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金融机构出海

王丽娟

走出去的主体从传统金融机构扩展到金融科技企业，背后是需求的延伸和深化。

即使把宜人贷上市看作第一步，宜信的出海之路也已长达数年。这家中国内地的新金融企业如今在香港、新加坡、以色列、美国、欧洲等地都有业务。2016年和2017年，宜信还分别在纽约、旧金山、硅谷等金融科技发达的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

不过，比起传统大型金融机构，宜信仍然是个后来者。

根据央行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末，23家中资银行共在6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38家一级机构，遍布亚太、北美和欧洲。正在加快海外布局步伐的还有中资投行，前行者包括中投公司这样的国家队。

中国金融业的向外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近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人民币国际化等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出海步伐。

宜信们的加入，则预示着中国金融业的“走出去”正在迈向纵深。走出去的主体在扩展，从传统金融机构延伸到了金融科技企业；而这背后是需求的延伸和深化，从国家投资需求、企业金融服务再度延伸到了个人财富管理的需求，三股力量共同作用。

有需求，有机遇，中国金融业走出去也有障碍。一方面，境外金融服务深度和广度仍有欠缺；另一方面，金融开放不对等的情况仍然存在。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央行将在未来推出多项举措，加快推动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网络化布局。这些举措包括继续加强金融机构互设和金融服务对接，形成网络效应，提高对贸易、投资的服务能力；以及不断加强资本市场联通和金融基础设施联通，推动清算支付机构和服务的走出去和引进来，进一步完善中央对手方服务等。

演进的需求

“中国人跨地域、跨国别的金融需求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未来将成为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的爆发性动力。”宜信CEO唐宁说，以美国为例，美国人有1/4的资产是配置在美国以外的地区，这是相对成熟的投资理念。而中国人的相应比例仅为4%～5%。

这样的市场前瞻和调研，是宜信开始发展海外业务的依据。随着国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高净值人群财富的积累，他们对全球资产配置有需求。这已成为推动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的新力量。“谁抓住这一机遇，谁就可能抢跑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说。

这也已经成为各金融机构争相布局的领域之一，中国的金融科技公司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以宜信为例，它以服务华人资产全球化配置为抓手，业务范围已经覆盖了私募股权、对冲基金、房地产基金投资、家族办公室等业务。唐宁说，宜信在境外还成立了针对金融科技的产业投资基金，在境外寻找投资标的的同时，也将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模式、经验、教训进行了有效输出。

而之前的主要推动力，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以及基于国家外汇多元化投资的需求，主要服务提供者是传统的中资金融机构，以及中投和丝路基金、中非基金等多双边基金。

个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需求，与国家、企业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形成推动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的合力。

中投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中国国力正从“大”到“强”，中国须在全球不同产业、不同区域进行资产配置，其中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不可或缺。

浦发银行伦敦分行行长陈欣在开业时也曾表示，中资银行逐步提高国际化步伐、加快海外网点布局的主因，是中国的客户已经走向世界。从资产结构来说，中国已经从资本输入大国同时转变为资本输出大国，所以金融机构的服务必须要延伸，跟上企业、居民的步伐。

在发达国家之外，随着新兴经济体及其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提速、“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各类金融机构都可快速在其中寻找到机遇。中资商业银行和开发性、政策性银行正在加速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战略布局，通过建立代理行关系、银团贷款、资金结算和清算、项目贷款、账户管理、风险管理等方式，与全球越来越多的银行进行金融服务对接。

需求和主体的多样性，也推动了中国金融业境外业务的多样性。

以中投为例，最初承载的是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变革重任，经过十年发展，其境外投资业务分为中投国际和中投海外两个部分，包括股票债券、对冲基金、房地产以及一些另类投资，也包括对外直接投资。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传统金融机构身上。以中国银行为例，其不僅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业务范围也覆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直接投资、保险、基金、租赁等多个领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综合金融服务。

