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金陵新志》刻书价格探究

郑吉伟

摘 要：《至正金陵新志》一书是元代南京的方志，由张铉编撰，于元至正四年（1344）年刊刻出版。读其序例、察其花销，始觉此书刊刻费用着实惊人。究其原因，不外乎物价上升造成刻书成本增加；书院刻书，资金充足，刻书之时，只求最精，不求最省；元时吏治腐败，刻书存在欺上瞒下，恶意从中克扣之嫌。

关键词：至正金陵新志；刻书价格；书院刻书；吏治腐败；刻书成本

中图分类号：G239.29；K247 文献標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5-0128-02

《至正金陵新志》是继宋代的《景定建康志》之后公认的第二部关于南京的方志，历来受到方志研究者和其他相关研究者的重视，但对于此书刊刻费用的骇人之处却鲜有人提及。叶德辉先生在《书林清话》中首先对刻书费用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不过先生对其中很多问题都只是一笔带过，并未深入，本文就针对叶德辉先生未尽之问题对《至正金陵新志》的刻书价格进行一些微探。

一、《至正金陵新志》刊刻价格及比较分析

《至正金陵新志》张铉编纂，至正三年（1343）年底编成，元至正四（1344）年刊，十五卷，为续补《景定建康志》之作。据陈编《廉石居记》载：

“元张铉《金陵新志》十五卷，前抄录御史台等处文移，略云：宋景定十志，旧版已经烧毁，元时重刊。当时议因旧志之已成，增本朝之新创，故其书皆用《建康志》准式……照依原料工物价钱，与各学院钱粮内破。共中统钞壹佰肆拾叁定贰拾玖两捌钱玖分玖厘。”[1]134

元代官方规定，一锭为五十两，值百贯。刻书价格中统钞壹佰肆拾叁定贰拾玖两捌钱玖分玖厘即中统钞7 179.899两。据《元史》记载，元至大二年（1309）改造银钞，一两至大钞兑至元钞五贯、兑白银一两，一贯至元钞又相当于中统钞五贯[2]2370。所以至正时期白银一两相当于中统钞25贯或中统钞12.5两，那么《至正金陵新志》的白银刊刻价格应为574.392两。

现存两部《至正金陵新志》页数均在1300页左右，对此小部头书籍来说刊刻价格是否合理，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对比分析。关于元代物价资料，目前依旧十分零散，不易择取，因此我们选取具有普遍意义的物品价格进行研究。

《农田馀话》曾载至正十年（1350）米价为中统旧钞67贯每石。前面已经说明，元代一锭五十两，值百贯，也就是一两值钱两贯。刊刻一本《至正金陵新志》的价格为中统钞7 179.899两，即可折合至正十年（1350）时米214.325石。对于以石作为计量单位我们现今已比较陌生，再次转换，转换成更为直接的亩产。陈贤春先生在《元代粮食亩产探析中》记有：“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为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平均每亩产量约在二至三石之间，今以二点五石计算是有把握的。”[3]在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亩产平均为2.5石，那么214.325石就是85.73亩地的年产量，这是我们选取正常光景中的一则粮价进行分析。

还有至正六年出土的徽州土地交易文书，“徽州夏田一亩二十六步半，记租十八秤，卖钱中统钞五百四十贯，亩均中统钞五百贯。”[4]17以亩均中统钞500贯计算，也就是刊刻一本至正《金陵新志》的价格价值夏田28.720亩。

