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辩证法视角下的文化自信
——以《白鹿原》黑娃为例

朱鸿宇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内学者对于文学作品《白鹿原》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小说评论，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白鹿原》作品整体进行赏析或是对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性格进行分析，并由此探讨有关社会体制、权力对话、民族命运、历史沉思、风俗习惯、女性形象等方面的问题。

主奴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辩证法思想中最精彩的部分，黑格尔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第81节的附释中说过，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可以视为辩证法的例子，一切有限者都在走向无限和自动。①在小说《白鹿原》的黑娃这一人物形象上深刻体现了主奴辩证法的精神，黑娃从长工身份到独立人格的这一条觉醒之路，恰恰交织在其奴隶与主人身份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笔者以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思想为方法论来探究《白鹿原》中黑娃的人格变化与命运发展，以哲学思辨的方式来分析文学中具有现实性的人物形象，实现哲学与文学的碰撞。

一、黑娃与父亲的决裂——个人与个人对立

鹿三是黑娃的父亲，他敬重仁义有德的人，蔑视自甘堕落的人，一直恪守着“干好自己该干的事而绝不干他不该干的事”[1]80这一信条，从他的父亲那一辈开始就忠心于仁义居家的白家。随着黑娃日渐长成，鹿三已经为他考虑好了未来，希望黑娃到嘉轩叔家熬活，而黑娃却嫌白嘉轩的腰杆“挺得太硬太直”[1]124，要求外出工作。

黑娃虽继承了父亲的勤劳质朴，却是个“异类”，他本能地排斥“仁义”，从小顽劣，和白家兄弟一起去念私塾时他与生俱来的“叛逆”便初见端倪，“随着新鲜感的消失，黑娃觉得念书不再是幸事而是活受罪”，他不爱和守礼仁义的白家兄弟一起反而更亲近随和的鹿家兄弟，尤其崇拜给他吃冰糖让他流泪的鹿兆鹏。低贱的出身让黑娃感到自卑，他下意识地不喜恩人白嘉轩，不喜他永远凛然正经的神情和永远挺直的腰杆，想要自己翻身做主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一块地，于是他本能地反抗父亲，倔强地与命运抗争。

黑格尔说：“自我意识是从感性的和直觉的世界的存在反思而来的，并且本质上是从他物的回归。”[2]131黑娃从小在白家劳动，他所接触到的世界对他的感官产生刺激，从而形成特殊的感受，这一接触外物的过程是有弹性的，同时这也是黑娃自我意识逐渐从其意识中显现出来的过程。实际上自我意识在这里具有双重的对象，除了直接的感觉和知觉的对象，另一个是意识自身，“在这里被表明为一种运动”[2]132，在黑娃的身上，自他出生后白鹿村上的一切都是他感知的对象，当他对这些感知做出自己的理解进一步产生抗拒的想法时，他的自我意识就开始内显于心了，而因为自我意识最终的独立觉醒是需要一段过程和时间来实现的，这时的黑娃无法说出自己真正的欲求。学者仰海峰谈到科耶夫在解读黑格尔时提及自我意识的出现与欲望相关，而人的基础则是欲望②，“不想在白家做工”这种“不想”背后是黑娃此时所表现出的欲望，是一种“想要”。

站在文学作品角度，表面上，最初黑娃与父亲的对立是关于自己人生安排的选择，但从内在出发，此时被包围在模糊的阶级意识和传统儒家文化之中，黑娃感到压抑，直觉地渴望能够做主自己的人生。站在黑格尔哲学辩证法视角，这是黑娃初现的自我意识，黑娃通过这样反抗的否定的方式脱离父亲、白鹿村的宗法家长制，或者说是脱离传统儒家文化对他命运的规定和掌控，就这样，黑娃离开了白鹿原，踏进了一望无垠广阔恢弘的关中平原，以一个小长工的角色走出他人生中叛逆的第一步，迈出了自我意识作为运动过程发展的第一步。

