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小说中反叛型人物的源起与流变

摘 要：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主张借助古代文化精神摧毁以“神”为中心的封建宗教道德意识形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在文学的文化精神上主张以人为本，着力描写现实生活、肯定人的权力，再现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欲求，关注现实的人生，在总体上体现为一种“人文主义”思想。作为一场大规模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影响着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所以，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不但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批判色彩。

关键词：文艺复兴；反叛型人物；小说

作者简介：李静丽，女，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杂志社编辑，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新闻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2

文学作为艺术的主要实现形式之一，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体现着创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以艺术的手段创造性的展示着生活方方面面，而小说作为文学的重要体裁形式，其发生与发展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西小说作为一种散文叙事文体均源起于民间的传说。在西方，“小说”（fiction）一词的本意是“散文式的虚构故事”，强调叙事的虚构性和杜撰性，与中国的“以史论诗”有所不同，而“小说”（novel）特指的是近代新兴的、具有广阔社会内容的长篇小说。本文主要从古希腊罗马的叙事文学传统、原始小说和中世纪叙事文学人物潜在的反叛因子的源起着手，分析文艺复兴小说的创作模式，艺术手法等来阐释其新型主人公形象的产生及其反叛性的流变。

古希腊文学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反映了西方从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现实生活。神话作为原始氏族社会的精神产物，和史诗一同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都体现着古希腊早期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意识，特别是英雄主人公的叙事模式和叙事传统一直是文艺复兴以前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和表现内容，但神话中的一系列反叛型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等——开始出现，虽然他们是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可在他们的骨子里却潜隐着反叛的因子，开始反叛权威，反叛束缚，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寻找真实、自由的自我。荷马史诗作为欧洲叙事诗的典范同样以神话的方式展现了古希腊特定的社会内容，表现了英雄时代人们的英雄主义理想，但善恶并举的人物形象描绘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人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复杂性、矛盾性和多样性的承载体，虽然也都是伟岸的英雄形象，但他们既定的命运中同样暗合着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的对立因素，在富丽堂皇的表象下同样有一条叛逆的暗流在流淌着，在遵从命运的背后同样有着反叛因子的蠢蠢欲动，但这一时期无论是神还是人注定都是无法逃离天定的命运的。

荷马史诗作为西方叙事文学的源头，西方小说的胚胎和原形，其旅程漫游的情节模式，时叙倒错的叙述、强烈的浪漫抒情，对以后的中世纪传奇以及文艺复兴小说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古代原始小说在古希腊时已经出现，公元前6世纪的“纸草小说”和公元前1-3世纪的“传奇小说”给古希腊的文化繁荣带来了新的气息，世俗性的叙事开始一反“英雄”模式流行于市井之中，描写爱情之风的小说开始出现，在古罗马的小说《萨蒂里卡》中开始出现描写小偷流浪行窃生活的章节，从内容上开创了西方小说描写爱情、流浪生活、历险的三大传统。到了中世纪的叙事文学除了源于民间的世俗性以外，创作精神更加自由，骑士传奇粗獷奔放的情调，大胆虚构的情节，对爱情自由的向往和突破宗教束缚的要求都是对原始小说的极大进步。从古希腊时期对神话传说的记叙到中世纪叙事文学的发展，对于西方小说的产生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人物也从先前单一的“英雄”类型开始不断地多元化，更多地表现世俗生活中的下层人和普通人，使西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开始日趋平民化、世俗化，但在中世纪社会主流文学中，一种宗教人本意识仍旧起主导作用，以教士、贵族、英雄为主人公的创作模式仍占有主要位置，表现着浓郁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宗教色彩。

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主张借助古代文化精神摧毁以“神”为中心的封建宗教道德意识形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在文学的文化精神上主张以人为本，着力描写现实生活、肯定人的权力，再现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欲求，关注现实的人生，在总体上体现为一种“人文主义”思想。作为一场大规模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影响着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所以，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不但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批判色彩。

这一时期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导致文学价值观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对封建主流文化的叛逆，其创作模式和艺术手法也相应有了较大的变化，使西方小说日趋完善，对现实社会强烈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不但体现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要求和社会要求，也直接影响着西方后世小说的创作意识。文艺复兴作为西方近代文化的黎明，以人的重新被发现宣告了中世纪的结束和现代社会的诞生，作为欧洲近代小说的初兴阶段，也是西方近代小说的开端。它不但继承了荷马史诗时期文学的叙事传统，也实现了它的现代过渡，作为新兴的文学形式较之以前的诗歌、戏剧在创作意识、表现内容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和创新，具有了较强的世俗色彩和市民意识，对后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小说开始完全突破古希腊罗马文学中英雄主人公的传统，以新型的主人公形象来表达对封建秩序的否定，使主人公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反叛性。

