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召开前社会主义思潮与激进政党创建的历史考察(1911—1921年)

2018-10-25 09:21:48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8年10期

吴海勇

[摘 要]本文侧重考察1911至1921年主要在中国境内产生的标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激进政党。在梳理相关历史信息的基础上,对中共一大召开前十年间社会主义思潮与激进政党创建的历史进行分期解析,进而对上海成为党的诞生地的便利条件进行新的阐释。

[关键词]社会主义思潮;社会党;共产党;创建

[中图分类号] K258;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10-0021-05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历史的大事变,也是历史大势所趋的结果。放眼中共一大召开前的十年间,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两度掀起传播的高潮,其间产生的标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具有原发性的政治团体,至少有19个之多。对此进行专题考察,会对当时政治形势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历史逻辑也更能加深理解。

一、辛亥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澎湃,相关政党脱颖而出

从清末到民初,特别是经历辛亥革命、民国肇建的政治催化,各类政党在中国如雨后春笋,势不可遏。其主张各有所倡、吹万不同,但以宣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含无政府主义)的最为激进,相关激进政党跟进建立,上海在此第一波浪潮中即拔得头筹。

事实上,早在1908年3月10日《申报》刊载的《论中国之政党》一文,就宣称“我谓今日最有政党资格者,惟海外之共产党,但其言多惊世骇俗之言,为今之政党所不肯道”[1]云云,先声夺人。有敢说的就有敢做的,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在上海创建了中国社会党,这是中国第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党纲有“土地公有”“资产公有”的主张。尽管江亢虎并不赞成暴力革命、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性质、消灭阶级,但他的主张在当时仍被视为洪水猛兽。因作相关专题演讲,他被浙江当局驱逐。而上海租界区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得多,这也是江亢虎先在上海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继而在上海光复后改组成立中国社会党的缘故。[2]

民国肇建,民主喧腾,党禁开放,民智开化,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掀起了又一波高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时现时隐。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积极认同社会主义主张,在其间也发挥了特殊的助推作用。1912年3月,上海《民权报》刊登“中国共产党”广告招募党员。同年4月28日,《盛京时报》(奉天)刊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3]但均无下文,估计两党在筹建中无疾而终。在民国初年,影响最著且最有势力的还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江亢虎曾致信进而当面游说袁世凯,最终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4]对此,沙淦等人提出质疑。沙淦推崇“急激”的社会主义,直指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专制,为此他另组“社会党”(“新社会党”)[5],明确该党的交通机关设在上海[6],应是该党的成立地,直到1913年8月社会党首领沙淦被捕杀为止。

社会党在民初的发展,还促成了社会主义与佛教的杂糅。曾参加社会党的僧徒太虚受孙中山的鼓励,于1912年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协进会[7],将社会党主张融入其中,倡导佛教社会主义。因此,该团体亦被视为宣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团体之一[8],一直活动到“二次革命”失败。此外,同年成立于南京的仁党,在主张博爱、人道、和平之外,也倡导实行大同主义。[9]

社会主义思潮形形色色、包罗万象,其中以无政府主义最为激进,颇能满足一些具有大同思想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遐想。在广州创建中国内地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刘师复,1914年7月在上海发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并发布《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10]翌月面世的《无政府共产党目的与手段》,同样出自刘师复之手。[11]民国初年上海涌现的倡行社会主义的政党,还有工商共进社、中华民国平民党等。大体可与上海相媲美的是广州,在那里成立了广东进步党、惠民学会和新学会。[12]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十月革命后发生新动向

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展露出实现的希望。受此影响,共产主义运动磅礴于世界,同时激发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迎来第二波高潮,并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其间发生的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通过比较、反复、探索,走俄国人的路,渐成中国进步分子的共识,为此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潮中开始崭露头角,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势在必行。同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为谋求共产国际的支持,伪冒“共产党”的倾向也愈发明显。

在这一历史时期,无政府主义者对十月革命胜利在中国的传播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而并不标明“无政府”字样,且又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各地早期党组织序列之外的“社会党”“共产党”,无疑更具历史谜团性。1920年2月,山东的“中国社会党”在上海登报呼吁欧美及苏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给予同情和援助。[13]这与江亢虎在辛亥年间创建的中国社会党并无关联,五四运动前夕江亢虎在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4],他归国后并没有立即着手中国社会党的重建,而是凭其最早创建中国社会党的资历,游历苏俄。1921年7月,他出现在共产国际“三大”的会场。

