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四次出国考察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7年，在一次会上，李先念副总理提出，搞经济工作的人应该到西方国家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他还指名要我出去看看。根据先念的意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先后四次出访，考察了英国、法国、日本、美国、联邦德国、瑞士、奥地利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较早派出的经济考察团。我抱着极大的兴趣，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管理体制、技术装备水平、企业管理情况和政府经济政策等，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了解。通过考察，我打开了眼界，开阔了思路，感到对改革开放抱有的信心和头脑中的办法多了，路子也宽了，深感先念的提议深谋远虑。

一、首次出访印象多多

出国考察对我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这几次与上世纪50年代到苏联访问有很大不同。虽然都是“取经”，但之前我们是“白纸一张”，学人家只能“照葫芦画瓢”，这时不同了，我们已有30年的建设经验，看人家是怎样搞经济的，不仅有选择的能力，而且鉴别能力也有所提高，通过考察，能够很快找出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这时虽然对西方国家了解不多，但在多年的民间贸易中也有所接触，只是我们这些搞经济工作的人，很少对西方发达国家实地考察而已。当时，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实际负责人）袁庚说，国内一些同志是“关着门过日子”，怎知“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现在打开大门出去看看，还真是大开眼界。我们虽然搞了30年的建设，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但国力不够强大，出去考察既是取长补短，也是相互交流。在与西方一些人士的接触中看得出，他们对我们更是“关着门过日子”，他们封锁我们，也封锁了自己。现在，他们也急于了解中国，想同我们做生意，但对中国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说明在这个世界上，交流比封锁、制裁更重要。考察和交流，也是我们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好时机。此后多年，我也一直主张搞经济工作的人多出去看看，传递一些“中国信息”给他们。

1977年12月，我以顾问身份随同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率领的代表团访问英国和法国。这是我第一次出访西欧。李强是位老同志，多年从事外贸工作，很有经验，对国外情况也非常熟悉。依照当时的经济体制，国外认为中国外贸部长就是中国的“大老板”，所以接待规格、日程安排都十分周到。随着参观考察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感到，我们和这些国家经济上的差距太大了。英、法人口都是5000多万，但它们跟世界经济联系密切，进出口总额都大我国十倍以上，它们经济发展的规模也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这两个国家都是战后在被破坏了的土地上开始重建，为什么它们发展得这么快？我感触很深。在英、法的一些城市，也会见到一些贫民窟和以捡破烂为生或露宿街头的乞丐等，但整体生活水平是我们当时难以相比的。要是从所有制上说，这两个国家也都在搞国有化。英国当时由工党执政，他们还反复向我们介绍国有化的优越性。他们的国有企业也有亏损的，例如英国钢铁公司在与我们座谈时坦言相告亏损了。所以保守党一上台就以此为理由推行私有化。其实问题不全在国有化上。我们去法国时，法国也在推行国有化，而且国有化程度还相当高。巴尔总理是位经济学家，听了我们介绍“文化大革命”后经济恢复的情况，他很有兴趣。他在介绍法国经济情况时，特别讲了能源的重要性。法国煤、油储量都很少，主要是发展核电，所以他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法国的核电经验。他建议代表团参观里昂附近的一个核电厂，这是一个单机容量90万千瓦的核电站，核电设备开始是从美国引进的，后来由法国自己制造。据他说，法国核电技术优于美国。听得出来，他在向我们推销核电设备。应该说，他们很有商业头脑，那时就看到了中国是个大市场。虽说我国发展核电是后来的事，但启动、酝酿、研究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十年后引进英、法技术建设的大亚湾核电站，就是李强和我在那次访问时开的头。

对于环境保护，这些发达国家都比较重视。到钢铁厂参观时，很难见到烟火冲天、油灰满地，厂区、炉前区干净整洁。在英国，我们参观了矿井，据说这曾是英国女王看过的煤矿，长长的巷道干干净净，直到掌子面才见到煤。在掌子面上的工人虽然个个也是黑脸乌眼的，但使用的是先进设备，可以保证生产安全。我一面看一面想：我们的矿工何时也能使用上这样的设备？现在，这个愿望早已实现了。