同年徽州夏山的交易记录，“夏山两亩，卖钱中统钞十贯。”[5]这样换算下来就是夏山2 871.958亩。

同时期的图书刊刻价格，元后至元五年（1339），谢应芳刊印《十七史》，共募得中统钞745贯，雕刻于集庆路儒学。按《至正金陵新志》所载，当时集庆路所藏《十七史》书板计纸二万三千张，所以谢应芳刊印《十七史》的页均成本为中统钞32.391文。《至正金陵新志》现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钦定四库全书本，前者1 278页，后者1 300页。即按多着1 300页来算，页均为中统钞11 045.999文，二者差距何其之大。据前文资料可知，宋景定十志，旧版已经烧毁，元时重刊，金陵新志是在景定十志基础上雕造刊刻的。史料不全，不知景定十志何时重刊，若《金陵新志》刻板全部或大部重新刊刻，前面算法则偏颇较大。谢应芳刊印的《十七史》模版俱全，所以其成本不会具有印造模版的花费。印造模版花费的记载实属寥寥，张泰刻《豫章罗先生文集》，《目录》后有“刻板八十三片，上下二帙，一百六十一页，绣梓工资二十四两”[6]用此以做参考。绣梓是指书板雕刻的工价，包括刻板、刻字、工食等各项费用。由上述史料可知一块板块的成本约为0.289两。按照平均一板两页计算，《至正金陵新志》则需板650块，板刻费用为187.85两。刨除雕板之工价，《至正金陵新志》的页均成本为中统钞7433.5文，仍是《十七史》页均成本的229倍还要多。

上述材料我们换算成了亩产、实物进行对比分析，无论政权如何更迭、经济如何发展，土地是具有稳定性的，其产值变化是缓慢的。另外同时期的刻书活动具有相似的刊刻环境和相近的成本因素，从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至正金陵新志》的刊刻价格远远超过了其本应原有的价值。无论是正常年景，抑或是同行业的对比分析，其价值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和不合理性。

二、《至正金陵新志》刊刻价格原因浅探

综合分析《至正金陵新志》刊刻情况，影响刻书价格因素大致可分为以下三方面：刊刻所需原料、工费等成本的上升；官方主持的书院刻书，刊刻精良；贪欲及腐败所造成的刻书价格虚高。

（一）刻书成本上升

《金陵新志》刊刻于至正四年（1344），离元朝灭亡只有二十多年。纵观元代经济发展曲线，成宗大德十年（1306），物价开始有较大的上涨，《吏学指南》载有“今年以来，价增六七倍，渐至十倍，以致诸物及佣工之假直亦莫不然。”[7]201从材料中就可看出，在大德十年之时，刻书的成本就要较之以前高出六七倍。至正时期社会动乱、兵戈四起、民命颠危，南方农民起义已渐成规模，所以这一时期物价更是涨幅惊人，甚至不可控制。刊刻原料的具体涨幅，由于没有具体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米价的涨幅情况以窥一隅，元朝至正年间的米价是元朝初年的三百多倍。或许刊刻原料和刻工的涨幅不会有如此之巨大，但根据元朝物价整体涨幅情况，其涨幅也不会小。除了物价的自然增长，至正四年（1344）还发生了两件足以影响刻书成本的事，其一：至正四年（1344）初黄河泛滥，山东、河南几十万百姓成为难民，黄河沿岸地区的良田几乎全被淹没；其二：淮北大旱，颗粒无收。在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下，再加上无良商人的囤积居奇，造成社会物资短缺，物价自然不再遵循市场固有规律，会有一个快速增长。结合整元末的社会物价情况，《至正金陵新志》的刊刻成本较之以前的书籍刊刻成本会有较大增高。

（二）书院刻书经费充足

《至正金陵新志》的所有刊刻全部由书院、州学承担。元代书院除了讲学、授教之外，更兼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刻书。元朝统治者实行“崇儒”政策，对各地儒家书院更是采取积极地保护政策。元世祖忽必烈曾下令：“令江南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2]2032元代的这些崇儒、推儒政策都极大地推动了元代书院的发展。元代的书院较前代书院有较大的自主性，这个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学田上。学田归书院所有，是书院开展活动的经济支柱。元代政府用法律的形式把书院学田制度做了明文规定，书院学田不仅享受减额收租，并且对私自侵占学田、冒领学田者会进行重究。对于无学田的书院，官府常常划拨闲置荒地作为学田，以供书院的正常运营，政府划拨书院的学田往往数额都较大，动辄百亩，有时甚至达到数千亩。正是元代统治者的种种政策，使得元代书院充满活力、并且资金充裕，这也为元代书院刻书提供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再看《至正金陵新志》，分为四部分别刊刻，四部的承担者均为书院，这些书院都是财力充裕者，他们刻书更加注重书籍质量，对于刻书原料更是精益求精。细察现存《至正金陵新志》就可发现，此书字大行疏，清晰直观；墨色晶莹，持久不退。后人认为元代刻书好于宋书者，多便是元代书院刻书。《至正金陵新志》刻书之质量远超普通刻书，因此其刻书价格自然要稍高。

