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科书制度研究综述

李慧慧 方成智

摘 要：在当前的教科书制度研究中，我国学者首先对教科书制度的含义进行了界定，然后再从历史沿革、编审发行、供应选用、评价反馈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分析了教科书制度的基本功能和运行机制，总结了教科书制度形成的影响因素，并对教科书制度的完善和改进提供了一定的建议和意见。显然，我国学者在教科书制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我国教科书制度的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视角过小、研究方法单一、学科角度失衡等方面。因此，本文通过对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归纳，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内教科书制度的研究现状，发现当前研究的不足和潜在的创新点，对未来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教科书；教科书制度；不足

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5-0156-03

在一定意义上，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未来[1]。教科书作为学校教育中最主要的教学资源，不只是客观知识的简单传递，更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传递。要充分发挥教科书的功用，保证教科书的质量，离不开教科书制度的建设。教科书制度包括教科书的编审、出版发行、供应、选用、评价等环节，是我国公共基础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完善与深入，教科书制度研究也日益增多，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我国教科书制度的研究现状

我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教科书的编写、发行、选用等都统一由国家政府部门负责，导致我国在一段时期内忽视了对教科书制度的研究。但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家对教育管理体制的关注，教科书制度领域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通过查阅近十年左右的文献，我们发现，我国学者在教科书制度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视角。

（一）教科书制度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教科书制度的发展历程，臧爱珍（2003）认为大致可分为高度集中化阶段、开始多样化阶段、进一步多样化三个阶段[2] 。石鸥（2013）以1949年为界点，将我国现代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分为两大阶段，并分析了两大阶段中教科书制度的特征与发展变化[3]。另外，石鸥教授也在其著作《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中阐述了我国教科书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还指出了我国教科书制度在2001年开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所面临的一些新挑战。方成智（2012）认为“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的产生，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制度从国定制到审定制、从编审合一到编审分开、从统一化走向多样化的开端[4]。另外，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制度沿革篇》（上、下册）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教科书制度历史沿革做了详细叙述。

（二）教科书制度的整体研究

李水平（2014）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教科书制度中的编写制度、审定制度、出版制度等各环节的含义分别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教科书制度的影响因素，探究了教科书制度的基本功能与运行机制[5]。候晓明（2011）也在其博士论文中详细阐述了有关教科书与教科书的基础理论，对我国现行中小学教科书制度建设的历史、成就与经验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指出了其在发展、管理、市场、法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6]。吴小鸥（2012）围绕新课程改革以来的十年，分析了我国在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审定、出版、发行及选用制度方面所做的系列改革，同时提出未来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的改进建议[7]。此外，杨德军（2005）等人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北京市中小学教科书制度中的编写、审查、出版发行、评价、选用、供给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中所发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8]。

（三）教科书制度的局部环节研究

教科书制度包含教科书的编审、出版发行、供应、选用、评价等各个环节，对此，我国有关学者专门针对其中某一环节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

1.教科书编审制度

教科书的编审是教科书制度中的首要环节，对教科书的质量有着重要影响。谢华均和宋乃庆（2003）指出教材是教学的一种范例，教材编写要突出创新、倡导多元化的学习方式、体现教材内容的现代化、生活化和适应性，同时还要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9]。彭寿清、张增田（2016）认为传统的以学科知识为逻辑的编写理念目前已不太适应当代信息社会对人才质量规格的需求，而以核心素养为逻辑的教科书编写理念将会成为时代的选择[10]。李水平（2014）认为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的预期目标是确保教科书质量，建议采用“完善目标设计、健全运行机制、构建新型质量保障模式、提高教科书理论研究水平”等对策来建立纠偏机制，提升教科书编审质量[11]。

2.教科书出版发行制度

郭震（2014）从出版数量、时间、内容来源等方面探究了清末民初时期我国化学教科书的出版情况，他认为近代化学教科书的编辑与出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迁與教育制度的变化[12]。同时，教科书出版还是一项十分特殊的行业，既受教育政策的影响也受市场经济的制约。对此，段少文（1999）、慕明宜（2001）分别分析了“一纲多本”和“减负令”、“限价令”等国家政策对教科书出版的冲击和影响[13][14]。晨光（2002）、曲柏龙（2002）则分别对于教材出版发行招标制以及新华书店如何应对教科书发行体制改革进行了研究[15][16]。万智（2001）探讨了教材的市场竞争以及教材走向市场的制度建设[17]。

3.教科书供应制度

我国教科书供应体制有较长一段历史，对此贺金林（2012）回顾了近百年来我国供应体制从审定制到混合制，再到国定制，最后又回到审定制的演变过程[18]；王蓉、罗云（2003）等站在教科书消费主体的立场，对我国教科书的供应体制进行了探讨[19]。另外，教科书的供应类型方面，齐树同（2005）分析了教科书租借制的利弊，并提出了我国实施租借制的建议[20]；方成智（2016）对我国当代教科书租赁面临的困境：违背市场经济准则、导致教科书市场竞争排斥、形成腐败利益链等，提出了相应的化解策略[21]。姜志坚、江丽霞（2008）分别指出了我国实行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的必要性与对策、所面临的问题与解决办法[22][23]。