我国与英国之间有个香港问题，所以建交较早，虽然停留在代办级，但相互贸易还是不少的，他们希望跟我们做生意。当时正有一笔大买卖，就是西安飞机厂准备购买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发动机。这是王震拍板决定的。李强和我到此访问，他们认为我们是“实权部门”的人，邀请我们参观罗﹣罗公司，还请我们观看可垂直起落的“鹞式”飞机表演，意思是想做成另一笔生意。

在法国，我们参观了图卢兹飞机工厂。当时法国想卖空中客车A-284给中国，邀请我们参观它的装配厂。空中客车飞机是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几个国家合作生产的，是后起之秀。在法国，我们还参观了农场，农业操作已经完全机械化了，看了机械化养牛和挤奶场。当时，英、法都有打开中国市场的强烈愿望，所以有关部门的官员、经濟界人士对我们的访问非常重视，要求见面、拉关系的人很多。

在考察中，给我印象较深的另一个地方是英国首相府。唐宁街10号的照片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但真的到了这里，仍然感触颇深。堂堂首相府，除了门口站个警察，其他与两侧建筑没有两样。我们的车到时，主人在门口等候，也就是在大街上迎接。我们被引进大门，里面是个小过道，会议室里围着会议桌的座位可坐十来个人。这就是堂堂大英帝国首相府，我很惊讶。中国有句老话叫“官不修衙”。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我们的古人确实是那么做的，可我们一度是怎样做的呢？几乎是“修衙”成风！有的把政府办公楼装饰得富丽堂皇，像五星级饭店。不想20世纪70年代，我竟在英国唐宁街看到了“不修衙”。几十年过去了，据后来去过唐宁街10号的人说，那里仍然如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修衙”，我想大概不是没钱。至于是重节俭、重传统、重实效，还是重表面形式，我没有研究过，但“不修衙”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英国，我们还拜访了前任首相希思。希思多次到中国访问，是中国的老朋友了，同李强很熟。他在家里接待了我们。希思住的是公寓，像咱们的机关宿舍，一栋楼几个单元，他住其中一个单元，上下三层，每层有两个房间。他把我们让到第二层客厅里。希思独身，雇了个钟点工，白天在他这儿上班。我们是晚上到的，希思便自己动手煮咖啡招待我们。他的门口也站了个警察。他说，本来他不要警察，不想下台后有人滋扰他，不得已才同意内阁给他派个警察站在门口。据希思讲，他除了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外，主要是读书。希思虽然是“高官”，但不住“豪宅”，这给我的印象也非同一般。

此次访问中，我们还会见了撒切尔夫人。我是头一次与撒切尔夫人见面，她当时是在野党领袖。李强提出要到她的总部拜访，但她说自己是在野党，我们到那儿去有点太张扬了，所以坚持到旅馆看我们。于是，她带着“影子内阁”的“外交大臣”“国防大臣”来到我们下榻的旅馆。撒切尔夫人很有点风采，侃侃而谈，给我们分析了英国政局，信心十足，言下之意，下一届的首相就是她了。

二、在日本“蹲点”

从英、法回来后，先念要我再到近邻日本看看。于是1978年11月，我带一个经济代表团访问了日本。

这次同我一起去的副团长有北京、天津、上海几位管经济的副市长，顾问是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成员有马洪（社科院工业经济所所长）、孙尚清（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宋季文（后来曾任质量协会会长）、徐良图（经委副主任）等，是一个近40人的代表团，代表团秘书长是张彦宁（经委综合局局长）。日方由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出面接待。

