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创新 重新出发

编者按：2018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东亚金融危机二十周年、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同时也是我国将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作为重点工作、新的金融监管体制开始运行之年。中国银行业在经历了多年快速发展后，今天面临异常艰难复杂的局面。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与结构的转型、防范系统性风险任务的紧迫与艰巨、金融监管风暴的来袭与监管体系的变革、普惠金融及绿色金融任务的落实、宏观经济政策在防风险保增长调结构多重目标的艰难平衡、中美贸易战所揭示的国际环境的恶化，这些都对中国银行业的稳定与发展提出了诸多挑战。

在此大背景下，“2018中国银行家论坛”于9月16日在北京海淀永泰福朋喜来登酒店举行。本次论坛以“转型创新 重新出发”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金融机构的领导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回顾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开放过程，分析了银行业面临的新形势，讨论中国银行业在多重约束条件下如何进行深层次的转型创新，重新整装出发。本次论坛由上午的主论坛和下午的三个分论坛构成，上午的论坛由本刊主编王松奇教授主持，当天晚上还举办了2018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发布会。本期将上午主论坛的发言摘登如下，以飨读者。文章根据专家发言整理，部分内容未与本人确认。分论坛内容将于下期发表。

于学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复杂经济金融形势，与二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充分掌握和吸收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以及对中国经济的传导和影响，弄懂全球宏观大势的运行规律，才能更好地处置我们现在面临的风险，更好地把握未来。

所谓亚洲金融危机或东南亚金融危机又或东亚金融危机，都是指发生在1997年7月2日以泰国货币泰铢的突然大幅度贬值为标志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像一场强烈的热带风暴，迅猛地席卷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东南亚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继续向北，摧毁了韩国的金融体系，日本的经济金融也遭受重创，日元大幅度贬值。这次金融风暴在短时间内侵袭了东南亚到东北亚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受冲击的国家其货币均出现大幅贬值，引发金融混乱，经济萧条，群民生凋敝；甚至发生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一些东南亚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纷纷在危机中倒台。

当年我曾写过一篇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文章，发表于深圳《特区经济》杂志1997年第六期上。时光飞逝，至今已过去21年，现在回头来看，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等问题应该更加清晰，也更为冷静、客观。就其成因，我大致有三点看法。

第一，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发生危机的国家总体来看属于经濟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均建立在出口拉动之上，因此外贸进出口、外汇、汇率等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基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需要，当时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几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固定汇率体制，名义上与“一揽子货币”挂钩，但实际上主要是与美元挂钩。这种汇率管理模式与美元锚定，实际上和美元绑在同一架战车上，当美元汇率下降或低沉时，对其它非美元货币便形成低估或贬值，这种情况有利于这些国家出口的增长，从而拉动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而一旦美元升值甚至出现高估，就会使这些国家的货币随之出现升值或高估现象，这使这些国家的外贸环境出现逆转，泰国等国家在金融危机前甚至连续几年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的局面。这对于一个较小经济体而言，实际上是难以承受的，这种局面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改变，矛盾就会越积累越严重，风险快速上升。这是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在汇率安排上的一个根本性制度原因。看起来，固定汇率在某种条件下或某个阶段，的确有利于促进这些国家的外贸出口，并拉动经济增长。但从长期和根本来看，这种汇率制度的缺陷和弊端十分突出，并不是一种可以长期实行的汇率制度。痛定思痛，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亚洲国家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所以现在亚洲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已经很少。

第三，美元汇率的周期性波动是背后的推手，是宏观大势。我们发现，美元汇率是波动的，甚至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表现出一种完整的周期性。从美元指数就能够清晰可鉴。初始美元指数是100点，有时可以明显高于100点，有时也可以明显低于100点；最高时可以达到120点左右，最低时则在大约80点左右，实际上落差相当大。但这种波动对货币来说也很正常，因为任何货币，其币值、汇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元如此，欧元等其他货币也同样如此。其背后的道理实际上很简单，所谓汇率，不就是各种货币之间的相互比价关系吗？而影响不同货币变化的因素实际上有很多，既有内因也有外因，甚至有国际大环境的因素。

至于美元为什么会周期性波动，在我看来大致有三类因素。

一是经济技术创新发展的推动。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初始原因，实际上是源于美国自1993年起在信息产业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带动美国经济持续保持繁荣，从而触发美元进入加息周期，致使美元不断升值，直至2001年引发美国科技网络股的泡沫与破灭。

