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为中用”对“中体西用”的继承与发展

石荣

摘 要：我国的近代文化教育理念发展迅速，其中张之洞在《劝学篇》提出的“中体西用”教学理念广为流传，这种理念体现了中国教育思想中的妥协和调整的社会心态。“洋为中用”是经毛泽东高度浓缩与概括的理念，早已不仅限于文艺思想，而是广泛运用于当代中国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上。探究“洋为中用”对“中体西用”的继承与发展，对我们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从实际出发把握当代国情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融合；先进理念；继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5-0072-02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击，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冲击的结果就是新社会思潮的出现，“洋为中用”“中体西用”的提出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这两种教育理念很好地应景了时代所需，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进步、生产力和人的解放。二者相互独立、区别，但在一定层次上又出现了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

一、“洋为中用”对“中体西用”的继承

（一）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

正当维新思潮汹涌而成变革形势时，张之洞针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的激进思想，主撰《劝学篇》，对“旧者”的保守和“新者”的偏激进行强有力的抨击，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中“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者。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不仅仅在文学方面造诣颇深，同时也在哲学方面有很多研究成果。我国很早就有对“中西”“体用”研究，不仅仅是在清末时期有对该概念的探讨，在明清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开始探讨该问题。明清之际及其以后时期，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世界各地，对外扩张逐步加剧，西方的传教士开始关注遥远的东亚古老文明之地，中国社会逐渐步入“西学东渐”的进程，对于“中西”“体用”这样的概念探讨的更为深入，出现相当一部分具有思想性的理论观点，如徐光启的“中西会通”思想，及“西学中源”（薛福成为代表）、“中西学循环”（汤震为代表）、“中西学融合”（郑观应为代表）的思想，这些理论观点贯穿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清末的《时事新论》都探讨过中西继承性学习，影响最为深广的是中国早期改良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颁庐抗议》中提出的“中体”“西用”“本末”之类的议论观点，直至清末时期，论争愈为激烈，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各种教育理念相互冲击之时。

但是纵观各种思想对于现代教育理念的影响来看，目前影响较大的是张之洞《劝学篇》，文章中对“中体西用”思想提出了非常全面系统的论述，并且其论述对现如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毛泽东的“洋为中用”思想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族的主体意识，中国有自己的规律和特色，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是国际化的支撑点，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要发展的，以民族性為主体，对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对国家发展大有裨益。

（二） 对中国实际国情的准确把握

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鸦片战争之前我国境内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都较为落后，造成了整个社会发展十分混乱。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又进入了内忧外患的时期。甲午战争的爆发再一次冲击了中国传统社会，给管理者一击以及腐朽的封建思想重重一击，而当时的社会中一部分人员意识到这一点，由闭关自守、盲目自信的意识转变成积极主动、开放兼容的意识。

从客观方面来说，“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由于洋务运动的妥善开展，在西方转型成功的刺激下，旧中国的清政府不得不求变革，中国开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变革。“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生主要是两种思想的矛盾，一种是进步思想，一种是腐朽思想，在两种矛盾思想的竞争之下，希望通过理念的革新改变整个国家的状况。依照当时的情况，中国的封建经济尽管逐渐解体，但社会上缺乏足够的新兴力量来转变旧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中国百废待兴，条件都不具备，只能进行缓慢的改变。

（三） 对西方先进文化的理性认识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普遍视西方各国制度为无物，认为中国事事远于西人之上，直至19世纪70年代，中外交往日益密切，洋务派对西方的约章制度开始有所了解，其对西方的议论不仅广泛涉及军事、经济领域，也涉及政治体制方面。从冯桂芬到张之洞，他们的这些思想都是生活在腐朽的封建社会的人们对于新兴西方理念的理性认知。

1880年，张之洞上书中多次提及应师法西人：“塞外藩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主张海军将领应当学习西人所著《防海新论》一书，以兹实效，因而张之洞对西学中“西技”“西艺”态度是积极的，尤其是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更坚定了他学西学、求富强的决心。毛泽东在湖南省城读书期间，既亲自看到长沙近代激烈的新旧斗争，又受到湖湘经世致用文化的耳闻目染，他广泛接触了中、西各种思潮，成就了他极其驳杂的知识结构，毛泽东的“洋为中用”思想强调了方向上的正确性，其出发点就是对外国文化的借鉴。看待西方思想及文化的过程中，应该做到实事求是。不盲目地排斥西方思想，同时也不要一味地吸收西方思想，要做到理性的选择与学习。