（三）政治腐败下浮支冒领

叶德辉先生针对《至正金陵新志》刻书价格甚高，做出过元纲不振、于此可见的评价。先生认为是由刻书之时各官员、各层次浮支冒领的结果。结合元代政治，我们不难发现先生的推断是合理的。元代贪污腐败的风气自建国起就存在。对于元代汉化有莫大贡献的元世祖忽必烈就开皇帝腐败之先河。元世祖忽必烈为了敛财，任用阿合马、桑哥等一批权臣。这批人恋权贪财，为了利益外示刑法、内加赋税。元中期贪污之风更盛，大德七年（1303）“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2]456。仅七道便有明确贪污官吏一万多人，全国二十二道，贪污官吏已泛滥成灾。元顺帝时期伯颜专政“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于是有司承风，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8]82纲纪无存，上行下效，官员腐败愈发严重，元朝社会混乱一片。地方政府官员更是在各地横征暴敛，贪污腐败之风较过去尤胜。另外元朝实行四等人和包税制度，官职大部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和回回人所包揽，这些人奴隶制思想浓厚，依舊保留有很多游牧民族的劣性，他们贪婪、肆夺，为官素质低下，经验不足，这样就更容易产生贪污腐败。元代为了束缚思想，对图书刊刻出版进行严格把控，元代图书出版必须由下陈请，首先呈备学使，学使检视之，如可，则进呈文资部，直到文资部同意，才能开板刊印，通过这种层层批报的方式，图书出版被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官员直接掌控刻书，在至正年间如此吏治之下，难免出现浮支冒领的情况，结合元代吏治、至正年间社会情况，始觉叶德辉先生之推断甚是合理。

书籍刊刻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由于刊刻情况各有所异，因此也会表现出参差不齐的价格，但价格与书籍价值本身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根据上述论证原因再分析，刻书原料、工钱上涨一定会影响刊刻成本，但是从谢应芳用二十多两银刊印了两万多页的《十七史》可知，至正初年左右刻书成本的上涨尚在合理范围之内。《金陵新志》的刊刻时间据《十七史》的刊印时间相差仅五年，社会环境变化应该不大，所以推测刻书成本上涨会影响《至正金陵新志》的刊刻价格，但不是造成序例记载价格的主要原因。再者分析书院刻书的原因，从谢应芳刊印《十七史》的文字记载中可知，此书的刊印地和《至正金陵新志》的刊刻地同是集庆路儒学。虽然《至正金陵新志》的刊刻是官方主持，会较谢应芳私人刊印的更加精善，但页均差距太过庞大，并不是官私刻书所能造成的。结合元代的政治情况，造成序例所载刊刻价格的主要原因可以大胆推测为元政不纲，各层次、各官员浮支冒领、贪腐谎报、人心不足造成如此悬殊之数字。历元一代贪腐不绝，至元二十年就有阿八赤、姚演利用营造工程之机，侵用官钞之事。另外元代贪腐名目众多，生辰、逢事、拜见等均需奉钱，甚至婚嫁都要行贿，“河南刘万户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赂之，得所请而后行，咸呼之为翁。”[2]3747更有官吏为求贿赂，诬陷忠良，迫使行贿。元代贪腐，江南地区尤甚，“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是当时官场的真实写照，《至正金陵新志》刻书在集庆路儒学，正是贪污频发的重灾区，书籍刊刻存在贪腐现象实属正常，较之其他贪腐更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

三、结语

历史上任何一个奇特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其都包含着种种必然因素。《至正金陵新志》一书的刊刻价格若真按序例之记载，确是过高，不合实情。鉴于叶德辉先生的研究现状，结合刻书年代元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物价和元代书院刻书的普遍特征对这一奇特现象进行具体分析，做出合理猜想，以探求其深层相关之因素。

参考文献：

[1]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陈贤春.元代粮食亩产探析[J].历史研究，1995（4）.

[4]王钰欣，周绍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

[5]周向华.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6]罗从彦.豫章罗先生文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影印本目录后木记.

[7]徐元瑞.吏学指南[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8]叶子奇.草木子[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