为更多了解日本企业情况，我将考察团分为A、B、C三个组，这样可以多考察一些企业。对重点企业，我要求不能走马观花，少则三天、多则一周，听讲、座谈、调查。我在A组，先到新日本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蹲了两天，邓小平不久前访问过这里。君津钢铁厂用的是海运进口矿，有自己的码头，设备先进。小平请稻山嘉宽帮助中国建一个同样的钢厂，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宝钢。我在丰田汽车厂蹲点考察了六天，了解面广，感受也比较深，尤其对他们的发展战略印象深刻。那时还是70年代末，但他们介绍远景规划时，产品设计的新型号已经开始针对21世纪了，真的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想着未来的”，很不简单。还有丰田的“零库存”，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丰田汽车下生产线后直接送到船上外运，为了看个明白，我从新车下线、上运输车（运输车一次可载三辆）到码头，一路直看到一辆辆车开上货船，整个过程井井有条。丰田协作厂的协作件也是直接送到生产线上，仓库基本没有库存，所以叫“零库存”。生产组织到这种程度，长期管理物资工作的我看了之后非常惊讶，钦佩人家的管理水平。而且一个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型号的汽车，这是一项科学严密的组织工程，他们叫“看板管理”。除此之外，我还参观了小松制作所，它的挖掘机与美国同类产品竞争得相当激烈。在参观松下公司时，松下幸之助已退居二线，总经理是他的女婿。我看了他们的一个电视机分厂，厂长说，他在这里已经干了几十年了。他说，没有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事业心，是干不出今天的成就的。我读过松下幸之助写的书，知道他是从一个很小的电器商店发家的。夏普公司是我们参观的另一个典型，它走的是高科技道路，太阳能电池已经发展到好几代了。接着我们到九州，参观八幡钢铁厂。这是日本一个老牌钢铁厂，一座已退役的高炉没有拆除，别出心裁地在原地修建了一个小公园，以此告诉后来人，八幡的发展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要忘记创业的艰难。这种做法很有一番高瞻远瞩的思想！

我们到日本时，正遇上自民党总裁选举，福田赳夫、大平正芳、河本敏夫等人都在竞选。河本是通商产业大臣，为了助选，他和我握手时招来一帮记者给他照相。经济企划厅长官樱内义雄是我们熟知的老朋友，他自我介绍说，他的这条命是中国一位农民给的。战时他在中国江西一带负伤，在庐山附近被一位农民婆婆救助。他说他永远忘不了中国人民的恩情。我们访问了他领导的民间组织——日本科学技术联盟，听他讲了日本规格协会的情况。他还向我们介绍了专利管理制度，这在当时对我们而言是个新鲜事物，很有启发。

考察期间，正是日本的“质量月”，我们参加并体验了这个活动，听了一些获奖企业介绍经验后，还特地去考察了其中一些企业。他们不仅重视质量，而且重视节约原材料，重视成本管理和降低消耗。这是高质量的前提，也是企业管理的基础。这些企业的管理功底都很过硬。日本同行还介绍了他们发挥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各式各样的办法，包括终身雇佣制、质量小组活动（即班组活动）、“提案”活动（即合理化建议活动）和为职工过生日（工厂员工的生日企业都有登记，到时由厂长或委托其他人登门祝贺，以激励职工）。通过这种细微考察，我们感到，日本的企业管理很重视人性化的关怀。

访问结束时，日方为我们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有日本记者突然发问：中国允许不允许或者说可不可以由外国人去投资建企业？那时乍一听，觉得不好回答，我同力群、马洪小声商量几句，用了个外交辞令，我说：你的问题提得很重要，我们要很好地研究。第二天日本一些报纸上居然用了大字标题：袁宝华讲了，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很好研究。当时国内尚无“开放”一说，的确难以明确回答。回國后，我们向中央汇报了这个问题。不想，不到一个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回答了许多国外工商界人士最关心的问题。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

在日本，稻山嘉宽刚见到我时就说，他这一年接待了四个中国的代表团，作为经济代表团我们是第一个，他很高兴。日方为我们安排了周到的考察行程。通过考察，我们都觉得应当把发展商品经济提到我国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邓力群对我说，要发展我国经济，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不走发展商品经济这条路是不行的。当时对“商品”二字，大家都很忌讳。回国后，华国锋亲自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我们的汇报，我们也在汇报中斗胆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在当时提出这些问题，顾虑很大，时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人们的思想还在禁锢之中，所以我们在提出发展商品经济时，还特别强调两个界限：一是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二是货币不能成为资本。

