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现实及书写的有效性

马明高

一

最近，又翻出来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仍然觉得爱不释手，意味无穷。心想，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里，至今仍有多少个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啊。哪个少女或少妇没有过想尽快摆脱或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愿望呢？哪个少女或少妇又没有迷恋或向往过小说或影视中描绘的浪漫生活呢？尤其是那些从农村城镇小地方等“外省”成长或出來的少女、少妇，哪个没有“艾玛情结”？再翻看手头的那些文学刊物，读一两篇还行，再读就觉得大同小异，乏味的不行。就又想起很早以前韩少功写过的一篇题为《个性》的千字短文。他对2007年左右的小说创作做过如下的评价：“小说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重复……这就是‘叙事的空转。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我觉得，用这个评价，来观照中国当下大大小小的文学刊物发表的那些小说，也还没有多少过时。

为什么这种乏味、重复、虚假、不接地气、隔岸观火、隔靴搔痒的小说“顽症”去除不掉呢？为什么我们想从当下小说的文学书写中获取当代社会的可靠信息，获取现实生活的细节与质感，感受当下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微妙性的强烈阅读愿望得不到实现呢？是我们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真的过时落后了？还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与作家们小说中书写的“现实”出现问题了？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当下的文学书写与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匹配，缺乏书写的有效性呢？

这一系列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省与沉思。

二

我也说不来，我为什么总是非常喜欢贾樟柯的电影。从《小武》《站台》《任逍遥》到《世界》《三峡好人》，从《天注定》到《山河故人》，以及现在十分期待的9月21日上映的《江湖儿女》，他总是以强烈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当代人应该讲当代事”，以独特的观察视角、饱满的生命体悟和精致的影像视听语言，试图真实地反映这个世界，与时代同频共振，偏爱故土，记录社会，心系中国，悲悯人类。而我们一些作家、评论家却觉得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过时落后，对它进行贬损和污名化，甚至把它窄化为“写实”与“白描”，把它简单化为技术层面的创作风格与创作技巧，把它等同于落后、保守、平庸，等同于教条主义、歌德派和艺术品质低劣。为什么贾樟柯的电影会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中国感呢？我觉得，他的电影最宝贵的是具有一种恩格斯、卢卡奇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总体性视野，一种社会历史性结构，一种184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总体性。至少，有一种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漫长的大转型的总体性，有一种中国之为“中国”的总体性，或者一种“中国故事”的总体性。他的电影尽管从来不去面对大人物、大城市和大事件，而是面对普通的中国人，面对小城镇里的小人物，他的高明之处在于用小人物的视角记录了中国与中国人在这40年来的深刻变化。《小武》尽管反映的是一个不为人道的小偷的生活，但把他放在了改革开放这个总体视野下一个城乡交叉地带的传统人情社会中，从“人”的际遇这个视角入手，通过发生在这个小偷“小武”身上的友情、爱情和亲情三段重要人际关系的变化，折射出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正是因为贾樟柯具有了现实主义总体性视野的世界观，具有了宽阔而复杂的整体的中国观，才能在历史与时代中去塑造人物和环境，才能使他的电影有了“生活在其中”的时间流逝与历史洪流汇集于此的“坐标感”，才能在时代的进程中由个体的“一”写出了总体的“百”，才能写出以一个大的中国社会历史变化或运动作为背景或观照的普遍性，与作为个体的普通中国人、城乡边缘人在时代每一个重要关口承担这个社会变化结果的代表性，提炼出了时代场景与个体“人”的独特意义与启示。《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和《山河故人》的魅力正在于此。

三

读完《收获·长篇专号》2018年春卷上宋尾的小说《完美的七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而且很长时间里也将难以忘怀。在一个貌似悬疑侦探的框架中，写出了在社会大转型中人性的逐步松懈与溃败，写出了快节奏城市生活中人们感情的空虚与孤独。张爱玲那句“一件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便是对于那“完美七天”的最好注脚。小说中生活仿佛我们的生活，小说中的现实也仿佛我们周围的现实，但是，宋尾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写出了曾经的“诗人”在时代变革中的真实发展轨迹，写出了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现实萎缩的真实现状。“你还写诗吗？他伸直上身，扭了扭脖子：写。写啊！半夜酒醒了，或者女人在旁边睡熟之后，有时在外地、酒店睡不着的时候。有时一首，有时写很多首。李楚唐盯着窗外，兀自笑了，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写作——不是用笔，而是在脑子里写。怎么说，就像是在有雾气的玻璃上写，你不用去管它，很快，它就消失了。”读到这里，我的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正是李楚唐这种作为人的“诗性”的松懈与溃败，与杨柳丈夫王大进阴暗心理的有机配合，把那位曾经羡慕诗人，并希望“完美”追求诗意生活的杨柳一步一步惨害。在飞蛾扑火般的“完美七天”约会之后，她的梦幻气质与精神追求渐渐溃散，直至成为小说中的牺牲者，才慢慢照见出了这个拜物时代的丧心病狂。