二是货币信贷的持续巨额刺激导致经济过度扩张，并出现泡沫化现象。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家肯定要进行宏观调控，出台紧缩性政策，美联储就会连续加息，终使泡沫破灭或终结。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应属于这种情况。即在这个阶段，美国并未出现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主要是在此之前美国的刺激性政策使然。

三是某种神秘的力量或因素，即美元是全球货币，美联储掌管着全球主要的货币权力，可以进行神秘的幕后操作，这就是经常有人谈论的所谓“货币战争”或“剪羊毛”之类的话题。但是否真实存在，实在感到无从谈起，好像也没有公开资料可以印证。说到底，至今我们仍然弄不明白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怎样，诱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宏观背景，显然与美联储在此之前连续加息以及美元汇率的持续升值有关。然而，这些发生危机的亚洲国家当时却沉浸在之前的经济繁荣中沾沾自喜，乃至本国货币出现明显高估时仍全然不知，直至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深受其害。

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在几个方面的做法可圈可点。

一是1994年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其最核心内容就是实行“结售汇制—汇率并轨”。并轨以后中国当时的汇率是8.9人民币兑1美元，这个汇率的确有竞争力，促使中国外贸进出口长期保持大幅度增长。所以，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周边国家甚至一些西方国家都在垢病中国，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汇率体制改革造成。当然，这只是一种观点。但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约维持在8.3∶1左右。中国说到做到，受到亚洲各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中国在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中成为中流砥柱，的确功不可没，有目共睹。但是，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反对之声，认为中国这么做等于牺牲了自身的利益，来帮助其他国家尤其是受危机冲击的国家。当时，中国的确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但事后来看很值得。

二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即1994～1996年，中国实行了三年宏观调控，并首次实现所谓的“软着陆”。这在中国宏观调控的历史上很成功、很经典，提高了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能力和底气。

美元长期以来处于起伏波动之中，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基本上十年一个轮回。全球经济体系会因美元波动而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从而引发大的金融危机。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现在到了2018年，似乎又进入一个新的十年魔咒之中。大家知道，2018年以来，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很不平静，已有很多国家发生了货币、金融危机，包括阿根廷、土耳其、巴西、南非、俄罗斯等。中国在这个大环境下也倍感压力。自2018年4月以来，人民币承受明显的贬值压力，社会融资紧张，外贸出口压力显现，股票市场长期低迷，金融风险上升，银行经营普遍困难。这是一个宏观大势，我们面对的形势可能比亚洲金融危机时还要复杂严峻。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经济金融处于健康状态，有底气，能够从容应对。而在目前的大環境下，我们却缺乏这样的准备。银行业面对持续的压力，需要转型创新，重新出发。

（于学军系中国银保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

黄润中：以数字化转型加快新时代银行业现代化发展

数字化发展不均衡掣肘银行现代化建设

尽管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从当前银行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看，经济增长乏力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回升和盈利能力下降，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带来利差的进一步缩小，数字经济发展本身面临融合创新发展不均衡、经济活动主体权责不明晰以及银行业自身数字化能力短板等问题，对银行业既有利益格局、行业秩序、治理体系和未来发展带来新挑战

一是金融脱媒，银行首当其冲。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传统金融体系内扮演着信息中介的角色，在数字经济下，传统金融体系的脱媒化趋势愈演愈烈，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低效率和高成本的问题日渐突显。传统银行的存、贷、汇业务逐渐被第三方机构替代，以第三方支付、余额宝、P2P和众筹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利用大数据优势，成本更加低廉、效率更高，严重削弱商业银行在传统体系内的金融中介作用。

二是场景金融，银行难以融入。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高效、便捷、场景化的金融服务愈发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开放技术条件和共享经济下，实体经济和互联网企业构建的场景可以实现自我信息采集和自我风险评估，从而提供金融服务，而对银行挑战最大的地方在于很多新的场景与银行无关。2017年，超过三分之一用户其银行资金占流动资金的比例下降，这种现象在80后、90后、00后用户群体中尤为明显。

三是敏捷性差距较大。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许多业务决策需要跨部门合作，要求处理数据的速度快、时效性强，需要构建适应性强的核心银行业系统来创建灵活敏捷的业务环境。但长期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形成了以部门及产品为主的管理经营模式，部门管理和产品审批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无法满足市场变化的要求。