汇报前，我们向国务院报送了30多页的《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报告结合我国当时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要解放思想，彻底摆脱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打破框框，冲破禁区；要改革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变行政组织管理为经济组织管理；要扎扎实实做好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基础工作，包括普及和提高教育，加强职工培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等等。报告还指出，日本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并注意结合本国国情及文化传统加以消化吸收，创造了一套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为中心的、使管理工作全面现代化的、适合国情的独特方法，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车轮。报告还介绍了日本公司的组织、企业计划、专业化协作、质量管理、职工培训、刺激职工积极性的办法和提高职工生活水平的政策等。

考察报告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观点。例如，要正确认识企业管理与生产之间的关系，企业管理的任务既应该包括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又应该包括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把企业管理一概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借鉴、不能学习、只能批判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要正确认识计划经济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既然存在着商品和货币，价值规律就起作用，应当利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结合起来。要正确认识公有制与竞争的关系，公有制经济也可以允许竞争，使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同时淘汰极少数长期吃社会主义、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企业等。国务院领导很重视我们的建议，立即将报告印发下去。

考察中，我们深感日本经济发展与其指导思想有很大关系。我们觉得日本的特点是政治思想保守，经济并不保守。发展经济时，他们采取“拿来主义”，拿来以后加以利用、创新，再变成自己的东西。譬如质量管理是从美国学来的，一直到现在，它的质量管理奖还叫“戴明奖”。戴明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他在日本传播质量管理知识，日本为此设立了这一奖项。之后日本又在美国质量管理基础上创造了全员质量管理模式，其实就是质量管理中的群众路线，即美国的QM（质量管理）到日本发展为TQM（全员质量管理）。日本还把中国“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拿过去，组织工人参加管理，提出了日本式的“三结合”。再譬如，日本的企业管理也是照搬美国的，他们从泰勒制学起，在学习过程中又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访日期间，日方为我们举行了几次企业管理讲座。其中有一讲是一位名叫金森久雄的学者介绍日本企业管理的特点。他说来说去，中心意思是日本企业赖以生存的是三大支柱：一是终身雇佣制；二是年功序列制，就是按年加俸，减少职工跳槽；三是独立工会，工会是企业自己组织的，不受外部工会的影响。其实，所谓三大支柱，后来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三、两位老朋友的坦言

在日本访问期间与我们接触最多的是东道主稻山嘉宽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稻山与我们详细谈了多次，有时上午没谈完，下午继续谈。在和我们交谈中，他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稻山说，日本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严格的纪律和严格的管理。对这个问题，1981年我随谷牧参加日本通产省一年一度的阁僚会议时，土光敏夫和稻山嘉宽还专门把谷牧、我和段云三个人邀请到日中经济协会，同我们推心置腹地说了他们的想法。土光敏夫尤其言辞坦诚，他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若没有严格的管理是不行的。没有严格的劳动纪律，松松垮垮，你们的经济发展不了。后来谷牧和我们议论时，认为土光说的这一条非常重要。谷牧说，本来马克思讲的就是产业大军，既然是大军，就应该有铁的纪律，没有纪律怎能发挥大军的作用？日本增强企业对职工的吸引力、凝聚力，又通过严格的管理和纪律使企业的生产在严密组织下进行，所以才有高效率，才有高效益。

稻山嘉宽一再讲，中国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非常好。他说，中国要发展经济，没有这个精神不行。日本战后恢复经济靠的也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说，日本发展中的资金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人们的储蓄，当时日本人的储蓄占国民收入的20%至30%。当然，他们也借助外力。一是美国的“核保护伞”，使日本军费开支降低到最低限度，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经济建设。二是日本发了“戰争财”，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日本大量订货，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稻山说，这两条中国都没有，中国最可行的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老朋友的话语重心长。回国后我们反复研究，下决心抓住企业管理和整顿劳动纪律这个“牛鼻子”。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里，我们建设了一大批新项目，国民经济有了一定基础，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很大破坏，此时百废待兴，大量新增投入显然比较困难；而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发挥现有基础的效率和作用，强化企业管理则是投入少、收效大、最便捷的途径。所以回国后，我们发起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

