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口健康与养老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林　廖宇航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趋于分化，少子化使得家庭养老负担日趋加重，老年人口的健康与养老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由海南医学院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与家庭研究中心、《人口与经济》期刊合办的“快速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口健康与养老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5月26日在海南海口隆重召开。海南医学院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黑启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与家庭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广州研究员、《人口与经济》期刊主编童玉芬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赵履宽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会议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海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海南医学院等20余所高校50余名专家、学者踊跃参加。学者们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对老龄化背景下的老年人口健康与照护、养老模式与政策支持、养老保险与养老问题等领域进行了探讨。

一、健康与照护

老年人的健康与照护是老龄化社会不可回避的难题。郑真真、周云教授将研究聚焦在人生旅程最后阶段的生活质量和照料质量，利用2008—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中对跟踪期间死亡老年人亲属的调查结果，分析了8642位老年人临终时的健康状况

、医疗保健获得和利用情况

以及家庭和社会支持环境

。她们认为：随着未来老年人的子女急剧减少、城镇化的推进和年轻人的流动、退休年龄的延迟等变化，家庭照料能力将明显下降，鉴于文化和习俗偏好以及照料资源的影响，在家中度过人生最后阶段仍将是不少老年人及其家庭的选择。缩短老年人完全失能期、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健康、高质量的照料、社会服务的支持都有助于改善老年人临终前的生活质量。张立龙博士后对2008年、2011年、2014年CLHLS的13646个死亡样本进行分析，发现老人仍以“临终在家”为主，而居住在城镇、年龄较小、社会经济地位高、拥有医疗保险、患有慢性疾病、靠个人收入支付医疗费用的老人更可能“临终于医院”；临终照护者为配偶的老人“临终在家”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他认为：在中国老人仍以“临终在家”为主的背景下，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提高其临终医疗服务的水平，从而支持“家庭照护+上门医疗服务”的居家临终照护模式。

艾斌副教授对某养老机构42名老年人的身心状况与照护时间

结果拟合成决策树估算模型，最终将照护时间划分为轻度照护（20—38分钟）、中度照护（39—46分钟）、重度照护（47分钟以上），他认为拟合的模型可以减少评估人员的主观判断与技术差异从而保证公平，防止个人倾向性对于照护等级评估的影响，也可通过模型推算的照护时间计算照护费用或者照护人员的配备与工作量核算等，为构建科学的普享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提供计算依据。

童玉芬教授、廖宇航副教授利用2014年CLHLS数据

进行分析，发现：随着健康状况的下降，退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显著降低；健康状况对退休老年人劳动参与男性的影响程度比女性强、对农村居民的影响程度比城镇强、对高年龄组老年人影响比低年龄组强。因此，加强老年健康投入和健康保障建设，对逐步推进延迟退休、开发老年人劳动力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王广州研究员利用全国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北京大学CFPS 2010数据，通过家庭亲子结构计算机微观仿真模型，预测了未来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总量和变化趋势。结果表明，2015年中国60岁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总量为57649万人，预计2050年将超过1450万；2015年中国无子女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总量在2113万左右，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100万左右。

由于超过一半以上的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也是家庭其他成员供养，而且随着家庭户结构的变化和户均老年人口人数增加，造成每个家庭养老负担凸显。

二、养老模式与政策支持

基于中国老年人口的内部异质性不断扩大、养老需求日趋多元化的背景，刘爽教授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对10792位60岁及以上的高知（大专及以上学历）和非高知老年人口养老现状、内部差异及养老规划安排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养老规划安排上，城镇高知老年人更倾向于投资理财，而非高知老年人更喜欢现金储蓄；在经济保障上，高知老年人主要是自养，非高知老年人更多依靠社会和家庭。随着高知老人群体的不断增加，其养老所体现在金融领域的选择具有普惠、稳健、低风险的特点，这说明高知老年人有更积极、主动提高养老水平与质量的追求，同时赋予了“积极老龄化”新的内涵，而且也为中国的金融产业提供了新的成长点，更为实现“二次人口红利”创造出机会与挖掘空间。