这篇小说告诉我们，小说中的现实与生活中的现实不是一回事，不是加长版的新闻事件，不是现实的残渣，不是伪现实，更不是那些貌似激烈、奇崛和戏剧性强的歇斯底里的现实。小说中的现实，应该是面对无穷无尽、无所不包的现实，经过复杂“裂变”的现实，经过小说作品与作家生活背景之间不一致的分裂与纠结的现实，经过小说作品内部人物与人物之间复杂的挣扎与冲突的现实，是穿过肤浅生活与世俗失败泥沼的、深入到人们的物质与精神本质之中的现实。不是当下房价居高不下、就业难以解决的表面现实与过分写实，而是几十年后这些都已不再是问题却依然纠结人心的那个现实。就像《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中所写的那些现实早已不存在，但至今依然激动我们人心的“安娜·卡列尼娜情结”和“艾玛情结”这个现实一样。

四

我很喜欢作家范小青在孙频作品研讨会上说她读孙频小说的那种感觉：“刀子在玻璃上划。”让我强烈地感到了一种文学书写的有效性。孙频的小说，以其不同于80后作家的独特风貌，以其生猛酷烈的“狠劲”和“力道”，写出了漫长而复杂的大转型时期人的罪与罚、孤独与恐惧，以及人身与心的耻辱和疼痛。她正是凭借自己强大的心理描摹能力和丰茂、精准的叙事语言，凭借出入其中的故事讲述能力与繁复、腾挪自如的叙述语调，凭借对底层人物幽微心理的精准洞悉与淋漓表达，实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有效书写。

文学书写的有效性，是当前小说创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詹姆斯·伍德说：“艺术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它是放大生命体验，把我们与同伴的接触延展到我们个人机遇之外的一种模式。”把本来真实的生活写成虚假的现实，这是我们写作的失效，不是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问题。深广的思想内涵、独特的人物形象、精湛的情节结构和鲜明的艺术风格，这些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经典特征没有错，是我们缺乏总体性视野的世界观和中国观，缺乏现代性阐释下的历史化的人性与命运，缺乏对现实生活中人物精神情感世界的开掘，我们喜欢在加长版的新闻事件与歇斯底里式的编造的奇异的现实中，去愤世嫉俗和发牢骚、说怪话地进行“批判现实主义”，而没有耐心去做一种人性与社会的“客观观察者”的“书记员”的伦理责任。自然，我们就不会像《包法利夫人》那样，客观、冷静，极力清晰准确地写出现实生活的内部和人性的景观。我们可能能写出对世俗生活与虚荣人性的嘲讽与批判，却写不出对艾玛的同情、怜悯，以及对艾玛刹那的纯洁与悔悟的发现与赞美。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学会一个作家如何与世界、人和时代相处。托尔斯泰很早就说过：“要学会使自己和人们血肉联系、情同手足。我甚至还要加上一句：使自己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人物。但是，不要用头脑来同情——因为这很容易做到——而是要出自内心，要怀着对他们的热爱来同情。”为什么孙频的小说会给人有“刀子在玻璃上划”的疼痛感，为什么路内的小说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化工厂的那种烧焦的糖醋鱼腐烂的气味，为什么双雪涛的小说中充满了“东北”政治经济意义上的衰败和“人”个体心灵的衰败，为什么在石一枫的小说中总能感觉到我们沉重而缓慢的呼吸，或模糊或清晰地看到我们的来路与去处，感受到我们的激情、我们的困惑……

我们必须重建现实主义精神的写作雄心，重建文学书写的有效性，我们必须回避那些自己习惯了的写作惰性与心灵状态，那些习惯了的技巧与语言，以及那些弥漫的虚无和空虚的生活场景，我们必须重新回归脚踏的实地，去客观、真实、清晰而准确地写出这个时代与社会的风俗史、生活史、心灵史与精神史，写出新闻事件背后的那种宽阔状态的现实，写出表面之下的生活，或者千千万万的人正在生活其中的现实，写出一般的生活状态深处的对人的精神处境、对时代最尖锐、最迫切的精神疑难的有力追问与究诘。

责任编辑 赵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