲目顺从。知识分子作为“近代社会运作中的枢纽”（萨义德 16），他们对政治和社会发展有着异于常人的敏锐，承载着整个爱尔兰民族的未来。然而，他们的性格中也有天生的缺陷，甚至殖民意识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也会在塑造这些人的性格中发挥在普通人身上相同的负面作用。无孔不入的规训的力量，时刻在他们意图作出改变时敲响警钟。

小说中的几位知识分子都显示出非常敏感的性格特征，这种敏感造成了他们对周围环境总是充满不安和忧虑。在和人的交流中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对谈话的每字每句都过于重视。走在路上幻想自己闯进英国文坛的小钱德勒，人生第一次觉得“自己比路过的行人要优越得多”（乔伊斯 92），这时的他显然是把英国放在高于爱尔兰的位置看待的；第一次进入爱尔兰有名的酒吧，“他觉得人们正在好奇地观察着自己”。可事实上，当他镇定下来，“视野稍稍清晰了”之后，他才“看到没人转过头来看他”（94）。达菲先生和加布里埃尔也反映出了这种特质。达菲先生一个人住在偏远的郊区，除了必要的社交需求外，他几乎都是独处。这展现出他对社交活动中的排斥。随着和西尼科太太关系的深化，当西尼科太太作出仅仅是“抓住他的手，放到她的面颊上”（148）的动作时，他便从此完全断绝了与西尼科太太的联系，间接导致了几年后她的卧轨身亡。加布里埃尔在他打趣仆人莉莉要“去参加你的年轻人儿出席的婚礼了”（247）时吃了闭门羹，被反驳“眼下的男人全是些满口好听话的骗子”（247），于是便“红了脸”（247）“意识到他做了件错事”（247）。而实际上莉莉可能并未生气，她的回答也可能另有所指。

过于敏感的人通常也表现得缺乏自信。小钱德勒“比平均身高稍微矮一点儿”（88），暗示了他缺少存在感、不够自信。在酒吧点酒时，他“费了些功夫，终于成功地对上了吧台侍者的眼睛”（98）。这种简单却极其细节的描写，使小钱德勒的性格变得更加真实。可以想象，和老友加拉赫豪爽到甚至有些粗鄙的性格不同，他不会直接在酒吧大声呼叫服务员，而是要先和对方眼睛对上，然后一定是很小声地告诉对方需要加酒。与有些矮小的小钱德勒不同，加布里埃尔“是一个身板结实的高个子青年男子”（247），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内心不缺乏自信。在自以为惹怒了莉莉之后，他用擦鞋来掩饰自己的不安，然后“站直身子，把背心拽拽，让他更熨帖地遮住结实圆滚的肌肉”（248），从这一系列的小动作中，可看出他的内心其实是不安的，所以他才转而依靠自己结实的身体来给自己打掩护。

二

殖民社会的环境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在内的所有爱尔兰人的性格。庆幸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并未如普通民众那样完全麻木，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瘫痪”有着更清醒的认识，是爱尔兰民族得到拯救的希望。可强大的社会规训力量无孔不入地渗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之中，使人在试图改变运作不良的社会前，都会首先考虑到来自各方的精神压力，甚至是身体上可能遭受的迫害。《都柏林人》中的知识分子，在面临社会的规训，都采取了消极的、防御性的应对。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中不断强调，“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和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萨义德 16-17）。知识分子要敢于“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然而对照小说中的人物，他们都选择在公众面前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消极沉默。