四是数据的挖掘、保护及治理能力有待提高。信息处理方式是商业银行运营的核心技术，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首先体现在信息创造方式的改变上。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商业银行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但运营模式决定其具有高服务成本，信息处理处于劣势，而对相关信息的利用仍处于初步阶段，亟须完善数据治理能力，提高数据质量及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

顺应新时代，以数字化推动银行现代化发展

立足新时代，要充分认识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大银行业秩序和市场规则适应性调整力度，加强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的战略指导、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整体的发展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的银行业体系。

一是加强战略定位，创新经营理念及管理模式。当前大部分银行已经明确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向及发展目标，但执行层面的管理模式创新及经营理念的转变仍需突破。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整个业务及管理流程体系的重塑，更是用户服务模式和服务理念的创新。要从战略高度整体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将数字化转型意识根植于各部门、各层级和各业务，加强组织领导，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探索构建“敏捷型”组织构架，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步伐。

二是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源，构建有银行特色的服务体系。银行的核心价值在于信用，银行生态圈应该以信用为背书，以服务为手段，以产品为依托，通过整合资源、专业咨询、金融产品、撮合交易、发布信息、技术支持、风险控制、政策引领等方式，指导、帮助、培育客户成长，通过支持用户做大做强来获得自身利益，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

三是深挖数据资产，提高数据治理能力，提升数据经营能力。当前，银行积累的海量内部数据分散在各个系统中，尚未实现全面的数据开发与共享。与此同时，可获得的外部数据越来越多，与银行自身拥有的数据有机结合将形成强大的金融创新力和生产力。银行业要认识到互联网背景下数据是银行的重要资产，提升数据治理的能力，树立有效经营数据资产的经营理念。探索将银行内部数据、政府部门数据及企业数据进行有效逻辑整合，按照监管部门的指引，合规创新，形成数字化经营能力。

四是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防控跨境金融风险，筑牢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风险的安全网。数字化是一把双刃剑，也隐含着风险。高效的同时也使得风险传播快、跨度广、传染大，既有风险和新技术风险同位共振可能性加大，增加了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要高度重视、落实银行业监管原则的要求，了解风险，交流合作，共同防控数字化带来的风险挑战，筑牢金融安全防护网。

（黄润中系中国银行业协会秘书长）

殷久勇：以创新转型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创新是农业政策性银行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农发行自1994年成立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的成绩无不来自于新的金融产品研发、新的业务领域拓展、新的发展模式运用以及新的体制机制创建，创新已深深融入农发行工作的方方面面，成为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近年来，农发行自觉提升站位，在创新中强服务、谋发展，制定实施了新的总体发展战略，充分彰显了农业政策性银行职能作用。

一是着力产品创新。完善产品体系，形成优势品牌。在支持脱贫攻坚上，创新推出了特色产业扶贫、网络扶贫、旅游扶贫、教育扶贫等多种信贷产品，积极发挥农发行在金融扶贫中的先锋模范和支柱作用。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上，整合创新支持农村电商、科技兴农、多功能农业等方面的贷款产品，积极支持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农业园区等，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在推进生态建设上，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研发推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林业资源开发与保护、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贷款等。

二是加快发展模式创新。力求做到融资与融智相结合，不断提升政策性银行的示范引領作用。在资金筹措上，不断推新创新债券品种，先后发行重点建设、扶贫贴息、绿色金融、乡村振兴等专项债券，用于国家重大建设、绿色发展和扶贫事业。在贷款模式上，总结推广了各地农村探索出的土地银行、大田托管、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基层创新实践，探索支农转贷和供应链金融模式，通过与金融同业合作以及通过大企业带动小微企业，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企业发展。在风险防控上，加强与国家农业担保联盟的合作，探索开展“政银担”“政银保”等合作模式，积极做好“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

三是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总行专门成立创新部门，牵头全行业务创新；完善考核机制，提高创新考核占比；设立全行“优秀创新成果奖”，对产品服务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优秀成果实施奖励，激发全行创新潜力；强化对人才的开发与培养，制定实施中长期人才建设规划，实施英才计划，加大对优秀年轻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力度。

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动农发行高质量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将金融资源更多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明确农业发展银行在乡村振兴中的职责定位，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加大对乡村振兴中长期信贷支持”。服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迫切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创新支持新路径，推动业务转型发展，提供更优更好服务。