王萍教授从农村老龄化程度较城市更为严重且向快速高龄化发展的视角出发，利用“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六期跟踪调查

数据对农村老年父母的家庭养老福祉进行分析，揭示了老年母亲在农村家庭盛行的“利他合作群体模式”中的“牺牲精神”更为强烈，老年父母的家庭角色及自我效能感使家庭结构变动对其家庭养老福祉的影响显现出性别差异，日常照料的双向流动对老年父母存在健康选择效应。李月助理研究员利用2011、2013、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形成的不平衡追踪数据，

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对抑郁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其中简单交往型、智力参与型活动、健身锻炼型活动、组织团体型参与等均能够显著降低老年抑郁风险。

高法成副教授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的相关数据，研究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支出与其对家里老人养老反馈的相关性，

结果表明：子女的学历对养老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镇成年子女的养老反馈要比农村好；男性成年子女依然比女性成年子女给予父母的养老反馈大。李通屏教授针对农户空巢化、农民老龄化、高龄化日益严重的现实，探讨“农村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需求与政府引导”的关系，提出农村基本养老要在夯实家庭养老保障基础上，实现养老保障和乡村振興的紧密结合。

三、养老保险与养老问题

随着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条件的变化，不断整合现行缴费型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陈林副教授、董登新教授认为现行缴费型社会保障项目出现极大的整合机遇，考虑将五险、三金整合成三险（养老、医疗、失业）一金（强制公积金），整合后的缴费型社会保障项目更有利于社会保障福利的统一设计与归口管理，降低社会福利成本和企业用工成本，充分有效地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同时，还能在短期内快速做大做强中国式补充养老总储备。韩树蓉博士认为目前企业通过虚报人数、人事关系代理等做法规避其养老保险社会责任，因此需要通过不断完善企业养老履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金融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文化制度等，才能让企业承担起应有的养老责任。张琪教授探讨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支付问题。她认为：如果单纯从账面数字看，目前养老金收大于支，不存在支付风险，相对比较乐观；

但在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支付的前提下，养老金支付风险客观存在，当期征缴收支平衡的困境已然出现，政府财政投入是解决支付困境的重要支撑，因此，应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厘清政府责任边界、减少代际支付风险等措施规避养老金支付风险。郑志刚博士从理论研究、法律条文、政府规划的语境下辨析了养老服务业、养老产业、老年产业、老龄产业、老龄事业的关系，最后通过括号嵌套层次表达老龄事业相关概念关系，即：老龄事业{老年事业[老有所养（养老事业|养老商品业、养老服务业）、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人口老龄化相关其他事业}。

杨成钢教授认为养老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而且是发展问题；不仅是老年人的问题而且是年轻人的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文化问题；不仅是短期问题而且是长期问题；不仅是局部问题而且是全局问题；不是一个战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

四、其他老年人口健康与养老问题

针对日益兴起的旅居养老，

人口与经济编辑部主任

方志从概念辨析、制度变迁、国际经验等视角出发，发现在我国养老领域出现异地养老的国际化趋势、差异化发展使得机构养老的盈利空间加大、

从健康保障向健康管理转变、逐步重视森林康养产业价值、开始注重对老年价值的开发与利用等，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集居住生活功能、医疗养生功能、休闲度假功能为一体的旅居养老综合体。柯宓博士利用第三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CULS3）数据，通过构建“新生代”和“上一代”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实现家庭化迁移与否以及一次性举家迁移与否的Probit模型，发现先行迁移者的个人特征对于新生代和上一代农民工家庭能否在流入地实现家庭化迁移以及能否一次性实现家庭化迁移均具有重要影响。黄匡时副研究员梳理了健康預期寿命的概念、理论、数据、方法，尤其是对健康预期寿命中健康的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健康预期寿命的前瞻性技术和研究方向进行思考和讨论。此外，张亚锋、王楠二名硕士研究生分别就村庄交往空间与老人就医行为、西南地区人口老龄化现状、困境及对策进行了探讨。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多学科研究健康与养老问题提供了新的学术交流平台。特别是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本次研讨会研究领域聚焦、问题集中、理论与现实意义较强，达到了预期目标。

[责任编辑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