二、黑娃与封建礼教——个人与传统观念对立

黑娃将田小娥带回白鹿原是其叛逆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仁义白鹿原上的人看来，田小娥是“声名狼藉、不守贞洁”的女人，他们的恋情注定得不到家族的承认和祝福，无法明媒正娶、进入家谱。

黑娃与郭举人的小老婆偷情被发现，起初他也是惭愧内疚的，但是在郭举人让两个侄子暗算他之后，他的愧疚感就减轻了，并且对田小娥的悲惨遭遇感到同情，也对这样一个对他有性启蒙的女人产生了思念和爱意。黑娃的天性中无法抹杀掉自小生活环境对其耳濡目染的影响，这从他这件事情的情感取向便可以看出来，他是存善根的，只是凡是人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黑娃的自我意识在经过最初的萌芽后，此时是在发展的阶段，此时他并没有真正认清所影响到他思想的真正根源，所以选择从表面上作斗争以求一时快感。在挑战传统人伦道德之后，黑娃带着小娥住到村边的窑洞中，初现的自我意识遭受到打压，心中的不满并没有得到彻底的释放，因此在儿时崇拜的伙伴鹿兆鹏带他一起革命时真正地得到了释放。

黑娃在鹿兆鹏的幕后指挥下，以不同于小长工的“革命者”身份带头在白鹿原闹起了革命，踹族长、砸祠堂、绑人游街、铡人头……这是他在白鹿原上刮起的“风搅雪”，是毫无理性的、肆意妄为的，他把所有压抑的、委屈的情感发泄到具体的人和环境上，采取毫无理智的报复行为，较之于出走白鹿村，虽以“革命”为掩盖，但这一次的行为是更加激烈的对抗。黑娃的“风搅雪”，让他感到一阵淋漓尽致的痛快，而至于痛快多久、痛快过后的事情并没有在黑娃的思考能力范围内。此时的黑娃即使接受了“农讲所”的培训，初次接受了革命的启蒙，但却是不完备不充分的，他的革命，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的革命。这种革命是模糊而幼稚的，他不清楚革命的意义，他想改变的只是自己的处境，改变自己被歧视、被否定的处境，这其中夹杂着很多自私的因素，而并非为公，更不用提远大的理想信念，此时的他没有能力和时间去深思何为真正的革命，他所有行为的动机都基于他自身。

不可否认此时黑娃的自我意识在缓慢地发展着，但仍在一片混沌之中，这种混沌所表现出的便是自我意识内部的斗争。自我意识必须要经历双重意义这样的过程，“第一，它丧失了它自身，因为它发现它自身是另一个东西；第二，它因而扬弃了那另外的东西，因为它也看见对方没有真实的存在，反而在对方中看见它自己本身。”[2]139必须要通过扬弃才能返回其本身，这时的“扬弃”便是摆脱桎梏他的传统观念，此时自我意识只是单纯想要成为自在自为的，这种自在自为是以交替的力的形式表明的，自我意识把自己作为中项分化为两个极端，只有这两个极端彼此互相承认才可以达到自我意识的统一[2]141，这种统一在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主奴关系辩证发展的过程中才会达到，此时的黑娃没有能力和时机来实现，所以，黑娃即使一开始感到些许愧疚，他表现出的仍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抗。

从文学角度上通过这样“离经叛道”的描线来体现人物丰满的形象，而从辩证法角度来看，黑娃此时的表现是其自我意识发展运动中的一个环节，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此时他的两种自我意识在斗争。从文本内容的逻辑显示，此时黑娃已经由个人对立个人，进一步转化为个人与封建礼教观念的对抗。

三、黑娃与社会秩序——个人与社会的对立

黑娃在白鹿原上搅起的“风搅雪”以轰轰烈烈开场，然而却以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镇压收场，但黑娃饱满的“革命热情”没有消散，他加入习旅继续与敌人周旋，此时的黑娃是沉浸在对传统观念的有效反抗中的，真正进一步的转变是在一次与敌人的周旋中全军覆没，无奈之下落草为寇的时期，笔者以为这一时期是黑娃沉淀的时期，是其自我意识得到质的飞跃的重要时期。