在共产国际“三大”前夕,与江亢虎一起被俞秀松等中國共产党、青年团成员揭发的,还有自称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同党”代表姚作宾。据说这一“中国共产党”系1920年初由“大同党”改组而成。而黄介民的回忆显示,大同党的前身是1916年7月8日成立于日本的新亚同盟党,翌年12月28日该党本部由日本迁至上海,“永定上海为本部”;“民国九年正月三十日”,在上海宝康里某号改组为大同党。[15]黄介民那时期主要活跃于上海,他以中华工业协会的名义在上海成功地发起了劳动纪念大会,陈独秀亦参与其中。其推行所谓“大同计划”,又受“广义派由日京被迫到沪”的“博达博夫”的激励。“博达博夫”应该就是苏俄早期派遣来华人员波波夫,当时决定由博达博夫先将大同党历史“郑重电知列宁政府”,该党另一负责人姚作宾等积极筹划分途入俄。后姚以代表全国学生会名义赴俄,行至海参崴受阻,仍返回上海。有趣的是,黄介民作于1920年底的回忆录《三十七年游戏梦》有意以三角符号代表“新亚同盟党”“大同党”,并不见“中国共产党”之称。[16]所谓大同党1920年初改组为“中国共产党”,并不可信。“中国共产党”之名很可能是姚作宾为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所临机编造,为的是争取苏俄的支持。不过,当时社会主义者(包括中日两国)不乏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比附共产主义的,“大同”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共产主义”,这一变通做法不能视为完全的作假。

1920年2月至3月初,又有“支那共产党”成立。该党实由真理社等无政府主义团组成,领导人为张墨池(民权)。真理社原系陈炯明在福建领导的政治社团。该社一度引起苏俄的关注,认为“这个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它的任务是对南北军阀政府作斗争”[17]。据英国档案记录,张墨池在参加世界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会议后,归程途经莫斯科恰逢俄国革命,遂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为苏俄工作。1920年春,他在漳州从事宣传活动,而在那年上海举行的五一纪念集会上,他又是重要的演讲者之一。张墨池与苏俄来华的波波夫相识,这与他成立支那共产党当有影响关系。[18]因其与真理社的组织传承关系,该党成立地暂系于福建漳州,具有明显的“新村主义”倾向。[19]

现存文献显示,1920年3月12日,四川还成立了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最让今人起争议。该组织不仅产生时间早于1920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而且人数亦胜后者,“有近四十个成员和六十多个候补成员”,在重庆、成都、叙府、雅庆等地总共有5个组织。[20]对于这个共产主义组织的性质、成立时间、文献当时用途等,党史学界迄今尚无定论。不过,从该报告所提到的四川军阀战胜入川滇黔军的时间背景来看,该组织成立时间似当被提前了一年。[21]但就是这样,它也是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产生的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除了上述中国境内活跃的各类共产主义组织,在海外进步华人中也有过共产党组织。旅法、旅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姑置不论,在苏俄境内还产生过“旅俄中国共产党”。1920年6月,旅俄华工联合会改建为俄国共产党华员局,该会原组织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此改组为“旅俄中国共产党”。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没有彻底消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该工人党还改称为“中华共产党”。[22]

以上所述,再加上1920年6月、8月在上海先后成立的社会共产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两个具有发起组织性质的政治团体,我们对1911至1921年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产生历史及其地域分布状况,就有了鸟瞰式的巡览。由于本文侧重政党的源发地探讨,相关激进政党兴起后成立的其他地方组织不在论列。

以五四运动为分界,前后十年间激进政党的创建明显呈现出分期特征。五四运动前,以上海为策源地,向北向南各有扩展,南到广州,北以南京为重镇。袁世凯势力控制下的北京如同置身世外,江亢虎北上晋见实际上并没有使之根本改观,反不及东北更易受到邻国日俄社会主义运动的辐射影响。在绞杀“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开始禁令不准私立党会,社会党因有牵连遂遭封闭,相关主张激进的政党一时也趋于式微,而此后偏有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成立于上海,上海适合激进政党的活动于此又添一证。五四运动后,在短期内宣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呈井喷之势,且在名称方面,“共产主义”较“社会主义”更为鲜明,山东、福建、重庆皆实现历史的突破,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此留下影响因子。尽管自称“共产主义”的未必就是合格的共产党,很可能还是无政府主义政党。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在最初传播十月革命胜利消息方面是有功的,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的中共创建实践一度并不排斥无政府主义者。从“社会共产党”到定名“共产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二大”会议精神的吸纳,最终使中共的创建与无政府主义一篙撑开、二水分流。也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其他标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实际上并不接受列宁关于创建共产党21条规定的政党,其伪冒“共产党”的行径昭然若揭。至于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无论它产生于何时,无论其是否属于无政府主义性质,如果它没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起到联络各省(而非局限于本省各地的联系)、发起组织的作用,又没在中共一大宣告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融入该组织,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实在有限。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中一马当先,通过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使中国无产阶级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原创,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共产国际成立尤其是共产国际“二大”后,诸国共产党的成立没有不受到共产国际影响的。国际共运第一次磅礴于全世界,这与十月革命的胜利密切相关,各国进步力量受其感召,不能简单地视为苏俄“输出革命”。但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密切结合中国实际,在上海完成了党的创建使命。