4.教科书选用制度

教科书的选用原则、选用权、存在的问题、完善措施等问题是学者们的主要关注点。王嘉毅（2003）指出教材的选用应以优质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基本原则，并提出三种教材选用模式：政府采购模式、学校自主选用模式、教育行政部门和专家指导下的选用模式[24]。靳玉乐（2014）认为由于利益驱动、价值规约、地方保护主义等，我国教科书的选用出现了市场化、形式化和功利化的混乱局面。对此，他建议制定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制度和监督机制、加强教科书的配套改革、改进教科书选用权力运作机制[25]。袁春艳、陈恩伦（2007）提出要完善我国的教科书选用制度，必须整合义务教育教科书的选用权、建立义务教育教科书选用委员会、规范义务教育教科书的选用程序、加强法制建设[26]。

5.教科书评价制度

教科書的评价制度是控制教科书质量的主要形式，我国学者主要从教科书评价的职能、指标体系构建、存在的问题、发展趋势等角度开展研究与探讨。其中，邝丽湛（2002）认为教材评价的本质是由评价的特性所决定，另外，他还指出了教材评价活动中的两对主客体关系，并探到了教材评价的内在与外在两个职能[27]。孔凡哲、王郢（2006）提出我国中小学教科书评价的发展趋势：评价标准趋向多元化、教科书评价更具可操作性、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支撑更强、突出评价指标的外显性、注重教科书评级的微观研究等[28]。王小莎（2010）认为评价主体的缺失是我国教科书评价中的主要问题，为此，她从评价意义、评价任务、评价主体、评价方法等方面构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教科书评价体系[29]。

（四）教科书制度的比较研究

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科书制度有着各自的特点与特色，我国相关学者从借鉴其优秀经验的角度为我国教科书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出了改进建议。

杨妍梅（2003）指出日本教科书制度具有教科书管理的法制化、教科书质量监控严格、教科书供应、选用制度完善等特点，她认为，日本教科书制度的这些特点对我国在教科书制度的建设上有重要启示意义[30]。同时，唐磊（2001）在对日本教科书制度进行梳理后，认为我国的教材管理体制改革应该建立教科书出版的竞争机制，建立和完善与素质教育相适应的教材核准制度和教材管理法律制度，加强教科书出版业的法规建设，创造教科书出版发行的公平竞争的市场营销环境[31]。另外，党晓梅（2011）对比了中美两国中小学教科书制度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并对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教科书质量的保障、编审、出版等方面提出了改善建议[32]。

二、我国教科书制度研究现状的评析

通过对上述教科书制度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发现，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其中也表现出一些不平衡的状况。

（一）从研究视角看，局部性研究较多，而整体性研究较少

教科书制度涉及编审、出版发行、选用等多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又含有其历史发展、运行机制、实施方式等诸多内容，学者们对此开展了较多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教科书制度作为各个局部环节的“综合体”，其整体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也同等重要。从我们搜索到的文献来看，教科书制度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较少，其研究内容也主要是集中于对教科书制度的历史发展、经验与成就、现状与问题等方面进行宏观梳理，缺少微观层面的研究。

（二）从研究方法看，教科书制度的描述性研究较多，而实证性研究较少

综观上述研究现状可看出，无论是教科书制度的整体性研究还是局部性研究或是比较研究，其研究的方法主要偏向教科书制度的描述，只有少部分学者对我国某地区教科书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另外，虽有部分研究从借鉴西方有效经验的角度对我国教科书制度的完善提出了相关建议，但缺乏实践证明。由此可见，我国教科书制度研究还缺乏定量化的数据确证。

（三）从学科角度来看，教科书制度的历史学、教育学角度研究较多，法律学、经济学角度较少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的是“国定制”的教科书制度，改革开放后，我国教科书制度转向“审定制”。针对教科书制度的历史发展历程，有学者专门做了回顾与分析，也有学者系统概述了某一历史时期教科书制度形成的原因与特点。另外，部门学者主要关注的是教科书制度中的教育规律。然而，教科书的编审、出版发行、供应、选用等也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如何从法律制度上来确保教科书编审、选用等环节中相关工作人员能正确履行权利，减少教科书管理过程中的腐败行为，最大化的维护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利益等却很少有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教科书作为特殊的商品，相关学者对教科书出版发行中的经济规律进行过一定的研究，也提出了完善与改革我国教科书出版发行市场的建议。但针对我国教科书消费数量巨大的市场，如何使教科书的编写、印刷、运输、保存、回收等过程实现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等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白。

三、总结

立国的根本在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33]。教科书作为最主要的教学资源与教育工具，不仅是教育、教学的实施载体，也是一种体现国家意志、公民素质、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而作为教科书的“源”——教科书制度，则是确保教科书质量、规范教科书体系的重要制度。近些年来，我国在教科书制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教育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随着“教育公平、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等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人们对于教科书的质量要求日趋变高，教科书制度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2017年7月6日，国务院下发通知，决定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旨在进一步做好教材管理有关工作。这不仅说明国家对教科书制度领域的重视，也意味着未来教科书制度的研究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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