角色再次发生了转变，从一个“革命者”转变为土匪“二当家”，黑娃在才当上土匪时策划土匪洗劫白鹿村，并吩咐手下打断白嘉轩挺值的腰板，使白族长神像似的形象变成“狗一样佝偻着身体”，白嘉轩的腰杆一直是黑娃心中的一根刺，这根刺意味着家族宗祠威严，意味着深深压抑着他的传统文化。白嘉轩的腰板和鹿兆鹏小时候给他的冰糖，直接刺激了他心灵最底层潜藏的敏感、压抑和自卑的情绪，因此他再次看到一桶冰糖后直接朝里面撒了泡尿。而打断白嘉轩的腰杆，恰恰是黑娃人格走向极端的一个体现。

但是在打断了白嘉轩的腰杆后黑娃真正觉得解脱了吗？没有。在发泄了所有的怨愤之后，黑娃并没有觉得轻松和愉快，他沉静下来了，他意识到自己满怀热情的反抗似乎是自己陷入一次次绝地的原因，在做土匪的这段时间，黑娃在寻觅自我归宿，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维，这种“质”的转变即自己思维的形成得益于角色转变的“量”的积累。

此时黑娃仍处在对抗和否定的状态，只是再一次的，从个人对封建礼教观念的对抗，转变成为个人对社会秩序的对抗。当时的时代背景，革命与封建是主流，黑娃的落草为寇，恰恰避开了主流。在土匪窝里，黑娃成为二当家，与兄弟们的情义深厚，远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流的环境，黑娃反而能从置身事外的角度重新来反思自己至今的人生路径，如果说最初是命运替他选择了土匪这个身份，之后鹿兆鹏劝说他投诚时，黑娃有了“到底行不行、对不对”、国共到底哪个有前途的思考。此时，黑娃以抽离的态度看待当时社会和其发展趋势，在动荡的外界环境中寻求内心的宁静，思索生命的得失。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黑娃身份的转变。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主奴辩证是自我意识真理性的纯粹抽象过程[2]141。主奴的辩证发展矛盾而激烈，主人是纯粹的自为存在的意识而奴隶是需要 “为他物”[2]142的意识，分别是独立和依赖两种意识。通过自我意识第一阶段双重性的斗争之后，生命的重要性得到佐证，因此才有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为了存活，基于对主人的恐惧奴隶成为了奴隶，实际上，主人和奴隶存在不平等的承认关系，这样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因此也就为之后每个阶段的变化作出了铺垫。

从外在条件上来看，黑娃已不是曾经的那个自卑的“长工”，而是一个可以自己选择的独立的人，在这过程中，不可忽略“劳动”的作用。主奴关系的辩证主要是奴隶在改造外物的过程中不断觉醒从而变化的，黑娃通过每一个阶段自己身份的变化，对所处的社会进行了以自己为标签的独特实践活动，在此时有了自己的意识，不再畏惧和依赖之前让他犹疑的人和观念。就如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所揭示的，当主人得到承认后，实际上也表现了主人对于奴隶的依赖，除此主人“通过奴隶间接地与物发生关系”，而奴隶在劳动中通过对物的改造发现了自己潜藏的作为本身直观的独立存在，而这种存在，恰恰是主人的特质，此时黑娃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在这时，黑娃的自我意识从激烈转向柔和，从迷茫转向坚定，这是自我意识本身对自身进行反思的缘故，这一阶段是黑娃自我意识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较为复杂的一环，在每一个阶段的每一环节都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通过反思，表现为黑娃外在条件上人格的不断进步，这种“回撤中进展”③含有理性的精神，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所必须具备的。

四、黑娃与传统文化和正确政治价值观的和解

时代的浪潮不断在拍打，每一个身处浪潮中的人都不可能逃离，这是时代对人的束缚，也是时代的局限性所在。出于利益和前途的思考，黑娃接受了招安，由在土匪窝中的“出世”再“入世”，再次的露面，却是一个与之前所有人心中“不羁”形象不同的黑娃。

