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西江沿江城市战后救济研究述评

欧阳凤莲

摘 要：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广西西江沿江城市战后救济，从国内外研究现状两个角度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梳理，在此基础上从战后广西的社会危机、全省善后复员会议、新桂系政府“重建广西”的措施、善后复员所取得成效与不足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构想。

关键词：战后救济；述评；思路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5-0140-02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战后广西善后救济的全貌，包括民国南京中央政府、新桂系政府及地方基层政权在善后救济中的表现、地位及互动关系，以及广西西江沿江各城市在抗战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历史，非常有必要对广西西江沿江城市战后救济这个主题进行深入研究。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研究，首先应该对这个研究主题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与梳理，以便确定进一步研究的思路。

一、国外研究现状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在华机构的一部分，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因此广西的善后救济活动也很少有学者研究。国外学者对战后中国的善后救济研究，多集中于“联总”在中国所开展救济活动。例如，富兰克林·雷的《联总在中国》系统地阐述了“联总”在我国开展救济善后活动的早期概况，重点阐述了“联总”和国民政府在政策、目标方面的分歧，并根据“联总”在中国工作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关于国际援助三个方面的经验。这是研究“联总”在华从事救济善后活动的最早著作。哈里·毕范理主编的《联总第53号业务分析报告》以中心业务、服务、善后和“后联总”安排等为主题对“联总”在中国的各项活动予以阐述。该报告以叙述为主，是研究“联总”的重要参考资料。阿诺德·托因比和维罗尼卡·托因比主编的《欧洲的重组》第二章即“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详细地介绍了“联总”的起源、全会及工作内容、行政人员和组织、物资供应及管理、解散，并对“联总”成绩做出了评价，提出了鲜明的观点：虽然很大程度上“联总”是美国的事业，但是“它的目的远远超过了民族的、集团的或种族的利益”[1]。美籍华裔学者乔治·魏在《中美经济关系（1944—1949）》第三章论述了“联总”和“行总”的关系。乔治·魏认为“联总”的活动对中国的影响是利弊各半。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联总”的研究。最早的成果是丁文治先生的著作《联总物资与战后中国经济》（1948），该书充分肯定了联总的援助对中国的积极作用，同时又提出了两点批评[2]。

王德春对“联总”的研究比较深入，其著作《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中国（1945-1947）》（2004）及系列论文利用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对联总的诞生、联总的动机、联总的目的、联总的使命及联总与中国的合作等多方面进行探讨，充分肯定了联总的援助对中国的积极作用[3]。雷雯（2004）分析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思想从发端到成熟的过程，肯定了联总及英美等国的人道主义情怀[4]。曾磊磊（2009）就联总对中国耕畜援助进行具体研究，对联总、行总就物资分配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及矛盾解决进行阐述，同时分析了产生分歧的原因[5]。胡杰（2010）就国共两党对联总援华救助的态度变化进行了分析，认为导致这种“殊途同归”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国共两党皆从各自利益出发对联总援华进行考量[6]。

第二，对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的研究。著作方面，除了“行总”1948年编印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业务总报告》外，国内对于“行总”的研究，主要有“中华民国”新闻局印行的《两年来的善后救济》，该书概述了行总的成立、使命、物资和经费来源、救济、卫生复员、农渔善后、工矿交通复员、泛区复兴和解放区的救济等方面的情况；狄超白主编的《中国经济年鉴（1947）》部分内容涉及行总，主要批评了行总在善后救济物资的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7]。蔡勤禹的《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2003）一书对战后善后救济也有所涉及[8]。此外，周秋光、曾桂林所著《中国慈善简史》（2006）对抗战胜利后的行总善后救济工作分前、后两期进行了论述[9]。

论文方面，陆远权（1996）[10]、赵钢印（1999）[11]、张志永（2002）[12]等对行总的善后救济工作中制定的具体政策、救济活动以及所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研究，评价有褒有贬，不一而足。