三、上海在诸城中成为党的诞生地的三大优势

着眼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团体的源起地,尽管个别政党情况未能尽数掌握,但基本上还是可以大体判定城市是这些政党的必选之地。上海、奉天、南京、广州、重庆,这些城市都曾孕育了相关激进政党。这与民初政党创建于各大城市的前四强(北京、上海、广州、南京)[23]大部重合。北京没有成立原发性的共产党组织,这一方面与北洋政府的军警统治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中的偶然性因素。此外,城市格局也影響政党的主张,支那共产党明显具有“新村主义”的倾向,这与其成立于城市规模并不大的漳州不无关系。彭述之当年一度服膺克鲁泡特,在武汉待了一阵子后开始质疑“新村”理论[24],这对其转向共产主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标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民初19个激进政党,在申城创建的就有9个之多,占总数的47.4%,接近一半,位列诸城之首。通过诸城对比,上海的相关优势在以下三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值得特别强调。

一是相对安全系数与征求同志的自由。传播激进政治主张,拥有一定的安全环境至为重要。江亢虎首倡社会党不为浙江当局所容,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也多少彰显了上海租界的政治宽容。但此安全系数在其他城市也并非不具备,至少这方面广州就并不逊色。就是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也成立过共产党早期组织。关起门来办党不难,但要扩大宣传、寻找同志,则势必受环境所限。刊登在上海《民权报》的“中国共产党”广告,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媒体舆论的自由度,这对于激进政党嘤鸣求友极为重要。虽然单就这点来说,也并非上海独此一家,但是山东的中国社会党1920年2月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消息,又透露了上海集散效应的重要,这一点又使上海超越于众城之上。

二是激进主张付诸行动的最佳实践地。在十月革命后,共产党与无政府主义者同被北洋政府视为过激党。从某种程度上说,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主张更难操作,但就是这样,无政府主义者也有自己的努力路径,并首重宣传。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启蒙者和先驱之一。[25]参与工运实践并不足以区别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上海,既是共产党领导工运的最佳实践地,同样也可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最佳实践地,两股势力有时是兵合一处的,比如1920年上海的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而其他城市如广州、重庆等,虽然称不上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但也同样具备为激进主张提供工运实践的场域,这一点不应轻易否定。否则,也就无以解释中共发起组成立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对工运的开展。上海胜出的是工运的质与量。

三是既方便国际来华又兼具出国便利。民初十年间兴起的两波社会主义思潮,深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尤其是第二波高潮分明就是十月革命后勃兴的国际共运对中国辐射的结果。其思想传播途径除了晚清以来西方来华传教士、留日学生传译、广州海路的影响,更多了从苏俄境内的输入。接通苏俄,在当时已成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条件。从交通便利来说,接壤苏俄的北方似更占地利,而事实上,上海位于中国东海岸线的中点,襟江带海,沟通南北、辐射腹地,又是中国的出海口,这才算真正占尽了地利。作为中西文化碰撞的国际化大都会,上海不仅吸引包括共产国际代表在内的外国人大批来华,而且也方便全国各地有识之士在此借船出海。姚作宾出川来沪后异常活跃,正是通过上海往来于中国与苏俄之间,且与上海的中共发起组成员有联系。[26]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所派四人“从四川到俄国,行程很长”,鉴于该组织的出版部曾在上海购买印刷机和铅字,“打算年底运到重庆”[27],此四人完全有可能先在上海购买印刷设备,再由此前往苏俄。相较之下,在上海创党可以坐待苏俄代表前来指导,又便于出洋求取“真经”,双重便利确实得天独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仍有个别“共产党”组织产生,但不久就销声匿迹。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自会主动皈依中国共产党。回顾中共一大前十年间各类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若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指归,此前不同城市的创党活动仿佛就是在为马克思主义择定最佳实践地而进行的实验与试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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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