二、“洋为中用”对“中体西用”的发展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击，现代文化可能来自于新生力量，也可能来自于其他国家。在处理这两种思想时，要始终保持批评性、继承性、创新性，批判性的继承，同时在结合现状进行有效的创新，学以致用。显而易见，毛泽东“洋为中用”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体西用”的风骨，但归根结底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分别从“兼容并包”到坚持以我“为”主、“体”“用”分明到“中外一致”、从维护“中体”到科学的扬弃这三个方面进行发展，以求进步。

（一） 从“兼容并包”到坚持以我“为”主

“中体西用”思想是一种“兼容并包”的思想，它是对西方文化汲取其长，与我们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相契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制度上的一些东西已经转化成文化的因素被人接受，普通民众乃至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会接受社会的突变，因此，“中体西用”思想以兼容性为主，不能真正做到将西方优秀文化为我所用。

而毛泽东的“洋为中用”思想中的“洋”即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科学原理。早在延安时期，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提起了自然科学的有益之处，他提到自然科学的必要性，因为自古以来只有自然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不仅能解决人民衣食住行的问题，还能使被奴役的人类得到解放，但是自然科学对自然的改造应该是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进行。后来毛泽东又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更加明确地讲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问题。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都是为无产阶级的社会服务的，是为中华民族服务的，主要是用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和中国特色的新文化。通过民主革命的实践而成熟。革命胜利后，毛泽东的“洋为中用”思想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更加成熟和拓展。

从两者齐头并进到“为”我所用体现了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摸清了自己的道路，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将西方优秀文化转变为自己的东西，学以致用，合理发展，在融合中西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过程中，化西学为中学。

（二） 从“体”“用”分明到“中外一致”

我国近代社会一直处在变革的过程之中，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国内许多文人学者感受到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在国家层面上的碰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其所著的《劝学篇》中对两种思想进行了论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主于中学而以西学辅以不足，无保留地拥护纲常名教。”张之洞指出，面对外来的西学文化的冲击，我们既不可以丢弃传统的中式文化，同时也要选择性地学习西方思想。不仅要有选择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同时也要有选择性地学习和发展中国传统思想，以包容的态度做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当时我国许多传统的中式思想已经显得十分落后，因此在此背景下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仍然继承和发展传统的“三纲五常”、裹脚等封建道德思想，还是接受西方先進的文化、社会、思想进行了论述，在此矛盾之时，张之洞深入浅出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一时刻恰当地论述了两种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指出，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要做到实事求是，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有效发展措施，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1920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充分指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之处，同时也指出在新时期想要论述和评判中西两种思想，就需要对于中西方思想都有所了解，同时也肯定了西方思想。在发展国家历程中，要对中西思想采取相同的态度，共同传承和发展，并结合国家的现状，进一步将他们中国化、现代化。这里毛泽东首先认识到东方和西方从历史上说都是文明的发源地，地位是同等重要的，不能厚此薄彼，要借鉴西方文明必须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可以有效地继承中国传统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学习西方文化，将传统的中式文化和现代的西式文化进行统一。

（三） 从维护“中体”到科学的扬弃

虽说“中体西用”开创了新先河，但其本质仍是以“中体”为主，“西体”为辅，其主辅关系彰显了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以及封建文化深入人心，大众仍旧没有科学地看待问题，尽管西方文化东渐，但科学仍旧不是主题。张之洞讲“中学为内学”，张之洞的“中学为内学”体现了他对当时中西思想的认知。在继承传统思想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理念之时需要做到理性化、全面化、地域化。

毛泽东强调学习和借鉴的根本宗旨就是将外来文化应用在中国。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了创造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只有做到科学的扬弃，不一味地维护“中体”，也不一味地坚持“全盘西化”，而是从二者之间汲取精华，找出共性，把握科学原理，努力创造，学习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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