“对小说中人物塑造手法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小说本身的理解。”文艺复兴小说具有强烈的世俗色彩和市民倾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并以新型的反叛型人物表达了对封建社会的否定。基于对古希腊罗马传统叙事文学中英雄形象的篡改，新的“人”的形象首次屹立在神的面前，法国具有人文主义平民倾向的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继承了法国中世纪民间文学的传统，嬉笑怒骂，尖锐泼辣，用象征手法塑造了两个在躯体和精神上都高大雄硕的巨人形象——卡冈都亚和他的儿子庞大固埃，全面地展示了新的文化要求下人对完全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从人的力量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角度表达了文艺复兴精神。他们不但高大，而且纵情享乐，通过卡冈都亚的成长经历向人们告诫只有肉体和精神上都得到解放和满足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只有具备了新的知识才可以成为能力高强的有价值的人，而并不像古希腊罗马文学中“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那样再伟大的神或人都受到本性和命运的桎梏，他们只要汲取知识就可以尽情享受生活、随心所欲，体现了人文主义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巨人形象”成了一个肉体和精神都健全的新一代的反叛英雄。

如果拉伯雷创作的是一个人文主义观念和平民意识影响下的新型的反叛的巨人形象，那么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则是一个内在情感丰富，矛盾复杂，具有人类普遍性的高度艺术化的反叛英雄。虽然他以骑士的身份出现，但他已经不是中世纪的骑士，是为了美好理想宁可粉身碎骨的勇敢斗士。他是一个疯癫的斗士，在他的身上凝结着非理性的、不和谐的、怪异的因素，他所做的每一件事虽然都那么荒唐，却展示着一个真正的人不畏强暴，扶持正义的气概，从另一个侧面展现着“人”重新被发现的时代，对人的自由的向往，相对于古希腊叙事文学中的神和英雄，他虽然没有理智却是在为自己而战，而神和英雄们却为命运和神的旨意左右，虽然他们有着丰富的理性，却永远都在冥冥之中失去着自我，他们的崇高永远来自他者，而堂·吉诃德却在自我的“游戏”中反叛着世俗，成为自己的英雄，用美德和善良建构自己的理想，同样体现着人文主义的理想。无论是卡冈都亚、庞大固埃，还是堂·吉诃德，他们都是新型的反叛英雄，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人文主义形象，而“流浪汉”这一传统形象，在西方原始小说时期就已经出现，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流浪汉小说”作为西方近代小说的一种模式，作品在描绘他们不幸命运的同时也描写他们为生活所逼的各种生存行为，以展示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消极反抗。他们是以往作家所不屑一顾的，主要以流浪情节为主展开叙事，而不以人物性格为主，关注下层社会，具有较强的平民意识和世俗色彩，他们多以旧有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叛逆者，虽然他们多为低俗的穷困阶层和无业游民，但是更能反映出人文主义者的思想。

人物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不但带动小说情节的发展，而且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展現主题的重要方式。文艺复兴小说力图从社会各个阶层来展示封建社会的不合理性，“文艺复兴是一个渎神的时代”，其小说也表现出浓郁的渎神意识和批判精神。它继承荷马史诗的漫游旅程模式，以主人公漂泊流浪的生活经历来展现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和复杂性，表现着文化转型时期下层人民的生活实貌，体现着一种平民意识，新型的反叛主人公形象在社会生活的潮流中身体力行冲击着封建等级意识，动摇着中世纪的神学文化的根基。《巨人传》和《堂·吉诃德》都在充满狂欢精神的文本表述中寄托着创作者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反叛意识。卡冈都亚、庞大固埃，还是堂·吉诃德作为西方近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拉开了以自我的意志反抗社会束缚的序幕，他们“狂欢式”的人生经历使他们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自我，堂·吉诃德虽然在自己的理想中一事无成，但他毕竟用自己的行为冲击着旧有的社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精神的自由和解放。

讽刺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在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方文学创作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世俗文学自产生以来一直作为非主流的文学样式受到下层人民的喜爱，多以讽刺的手法把矛头指向上层社会中的教士、贵族。在文艺复兴小说中讽刺手法被极力推崇，在博加丘的《十日谈》中以讽刺的手法将矛头指向虚伪的宗教人士和故做高雅的贵族阶层，表现出一种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和憧憬，体现着人文主义的理想和精神。文艺复兴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开始多样化，多元化，更接近世俗生活的用语，摒弃了宗教贵族深奥复杂的道德说教，以一种语言的解放来体现创作者对精神解放的探寻。《巨人传》中卡冈都亚刚一出世就喊着“喝呀！喝呀”，这不仅是一种新的欲求，更是一种新的渴望。

文艺复兴小说中反叛型的英雄形象是古希腊罗马文学中“英雄形象”的另一种延续，他们更具有社会性、世俗性，是活生生社会现实的建构者，也是神学社会的解构者，他们不仅体现了现实人的要求，而且具有一种文化批判精神，并不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形象”是被历史赋予以神性的，他们更是一种人性的，体现着人文主义的理想，向往着一种自由和平等。古希腊中英雄形象虽然已存在反叛的因子，但是他们仍旧是由神性束缚的，新型的反叛型英雄在文艺复兴中产生流变，并日趋成熟是特定的社会的需要，是近代社会人们对自我认识的一个提升。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日趋完善，这一种流变仍会继续，这已然是被历史所证明的，但文艺复兴小说的反叛型英雄作为第一次以健全成熟的形态登上文学圣地的人物，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体现着西方文学的理性精神，也为以后人物形象的流变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成岗.从神本到人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解读[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1，（4）.

[2]刘建军. 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新文化的多重起源[J].东北师大学报，1999，（2）.

[3]邹丹.文艺复兴：人性的张扬与反思[J].红河学院学报，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