机遇与挑战

2018年的8月，宜信宣布成立海外财富管理部。这个部门面向海外高净值华人提供财富管理服务。这是宜信加码国际化的一个标志性举措，从服务国内客群延伸到了国际市场。“从语言上、文化上，我们与这些人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同时又是撬动海外市场一个比较好的支点。”唐宁说。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个案，中国金融业走出去，可挖掘、可深耕的市场众多。屠光绍认为，总结起来至少有“三个覆盖”：

第一，区域覆盖。“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我国实体经济、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布局，但“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金融服务覆盖还明显不足，有很多真空带和薄弱点，尤其新兴市场地区；

第二，领域覆盖。过去我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是商品走出去，得到了一定的金融服务支持。但现在对外投资、并购在不断增多，这些领域为金融服务的对外拓展提供了很大空间；

第三，企业需求覆盖。现在很多企业走出去有了新的方式，也产生了新的业态，但相应的金融服务很欠缺。想要更好地实现全覆盖，金融机构就必须从提升服务能力切入，提供更全面和更适应新形势的金融产品及服务。

“机构国际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人才国际化。”唐宁认为，金融机构要想更好地走出去，须不断加强与国外机构的沟通交流，加快引进具有国际化视野、长袖善舞的跨文化金融人才，在治理结构和思维模式上与国际接轨。

除自身短板外，在金融业双向开放中，中资金融机构也将面临“一视同仁”的竞争环境，这是走出去必须要面对的。

中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主管周景彤说，“国家是支持金融业走出去的，但真正在境外落地并不容易。”原因是相对于中国，一些国家的金融开放条件并不对等，这也导致了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缓滞。

监管当局也已经在尝试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将加强与其他国家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共同消除各种不合理的准入壁垒和限制。同时，利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有效的信息公开和交流，减少走出去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朱隽说。

“走得好”并不简单

要走出去且“走得好”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中国的金融业眼下还存在不少短板和障碍。

以银行业为例，中资银行的海外布局目前大多集中在欧美发达市场，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业务则刚刚起步。

整体而言，中资机构的境外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上仍有欠缺。一些海外分支机构也以传统金融业务为主，在提供多币种现金管理等综合性、创新性业务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业务模式相对固化，部分金融服务存在供需不匹配等问题。

尽管一些中资金融机构已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中，但在业务模式、治理结构、思维方式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

“中国金融业实施对外开放毋庸置疑，下一步要着力推动的，是加快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朱隽说，网络化布局也是对当前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思考。

“网络化布局”首先要完善海外布局设置，拓宽经营覆盖，不能只专注于发达经济体。但规模的机构数量的扩张不是重点，而是强调走出去的质量，一方面在已设机构地区深耕细作，提升经营能力；另一方面将布局重心逐渐向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转移。

“我们不仅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也在发展中的东南亚做投资。”唐宁说，不同地区又各有侧重。在以色列、旧金山、硅谷等金融科技发达地区，宜信“要经验、要产品、要人才”；而将金融科技投资拓展至东南亚时，则侧重推广“中国式普惠金融”，当地相对落后的传统金融服务和日渐增长的新型金融需求之间的矛盾，恰恰是普惠金融的生长沃土。

其次要加强中资金融机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既包括银团贷款、联合融资等商业性合作，也需要加强信息、政策和经验的交流与分享。

走出去的方式不再局限于设立分支机构，代理行、并购等新模式也可以尝试。

合作与借力是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今年3月，宜信和歐洲老牌资管公司东方汇理（Credit Agricole）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寻求在全球资产配置、财富管理解决方案、风险管理和防控等方面深化合作。

中投也在尝试这种探索。2017年11月中投与高盛联合成立“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屠光绍说，接下来将通过合作来化解经贸摩擦等外部事件的影响，更好地帮助中投的直接投资业务、另类投资业务走出去。

而这也对监管当局提出了更高要求，中方和外方需要进行信息和监管合作，力争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的准入和竞争环境。

“中资金融机构海外业务扩张诉求越来越强烈，央行驻外机构的发挥空间也因此越来越大。”朱隽说，央行驻外机构通常会协助中资金融机构加强与当地监管机构的沟通，了解其难题和诉求，再由央行尝试与当地监管机构协调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