日本是我国的近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多次访问日本，考察企业管理、质量管理和产业结构调整并进行友好交流，将他们的经验在我国企业整顿与企业管理现代化中加以吸收和借鉴，同时结识了许多日本政要和企业家，与稻山嘉宽、土光敏夫、松下幸之助、竹下登、乡司浩平、河合良一、樱内义雄、岩佐凯实、根本二郎等都曾建立起密切的友好关系。这些老朋友都与我坦诚相见，我也尽心尽力地为促进两国经济交流与发展做工作。

四、美国的“拿来主义”

在考察了英、法、日之后，1979年11月，我又访问了美国。仍然是我为团长，邓力群为顾问，副团长有经委徐良图、北京叶林、上海韩哲一、天津张淮三，代表团成员有辽宁王光中、体改委周太和、社科院孙尚清，以及张彦宁、刘昆、温厚文、康心浩等人，基本是考察日本的原班人马。此行的目的是通过参观访问一些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工交企业、银行金融业单位、咨询公司和管理协会，考察美国的经济管理、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这次考察也是兵分三路，由徐良图带队到可口可乐公司，韩哲一带队考察飞机工厂。非常巧也极为幸运，我们到日本考察是在邓小平访日之后，这次到美国考察又是在小平访美之后。我们感受到两国政治、经济、学术、企业界及公众对小平访问的关注仍在继续，“中国热”余温不减，我们的考察也自始至终处在友好的气氛之中。

我们是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国经济代表团，成员又包括了京、津、沪、辽沿海工业城市和有关部门的官员及学者，美方接待单位很重视，工作做得比较周到。邀请我们的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菲利普斯，他原来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所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算是一个半官半民的组织。美国商务部、能源部、财政部的官员和国会经济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也出面接待。在美期间，我们访问了华盛顿、巴尔的摩、纽约、芝加哥、休斯敦、旧金山、丹佛和小石城。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在小石城会见了我们。我们把这些城市的主要工业大致都看了，包括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机械制造业，也包括港口、墨西哥湾的采油平台，还拜访了美国大通银行和商业周刊杂志社。

看了这些城市和企业，给我的感觉是“拿来主义”的确在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普遍。美国人很善于接受、吸收别人家的东西。日本学习美国并加以创新，美国回过头来又学习日本，为我所用，所以发展得很快。1979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他们的工厂管理还不大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1986年4月第二次访美，他们告诉我，已经学习了日本的经验，办企业要以人为本，要强调行为科学，了解人的需要，满足人的需要。美国人学得实在快，同时在学习中保持了自己的特点。

给我留有深刻印象的另一件事是他们不断采用新技术，改造旧设备。我们参观一家造纸厂，看到它的一台设备是20世纪20年代制造的。我很吃惊：现在还用这么老的设备？经介绍才知道，关键之处已经多次改造，设备外壳虽是20年代的，但机内关键技术的水平却是70年代的，也就是不断地在旧设备上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利用旧设备可以利用的部分，改造必须改造的地方，既快又省。在接受新技术方面，美国人毫不保守，什么新的东西、好的东西都加以学习、消化、吸收、创新。我先后四次到美国，看到新东西不断涌现，所以它的经济能够发展得这么快，能从一次次的周期性危机中很快走出来，并不断改革、不断创新，在经济上、技术上一直能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五、施瓦布与世界经济论坛