一是全力支持农业现代化，突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关系到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农发行坚持把确保粮食安全作为业务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配合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支持培育多元市场主体开展市场化收购和粮油精深加工，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托住底。继续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围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发挥金融引导作用，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提升改造传统农业，助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农产品现代物流体系，为农业农村强基固本，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是全力支持精准扶贫，加快补齐乡村振兴短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农发行强化政治担当，以服务脱贫攻坚统揽全局，重点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基础建设，促进贫困村提升改造，大力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同时，以东西部协作扶贫和“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为平台，探索创新扶贫新路径。

三是全力支持农村现代化，着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城乡融合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紧迫任务。农发行将致力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大力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积极支持特色鲜明、产业支撑、绿色生态、美丽宜居的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建设。

四是全力支持农业绿色发展，积极建设美丽中国。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模式创新，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农发行将积极支持国家储备林建设、国土绿化行动等林业重点工程；积极支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致力推动支持农村环境治理，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积极支持农村绿色产业发展，支持绿色食品和地理标志优势农产品产业化；探索支持田园综合体建设。

五是不断探索，拓展服务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服务乡村振兴，政策性银行要找准切入点，探索有效模式，精准有效推进。积极培育融资载体，建立战略性客户群，推动乡村振兴融资主体建设。加大融资模式创新力度，通过对项目和客户资金流、信息流、物资流的有效控制，提供全产业链一揽子融资解决方案；探索采用“特色产业引领+基础设施提升”的乡村片区开发模式。探索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林权、海域使用权等抵押担保模式，积极拓宽第二还款来源。合规运用政府增信，健全风险补偿机制。

转型已迫在眉睫，创新永远在路上。农发行将始终坚持执行国家意志、服务三农需求和遵循银行规律“三位一体”的办行方略，谋创新，促转型，全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奋力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殷久勇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

孙煜：绿色金融助力“美丽中国”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经济发展40年来硕果累累，经济的高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善和便利，同时也对环境和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绿色金融作为绿色发展的绿色杠杆，将成为未来银行业转型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的重点之一。国际绿色债券市场整体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在过去十年间，全球156家发行人的绿色债券发行量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发行主体的多样性不断提高，债券结构多样化，绿色担保债券、太阳能资产抵押债券、机构住房抵押债券等结构类型不断出现。中国绿色金融市场也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绿色信贷健康发展，绿色债券引人注目，碳市场有序推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

从发展模式看，西方国家的绿色金融发展有比较明显的“自下而上”特征，它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市场中介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推动，主要关注规则和标准等基础设施，比如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制定绿色债权规则（GBP），尽管并非强制标准，但已经成为大部分已发行绿色债券的主要参考准则。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绿色金融“自上而下”的特征更为明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这两种模式都对各自国家的绿色金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绿色金融的好处概括起来有几点：第一，融资成本较低。据统计，2018年上半年中国境内发行的绿色债券中，33支有同类可比债券，其中25支有明显的发行成本优势，发行利率较同类可比债券低45个基点。第二，融资需求不断增加。自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生效以来，各签署国履行减排承诺，加大环保项目投资，对绿色债券需求急速上升。第三，银行业务形态不断丰富。对银行而言，发行绿色债券一方面可推动投资银行业务板块发展，提高自身债券承销业务能力，拓宽业务范畴，吸引关注环保的新型投资者，从而拓宽客户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债券产品的创新，银行可以提高优化资本使用效率，优化信贷产业结构。第四，提升发行人声誉及认知度。由于绿色债券旨在为缓解重大社会环境问题提供融资，推动可持续发展，发行绿色债券可以展示发行人环境友好型的企业形象，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声誉，为未来融资拓宽渠道。

绿色金融的好处很多，但也不是没有风险。绿色金融最大的风险就是“绿色不绿”，近年来国内外市场都出现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绿色不绿”是指发行人由于疏忽或出于主观意愿，将本应用于绿色项目的资金投向不符合绿色标准的项目或污染产业。比如某家银行与一家输油管公司共同发行的绿色债券用于污染项目，违反了绿色投资原则，项目违规曝光后，两家公司的股价大幅度下跌，银行声誉受到很大的影响。

“绿色不绿”现象的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绿”的评估标准不一致，绿色债券与普通债券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投资项目的“绿色”属性。由于涉及众多金融领域，多家监管机构参与其中，导致目前绿色债券市场上没有非常统一的绿色认证标准，这为一些投机者“漂绿”留下了监管套利空间。若不能有效甄别“漂绿”项目，不能确保资金投入对环境有益的项目，将影响绿色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是绿色金融市场的中坚力量，应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金融创新能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绿色标签不仅体现了金融机构在环境治理当中的社会责任，也是银行转型发展的努力方向之一。如果出现绿色不绿的业务违规行为，绿色标签的金融机构形象将会受到负面影响。

