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渭：沿革地理翘楚

杨振华

地理学家胡渭（1633年-1714年），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县人，出生于明朝崇祯年间，但主要的生活时段是清朝。他生于一个代有功名的书香门第，曾祖父胡友信是大明进士，做过广东顺德的县令，写的一手好文章，清朝学者江藩曾说其文章能够“与归有光齐名”。而他的父亲胡公角则是大明举人。一个降生在这样家庭的孩子，人生的理想自然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胡渭12岁的时候，明朝灭亡，父亲也离世了。他随母亲避乱于山间，虽颠沛流离，但时常一册在手，勤读诗书。15岁时，他就考入县学成为生员，也就是秀才。在县学里，他是一个学习勤恳的孩子，可谓“苦心钻研，寒暑不辍”。他热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步步登攀，像父亲一样做一位举人，或像曾祖父一样成为一名进士，但他的科举命运实为不济，考了多次仍原地徘徊。两鬓苍苍之时，依然还是秀才一个。

绝意科考之路

与胡渭不同，他的侄儿胡会恩却是个考神，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一举夺得榜眼，即全国进士科考第二名。大概是侄儿的推荐，胡渭先后到相国冯溥、徐乾学的家中当西席，即家庭教师。康熙皇帝开博学鸿词科，为全国有声望的读书人开设科考直通车。胡渭的科举之路由此出现了一缕曙光。相国冯溥推荐胡渭应诏，可不知何故，胡渭坚决推辞，不过最终推荐书还是送出了。不过因为他是自己儿子的老师，为避嫌，冯溥将胡渭的名字排在后段。入选人名单公布时，胡渭发现没有自己，非常吃惊。在胡渭看来，推辞仅仅是一种谦逊的姿态，也是来说明他对做官并不在意，但凭着自己的学问，搭上这趟直通车理应不成问题。但世事难料，胡渭竟失之交臂，而他的好友毛奇龄等却都荣登皇榜。从此，胡渭绝意科举，专心教书，潜心学问。

踏入地理殿堂

命运关闭了胡渭的科举之门，却为他打开了学术之门。作为相国府西席的胡渭，自然“无案牍之劳形”，教书之余广交文友，可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和一时名流朱彝尊、毛奇龄、阎若琚、万斯同等交往甚密。他们切磋学问，赋诗唱和，久而久之，胡渭的视野大为开阔。

相国徐乾学奉诏纂修《大清一统志》。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徐相国退休，朝廷继续把纂修任务交给他，并允许他把工作带回故乡去做。于是，徐相国在苏州太湖洞庭山开书局，广招人才，聘请了胡渭、顾祖禹、阎若琚等精通经史地理的学者，共同参与这一巨大的纂修工程。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撰工作，为胡渭铺就了通向地理学殿堂的道路。胡渭和这帮朋友一起编书，身处风景旖旎的洞庭山，可谓身心俱佳。他是这样回顾这段生活的：“二三素心，晨夕群处，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者，受益弘多，不可胜道。”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可谓我国“古今地理之祖”，最早提出了“九州”的地理区划之策，主要记述各地山川、湖泊、物产等方面的情况。作为一个学者，胡渭是一个学问颇深的有心人，凡是与《禹贡》有关的资料必定亲手摘录存档。在如此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下，胡渭查阅历代地理文献，博采群书，荟萃众说，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储存了许多《禹贡》的研究资料。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对于胡渭来说可谓多事之年。先是徐乾学因事被免去纂修的职务，书局随之撤销，后又是顾祖禹过世。两年后，徐乾学也谢世，一时好友四散。随后，《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工作由徐乾学的弟弟徐秉义接手，工作地点重新回到京城。胡渭年事已高，只得回到德清故里，说是脚痛养病，实则养心。

著就传世名作

在故乡的日子，胡渭的内心渐渐归复宁静，开始谢绝一切人事应酬，埋头经籍。他翻阅从前关于《禹贡》的笔记，一种整理成书的想法油然而生。他说自己“循环展玩，撮其机要，依经立解，章别句从，历三期乃成，厘为二十卷，名曰《禹贡锥指》”。大意就是，经过反复研究，抓住要害，依照经籍解读《禹贡》，又按章句有条不紊地分门别类，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地理学著作。他取意《庄子·秋水》中“用管窥天，用锥指地”，谦逊地给自己的这部作品取名《禹贡锥指》，说自己只是一锥之指，一家之言。这一年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胡渭65岁。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春天，皇帝南巡，行宫设在苏州。胡渭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平成颂》，连同自己的著作《禹贡锥指》，一起托侍讲学士查昇转呈皇帝。皇帝看了颂扬自己的文章，自然十分欣赏，高兴之余就赏赐了胡渭一把上有御笔的扇子和“耆年笃学”的匾额一块。皇帝的这一举动并非完全心血来潮，是“为天下士子读书者劝”，向天下读书人彰显书中自有黄金屋。在那个“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皇家”的时代，胡渭获得了一个读书人最高的荣耀，由此声名大噪，天下读书人为之倾倒。

作为一位历史人物，胡渭最大的贡献是完成了一部流传后世的地理学著作《禹贡锥指》，这是一部研究《禹贡》的集大成之作。

复旦大学邹逸麟教授長期研究《禹贡锥指》，他认为胡渭的这部作品在地理学发展史上至少有三点贡献：一是胡渭注释《禹贡》已经跳出了以往经学家文字考订的窠臼，能用地理学家的眼光来分析《禹贡》提出的各种地理现象，拓展了《禹贡》的地理学内涵;二是对《禹贡》作了更深层次的探索，不限于《禹贡》创作时代的历史地理面貌，还追溯到战国以后历代的兴衰变化，有助于人们认识各种地理现象;三是注重《禹贡》作为区域经济地理著作的研究，阐述了对历代地区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利弊得失的看法，有不少真知灼见。

胡渭记述了苎麻的产地，此前记述显示古代豫州是重要产地，而唐时上贡苎布的地方已经是荆州和扬州。因此，他感慨“此古今风土之变也”，即从喜温作物苎麻产地的变迁看到了气候变化的信息。他对太湖流域围湖造田成风提出了批评，认为围田淤塞水道会引发江南地区的水灾。而人们围田主要是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田赋，由此他提出朝廷应改变做法，使“赋不失壤之规”，按照实际情况合理收税。这其实是胡渭另一种层面上的为民请命，一个学者的科学思维和民本思想表露无遗。他研究黄河变迁史，“博考精思，久乃得之”，创立黄河五大变迁说，即五次重大的改道，此说沿用了200多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最新论著也不过是加上了咸丰年间的一次决口改道，最终形成了六大变迁说。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胡渭在德清家中逝世，享年82岁。

胡渭是封建时代的一位士大夫，自然科学知识有限，也没有到野外实地考察。但他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仅汇集了大量地理学及地方文献，考订诠释了《禹贡》，而且擅于通古今之变，表达独特的观点，展现了一个学者的生态人文关怀，此为胡渭区别于传统经学家的高明之处。难怪清朝另一位大学问家俞樾要说：“自有胡氏之书，说《禹贡》者可以无作矣 ！” 梁启超也评价胡渭道：“《尚书》里头的单篇，最复杂的是《禹贡》，胡朏明著《禹贡锥指》，是为清代研究古地理之首。”

如今，一个现代化的地理信息小镇在胡渭的故乡德清拔地而起。300多年前，一个德清人潜心地理学研究，皓首穷经，著就传世名作;300多年后，德清人勇于开拓地理信息产业，知难而上，托起新的朝阳。这是德清人对“地理”的挚爱，也是冥冥中的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