现代社会背景下，即使不能如传统式的英雄那样去反抗，但沉默不代表毫无作为。知识分子的沉默是主动的，其目的是与压迫力量保持距离，用内心的声音来对抗这种力量；他们要时刻保持自己意识的独立清醒，等待时机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小说中知识分子們的沉默则多是被动的、自保式的沉默。选择独居郊外是达菲先生对社会现状的沉默。他对社会有着自己的观察和见解，他认为“在几个世纪内都柏林都不太可能发生什么社会革命的”（147），并拒绝用写作来传达自己的见解，可见他的沉默极其消极。他的不发声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不想“跟那帮搞文字游戏的人竞争”和“屈从于愚蠢的中产阶级的口诛笔伐”。他独自沉浸在形而上的艺术世界里，却从未设想过要拯救其他危难之中的同胞。关于小钱德勒和加布里埃尔，前者是一名文员，三十多岁依然在想象发表自己的作品，得到英国评论家的认可。后者是名大学老师，同时靠写文章来赚取稿费。两人的成功观中，都将英国主流文坛的认可作为标准，却压抑着对殖民现状的真实想法。在舞会上面对被艾弗斯小姐的步步紧逼，加布里埃尔却努力保持沉默，“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她的指责。他想说文学是超越政治的”“他觉得写书评没有任何政治色彩。”（263）这些没有说出的话实际上也只是托词，而最后他说出的“说实话，我厌恶我的国家，厌恶它！”（265）则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他意识到他的民族正在陷入泥潭，却又感到无能为力。作为有着社会影响力的大学教师和专栏作家，他却像达菲先生那样，在被动地选择沉默，他对社会不管不问，一门心思沉浸在所谓的“超越政治”的文学中。殊不知，“纯属个人的知识分子（a 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形诸文字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萨义德 17）在公共领域对社会现状的沉默即是对其的纵容。

三

在殖民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们要突破重围，重新获得民族解放，一味沉默是难以取得成效的。况且，规训的力量无孔不入，如加布里埃尔那样讳莫如深的人也会在旁人突如其来的质疑中招架不住。事实上，通过对三位不同特点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描写，乔伊斯在暗中指出了一条可行的方向：流亡。在萨义德看来，“流亡既是个真实的情境，就我的目标而言也是个隐喻的情境。”（萨义德 48）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48）“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门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请不下来。”（48）结合乔伊斯本人终生自我放逐的经历，可以发现他在小说中暗示的社会的出路与萨义德流亡的观点是暗合的。

通过对三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的描写，乔伊斯在其中暗示了读者他所认为的改良社会的正确选择。三种知识分子形象中，小钱德勒代表着最底层、人数最多的一类知识分子。他们思想上的有所启蒙，却无法从现实生活中抽身。小钱德勒是一个文员，有一定的知识修养，然而生活的重负让他无法喘气。这种状态的普通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去引领他人。达菲先生代表的是与社会处于半脱离状态的知识分子。他没有沉重的物质负担，然而长期对纯粹艺术世界的追求，造成了他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他对别人的苦难完全无视，遇到乞丐也会“坚定不移地走开”（143）。加布里埃尔是作者在《都柏林人》中着重刻画的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他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趋于完美的形象。一方面他不受物质条件束缚着；另一方面，他的职业暗示了他的艺术修养，及他对社会现状的思考。在该篇中，开始被认定为“亲英派”的他，却在小说的结尾，感觉到“他（作者注：富里）的灵魂已经接近了许多死者栖息的地域”（318）。这可以看做加布里埃尔在听完妻子的故事之后，突然得到的顿悟。小说的开始便埋下伏笔，他要去欧洲大陆的城市旅行。可故事最后的发展，他很可能认识到欧洲与爱尔兰的两不相容，因而决定开始一段离开原本象牙塔生活的自我流亡，去妻子的故乡，也是迈克尔·富里死亡的地方游览，重新找回属于爱尔兰民族自己的文化。

在对知识分子的描述中，萨义德引用了葛兰西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例如老师、教士，这一类人长期从事着相同的工作；另一种是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与阶级相关，被用来赢取更多权力，获得对社会更多的控制。这一类人时刻在行动着，在发展壮大着。小钱德勒即属于前一种人，作为一名小文员，他工作稳定，有读书的习惯，但可以看出文学修养并不高；达菲先生也属于前一种，他作为一名私有银行的出纳，有较高的艺术修养，然而他并未表现出像有机知识分子对社会事件的热情；加布里埃尔属于后者。选择一成不变，他就只能在沉默中向權力妥协，加深英国作为文化主流的影响，但如果选择自我流亡，他就可能真正跳脱出权力的规训力量，真正发挥出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乔伊斯：《都柏林人》，苏福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2]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3]霍尼：《我们时代的精神症人格》，冯川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1年。

[4]戴从容：《乔伊斯、萨义德和流散知识分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