黑娃变了，首先体现在择偶观上，他选择了一个熟背四书五经、知书达理的传统女人，这样温柔庄重刚柔相济的女子让他“感受到全部美好的同时也感到了可靠和安全”[1]584。对比此前离经叛道的经历，足够让人惊讶，而之后拜师朱先生则更是令人惊骇。

拜师经过让人为之动容，“兆谦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2]585黑娃肯定了白嘉轩所取的蕴含“谦谦君子”意味的名字，随着朱先生手起笔落“学为好人”四字，那个不顾一切反抗传统文化的黑娃远去了，再次出现在白鹿村村民眼里的是一个悔过自新、谈吐雅致的鹿兆谦。重回白鹿村，是为了祭拜那曾被他砸毁的宗祠。回乡祭祖，这样一个他鹿兆谦曾经厌恶、反抗的事情，现在已经可以从容面对了。此时，黑娃的人性复舒了，对以往的过错有了清晰的认识。面对被他打折了腰板的族长白嘉轩，他诚恳道歉请求原谅；面对祖宗祠堂，他诚恳地跪拜了下去，重新得到了人们的接纳。

在圣贤哲人们刻骨铭心的教诲中，鹿兆谦仿若脱胎换骨，曾经最憎恶的传统文化涤荡了他的心灵，成为他的精神寄托。此时鹿兆谦的人格已经觉醒，寻觅到了精神家园，他开始学为好人，和过去的自己告别，和曾经憎恶的传统文化和解，和自己的过去、传统文化融合统一，这一精神境界的升华直接影响着他。虽然黑娃的生命终结了，但是他的自我意识觉醒之路，已经达到了完善的状态，黑娃成为了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

谈论自我意识是自在的状态还是自觉的状态都只是片面的，只有最后经历了再回归才是完整的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从一个完整的过程来看，不仅自我意识的再回归是辩证运动，同时前一阶段的从自在到自觉的反叛也是必要的运动，是回归运动的基础。正如在《白鹿原》中所展现的一样，黑娃从传统文化环境中自觉，试图突破并反抗传统文化，也正是在反抗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黑娃又产生回归传统文化的渴望，这才有了最后真正的回归。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受到打击，命运固然不可能全然掌控于自己的手里，但是这一生丰富的经历、这如同凤凰涅槃的自我的重生和觉醒，已然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个体，这也是辩证法运动性和思辨性特点在文学作品现实人物中的体现。

五、文学人物形象与哲学思辨方法论结合走向文化自信

在陈忠实的这部由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展开的史诗级著作中，黑娃是不可取代的存在。人物形象的丰满得益于其自身经历和整个时代环境的烘托，可以以小见大地审查到当时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势，可以从黑娃迁移到当时的每一个人、当时曲折进行的革命之路以及整个历史进程的推动。

黑娃的一生都贯穿着黑格尔从对立走向统一的发展观。从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的主奴关系角度来看，主奴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其真正的核心是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就是自我意识从自在到自觉，再回归的过程。这种最初的反抗与最后的回归正是典型的主奴关系转变的表现，笔者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黑娃这个角色。一方面，他在主奴关系中最初是处于奴隶的地位，在实践斗争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自主的个人；另一方面，黑娃在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中，从最初的反叛传统文化的教化，渴望成为独立自我，在跌宕的一生中冲击着他的精神自我，最终回归传统文化之中。黑娃整个一生的命运始于其自我意识中颠覆主奴现状的思想萌芽，而正是这种颠覆主奴关系的思想的日益升华，造就了他颠覆的一生。

从黑娃自我意识的反叛与回归中我们透视到了传统文化本身跌宕起伏的命运，它交织着人们对传统文化激进与保守的两种态度，前者的现实表现可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和当下的“华盛顿共识”④中得到体现，人们宣扬西方进步思想，以此来表达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后者，人们排斥西方文化，一味要求回归到传统文化中。在当下中国道路建设的探索过程中，这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片面的。