第三，各分署及个案研究。刘沙沙（2012）[13]、郭群（2010）[14]等文中，皆以大量的档案等原始资料为依据，分别对山东、湖南等地政府和分署善后救济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概述并作简要评价。这种分区域进行研究，从不同的侧面考察了民国时期的善后救济，让民国善后救济研究更加丰富多彩。

对于战后广西的善后救济问题，学者们关注较少。仅有钟文典先生主编的《广西通史》（1999）第三卷第十八章从战争对广西的破坏、战后灾荒瘟疫、经济恶化、重建方面等介绍了战后广西面临的社会危机和新桂系救济灾民、重建广西的措施[15]。另外，张丽洪（2009）对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进行了专门研究[16]。鲁克亮、许中继（2003）[17]、韦子玲（2005）[18]、袁玉芳（2009）[19]、黄文波（2012）[20]等文则从不同角度对战后广西发生的各种灾难、政府的救济进行了研究。

三、文献评介与研究构想

纵观已有成果可知，近年来学术界对民国善后救济日益关注，这些成果为课题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学术资源。研究表明，学者们对“联总”“行总”的研究较系统全面，地方研究相对薄弱；地方研究大多着眼于各分署救济业务之具体考察叙述及评价，没有置于国内大背景中分析對比。成果中关于战后城市之善后复员的研究比较少，主要集中于教育复员或者单个组织、单位的复员方面，如贺金林[21]（2007），因此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广西西江沿江城市战后救济研究这个主题应该从如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深化研究：战后广西的社会危机、全省善后复员会议、新桂系政府“重建广西”的措施、善后复员所取得成效与不足。

首先，战后广西的社会危机。在抗日战争中，全国各省中广西省是最后沦陷又最先收复的，然而由于日军临撤退时实行焦土政策，有计划地纵火毁城，因而广西也是受害最惨的。深入了解战后广西的社会秩序、生存多艰的灾区民瘼以及各城市的损毁程度。

其次，全省善后复员会议。为尽快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广西省政府于1945年7月24日在柳州召开了全省善后复员会议。这次会议对战后广西的善后复员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复员会议的筹备与召开、复员会议上的分歧与共识也是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

再次，新桂系政府“重建广西”的措施。具体包括对战后广西的复员机构、复员法等方面展开研究，以及深入探讨广西西江沿江城市战后城市复员、经济复兴、教育复员等方面内容。

最后，战后广西西江沿江城市善后复员所取得成效与不足。对于善后复员的研究，不仅要探讨善后复员的最终结果，而且还要探讨广西省政府在实施善后复员各项措施中的成败得失以及民国南京中央政府、新桂系政府、地方基层政权在善后复员过程中的表现、地位及互动关系。

參考文献：

[1]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托因比.欧洲的重组[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2]丁文治.联总物资与战后中国经济[M].上海：上海六联印刷公司，1948.

[3]王德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中国（1945-194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雷雯.联合国善后救济思想产生的原因分析[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11）.

[5]曾磊磊.试论战后“联总”对华耕畜援助[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6]胡杰.国共两党批评联总援华活动的政治动因分析——对一种“殊途同归”现象的再解析[J].民国档案，2010（2）.

[7]狄超白.中国经济年鉴[R].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

[8]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2003.

[9]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陆远权.1946-1947年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工作述评[J].三峡学刊，1999（2）.

[11]赵钢印.1945-1947年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述论[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3）.

[12]张志永.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收复区善后救济工作述评[J].历史教学问题，2002（3）.

[13]刘沙沙.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2.

[14]郭群.抗战胜利后湖南省善后救济工作述论（1945一1949）——以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分署为中心[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15]钟文典.广西通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16]张丽洪.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研究（1945——1947）[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9.

[17]鲁克亮，许中继.浅析抗战后广西的灾荒[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7）.

[18]韦子玲.新桂系时期广西赈灾救济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5.

[19]袁玉芳.控制论视角下战后广西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J].沧桑，2009（5）.

[20]黄文波.战后初期广西救侨遣侨工作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2.

[21]贺金林.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复员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