1980年6月，我到瑞士日内瓦，访问了欧洲管理论坛总部。之前，论坛主席施瓦布曾应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所所长钱俊瑞邀请，于1979年来华访问。经社科院邓力群副院长介绍，施瓦布代表欧洲管理论坛总部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建立了合作关系。由此，中国企协每年除参加达沃斯年会外，还与论坛合作在华举办一次中国企业高峰会议，共举办过26次。这26次会议对外国企业了解中国，以及中外企业家交流经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现在，他们已经采用在大连和天津召开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形式在中国开会。

作为一个国际性民间经济组织，欧洲管理论坛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引起许多国家的重视，每年都有一些国家政要和学者、企业家参加其年会，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发表意见，交流看法。于是，论坛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会议”，我们每年也都组织由企业家、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会议。为发展我国在经济领域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国家领导人李鹏、朱镕基、李岚清、吴邦国、温家宝、李克强、习近平等先后参加过达沃斯会议。1987年，施瓦布提出，打算将欧洲管理论坛改组为世界经济论坛，以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此征询我们的意见，我们表示赞同并予以支持。达沃斯论坛年会大都在中国春节期间召开，所以每次开会都会祝贺中国春节。

施瓦布比较有远见，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纷纷制裁我们，在反动声音甚嚣尘上的时候，他决定继续与我们合作开会，所以我们的联系没有中断。当时我给江泽民、李鹏写了报告，他们都很支持这个会议。当年10月26日，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举办的第九次企业管理国际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位外国企业家与中国企业家一起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江泽民同志会见中外企业代表，并作了热情的讲话。在政治风波刚过、西方造谣诽谤的“反华大合唱”十分嚣张的情况下，会议如期召开，让外国人看到了中国的真实情况，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世界经济论坛面向企业，1980年时，它与西欧2000多個企业建立了网络联系。在施瓦布案头的电脑里，可以随时点击他们中任何一个企业的管理数据。我们考察联邦德国，就是经欧洲管理论坛介绍，由联邦德国欧洲管理论坛方面的负责人接待。在联邦德国，我从南到北考察了他们的一些主要城市。接待方还邀请我到西柏林，告诉我说，联邦总统想在西柏林（当时首都在波恩）接见我。后来考虑到这对民主德国是个很敏感的问题，为了不引起民主德国误会，我和使馆商量，婉言谢绝了总统的好意。虽然他们因此降低了接待规格，却避免了给我国外交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在联邦德国活动，主要的接待单位是商会（相当于我国的工商联）。我参观了西门子公司、奔驰公司，还专门去看了证券中心及股市。

联邦德国的企业管理同样非常严格，我很欣赏他们的职业教育制度。他们培养职工采取的是双轨教育制度，由商会负责组织，学校负责徒工理论教育，工厂负责岗位实习操作教育。他们重视手工技能操作训练，每一个徒工毕业时都要用手工做出一个纪念品，以展示操作水平。这样的徒工上岗后都是熟练工人。联邦德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够在战后的废墟上恢复和发展得那么快？主要得益于这种传统的职业教育制度。他们说，战争炸毁了工厂，技术装备被毁掉了，但只要人还在，就有了重要资本，有了人就有了技术，也就有了迅速恢复经济的可能。他们提高职工素质从徒工开始，在职教育也从不中断，这非常重要。

我在1987年和1988年两次访问民主德国，他们也有这方面优势。当时民主德国人均国民收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大约是6000美元，虽说与联邦德国相比差距明显，但他们的工人技术素质并不低，这也得益于德国传统教育制度。两德之间的差距是在企业自主权上，民主德国企业的发展受政府行政干预太多，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脱节。民主德国人向往联邦德国，最重要的是生活水平差距所致。就以照相胶卷这个小小的产品来说，我在美国、西欧包括联邦德国考察时，彩色胶卷到处可购，可是民主德国仍然是黑白胶卷。其原因不都是企业技术不行，而是政府管得死，企业没有“自主钱”，限制了研制的积极性。