如上所一直强调的回归是人们对文化根基的回归，这不只是身份变化下文化选择的转变，更是在现代社会视野下人们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真正反思。我们已经做到的是将人从原本自在的文化之中唤醒。当人们开始对传统进行反叛的时候，就是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而纵观中国社会近二十年的成长，我们显然已从单纯的反叛之中走了出来，对比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鲁迅、巴金等作家的作品为代表，陈忠实在创作《白鹿原》时敏锐地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读者可以清晰看出当代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停留在“反叛”的阶段，而更多的是注重过程的发展变革。新时代的人们开始考虑回归，这不是一种走回头路的选择，恰恰与之相反，在经历了“翻身做主人”的努力以后，我们认识到不应当完全告别过去，文化的价值以及国人的文化自信应该从文化的根基中去发掘。

文化自信的基础是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体的自信。就像在黑娃身上，他重新回到白鹿原是自信的，这种自信也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接纳的态度中，他通过反思甚至对抗，唤醒了自己在本民族文化中的自我意识，建立了他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主体性地位。这种主体性不再只是外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关系，而是对自身存在价值和社会文化的主动的反思和领受。只有这种建立在自觉的、独立的自我意识之上的文化才能够真正有自信，才能具有创造性的、自我发展的生命力；而不是作为一种过去的、死的东西钳制个体的存在方式、泯灭活生生的人性。黑娃在其对传统文化的反抗与统一的整个过程中，不仅建立了自身的自我意识，更揭示了民族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和自信心。对于当今社会来讲，人们要建立的文化自信必须从个体和文化整体的双重发展角度来思考。个体的文化素质和主体性在发展，整个社会的文化风貌也同时经历着逐步提升的过程。一个自信的民族是其文化始终具有创造性、开放性、发展性的文化实体。

所以在本文中笔者将黑娃主奴身份的变化以及其自我意识的觉醒过程作为主题，来说明承载着个人物背后的中国社会对待文化的态度的转变。并且，以此来为我们现代社会文化建设提供助力。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强调的从来不仅仅是文化的复归和某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从文化根基中发展出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反思。

作为中国道路建设的成果，正如“北京共识”⑤的总结：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吸取了国人过去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利弊之后，凝练出一种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内核的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经济文化发展模式。借鉴投射于文化领域，“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这就不难看出，在追寻中国梦的今天，《白鹿原》中的黑娃这一角色有着启发回归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意义。这对于“四个自信”中作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有一定借鉴意义，并直接指向我们现实生活中关于怎样对待传统文化这一问题。而无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选择指向何处，反思与回归的路径都是不可避免的。

六、结语

在文学作品《白鹿原》中，黑娃是命运最为曲折的一个人物。他倔强地抗争着不可控的命运，与一个人、一个观念乃至一个社会无畏地对立，但在这一过程中，又可以看到他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最终至于成熟的地步。而最终，虽然以世俗眼里的悲剧死亡结局，却是归于本心，虔诚地回归传统文化，学习优秀的中国文化精髓，在生命的最后终于实现了自我主奴关系的融合统一，实现了真正的价值。

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思想作为方法论探究了《白鹿原》中黑娃的人格变化与命运发展，以哲学的思辨方式分析具有现实性的文学人物，既揭示大众文学中的时代精神，又反思大众文学对时代潮流的指引作用。此外，在倡导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黑格尔的理论和中国现实文学的对话可以碰撞出两种文化的思想焦点，增加东西方文化彼此的认同感，进一步从理论角度来积极响应坚定文化自信和增强文化自觉的号召，达到笔者的最高目标。

注释

①Siehe M.Baum.Die Entstehung der Hegelchen Dialektik.Bohn:Bouvier Verlag Herbert Grundmann,S.43.

②仰海峰.《精神现象学》中的主人—奴隶的辩证法——科耶夫《黑格尔导读》的核心理念[J].现代哲学,2007,3.

③庄振华.黑格尔辩证法探本[J].武汉大学学报,2015,9.

④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⑤"北京共识"的三个原理:其一,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迄今创新和技术给一些部门带来的超快速变化足以使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创新带来的变化之快,以至于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出现,新的变化又产生了.用物理学术语来表达就是,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其二,由于不可能从顶端实现对动乱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要让眼光超越诸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这是处理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的唯一途径.其三,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