结束了在联邦德国的访问，我到奥地利参加欧洲管理论坛专为中国代表团举行的一次国际讨论会。出席这次讨论会的有瑞士、联邦德国、奥地利和荷兰四个德语国家的有关人士，主题是外国企业怎样到中國投资办厂。会上，我全面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对外方针，并以瑞士迅达电梯公司和北京电梯厂合资组建中国迅达电梯公司的合作合同内容为例，具体讲解中国政策，引起与会四国企业家的极大兴趣。

六、要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管理经验

上述几次出国，虽然是开阔视野性质的考察，我的感受却颇多。看看人家，想想自己，深感思想解放的必要。没有思想解放，何来经济发展？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论经济管理、企业管理，都与市场分不开。有市场才有竞争，有竞争才能优胜劣汰，才能促使生产技术进步，才能给企业带来压力、增加动力。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你的产品就不能吸引人，没有创新，你的产品价值就低，所以要不断创新。哪怕有一点点新的东西，都是进步，都能提高价值，都能有利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应该得到支持。企业要在竞争中创新，在竞争中壮大。企业若想立于不败之地，关键是产品先要立于不败之地。好多东西，看起来是小改、小革、小进步，可是积累起来就会把整个事业向前推进一大步。我很欣赏一些优秀企业家讲过的两句话：“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生产一代，开发一代，储存一代。”如果说这几次考察还只能是走马观花，那么在“观花”之余，我还想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也是社会的公民，一定要在自己的产品质量、品种和售后服务上下功夫，这样才能满足社会需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出国考察，对我们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者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考察的这些国家都有很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史，他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而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只有几十年，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借鉴这些国家管理经济的好经验、新方法，来不断调整我们的步伐。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到现在并有所发展，就是因为它不断地调整，不断地采取新的方法来激发经济。对此，我们要深入研究与借鉴。

第一，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不断调整和建立起来的一套监督、管理企业的办法。就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它的核心是坚持私有制。在坚持私有制的前提下，他们的许多管理制度也在不断改革。资本主义开始时是由家族企业起家的，企业由家族成员管理，进而聘请专业人员代替家族来管理他们的工厂，后来很多发展为股份制，不仅吸收了更多的资金，而且加强了对企业的经营监督。我们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他们的这一整套监督与管理方法。

第二，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多年来不断进行资源优化配置、资产重新组合的经验。资源配置和资产组合在经济发展中很重要。资本主义国家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企业关闭，又有数以万计的企业出现，资本主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存和发展的。而我们的企业一度“能生不能死”，使得一些长期经营不好的企业拖住了我们的腿，制约着我们的经济发展。所谓优胜劣汰，我们要研究和借鉴资本主义这方面的经验。

第三，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维护制度稳固、保持社会稳定的方法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高福利带来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为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竞争，用高福利笼络人心，使福利增长超过生产发展的可能，造成国家负担沉重而陷入困境。对此，我们要认真研究。

第四，研究和借鉴西方企业职工参与管理的经验。我1979年到美国时，美国没有职工参与这一概念；而此前一年到日本，他们就已经大谈职工参与了。日本人讲，职工参与是他们从中国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中学来的。现在，职工参与、以人为本已经变成世界许多国家企业管理的共同语言，美国人在讲，欧洲人也在讲。从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中描写的工人作为机器零件的时代开始到现在，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而作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创始国，我们又该如何继承和发展呢？

第五，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在发展高新技术和推行科学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断发展、采用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式。日本把发展高新技术提高到国策的高度，以保持在市场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科学管理也在不断发展，开始提出的科学管理和现在提出的内容大不一样，有很大变化和改进。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早已向国际化发展，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活动已不局限于一国之内，这同高科技发展关系极大，这方面尤其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说明，它是靠不断地进行调整来维持其制度、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的。列宁讲，资本主义制度是垂死的制度。他是从战略上讲的，是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来讲的。当然，它不断地调整，可以缓和矛盾，但基本矛盾是不能消除的，最后它还是要走向灭亡。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东西，研究它克服困难、化解和调和矛盾的经验教训，在学习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和不断创新。只有创新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创新是我们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一套企业管理方法，既要总结自己的经验，也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不断改革，不断创新。

（编辑 赵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