绿色金融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结合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的事，推进绿色金融稳健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第一，要建立绿色金融的长效机制，政府层面要进一步提升绿色债券发行的审批效率，引导企业将资金投入到绿色环保项目上。完善国内绿色金融规则与国际准则对接，从严监管，加強信息披露，增加监管透明度，提高违规成本。

第二，强化银行自身风控体系，银行内部应确立绿色项目评估和认证的具体参考标准，防范“绿色不绿”风险。对绿色项目参考标准的设立，要涵盖融资方的评估标准及绿色项目的评估标准，行之有效的风控体系总是基于管理者自身的合规意识，银行内部应形成绿色文化，在机构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中嵌入绿色环保的理念。

第三，坚持探索绿色金融创新。绿色项目的融资需求具有多层次和多样性，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创新，根据绿色项目的不同需求匹配相适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第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议央行MPA考核进一步强化正向激励，鼓励银行不断加大绿色金融投入。可以参照普惠金融的一些措施和方法，出台扶持政策，通过准备金、风险权重、贷款额度等各个方面支持银行发展绿色金融。

中国银行一直以来高度关注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制定了《“绿+”计划实施方案》，充分发挥我们的“跨境”优势，利用全球金融市场资源，搭建国内绿色产业与国际投资者的沟通桥梁。同时，作为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等国际组织的核心成员单位，我们也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未来中国银行将进一步扎实工作、扩大合作，与大家一起为支持“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孙煜系中国银行海外业务总监）

金磐石：金融科技助力银行转型创新

2018年上半年，建设银行经营与创新围绕住房租赁、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三大战略展开，形成了金融科技驱动、金融理念引领、战略协同发展的良好势头。2018年8月31日，中国建设银行向全社会隆重发布“劳动者港湾”服务品牌，重点为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交通警察、城管、快递员、志愿者等户外工作者，以及老弱病残孕、走失儿童、考生等需要特殊关爱的群体提供多种便民惠民服务，体现了建行的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实际上，“劳动者港湾”背后离不开金融科技的保驾护航。只有利用技术手段，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者港湾”手机客户端，才能为社会公众提供线上寻找以及配套服务。

建设银行一贯重视科技的力量，早在七年前就启动了新一代核心系统的建设，先后投入了9500多人，历时六年半，真正做到了国内最佳、国际一流，也真正支撑起建设银行的转型和发展。2018年9月12日，建设银行历时六年半建设的新一代系统建设工程赢得了2017年度银行科技发展奖的唯一一个特等奖，这也是银行金融科技行业的最高荣誉。接下来，建设银行将在新一代核心系统建设形成的坚实系统上继续推进金融科技战略，把金融科技战略做到极致，做到最好。

在此基础上，建行形成了“TOP+”战略。

“T”是科技驱动，以技术和数据作为双要素，实现双轮驱动。建行将金融科技技术聚焦于ABCDMIX。其中，A是人工智能，B是区块链，C是云计算，D是大数据，M是移动互联，I是物联网，X是现在还没有商用的一些技术，如5G和量子计算等。建行将持续探索新技术在银行业务中的应用，以科技力量驱动金融创新，同时在技术研究方面，建行也会加大投入的力度，积极储备技术实力。

“O”是能力开放，践行开放共享的理念。建行将包括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租赁、保险、基金等集团业务的功能和数据能力以服务的方式向全社会开放。2018年7月，建设银行推出了公有云平台。该平台将安心养老和党群综合服务等应用、头像识别等安全服务，以及基础设施服务全部对外开放，将技术服务推向社会，为同业、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服务。8月，建设银行还推出了开放银行的平台。该平台可以将建行已有的核心金融服务，如账户开立、投资理财、账户计算等以标准的SDK、API方式发布，为第三方合作伙伴、客户和总分行提供标准化接入。

“P”代表平台生态。关于客户营销，建行主要的经营管理是建生态、建平台，再让平台连平台，共同构建用户生态。传统的存、贷、汇金融服务平台已经跟不上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的金融服务也已经不能够满足大众的要求。金融服务需要嵌入到具体的场景中来服务社会，建设银行除了构建自己的金融服务平台以外，还构建合作伙伴的平台。以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为例，建设银行通过为政府机构租赁企业、租客、中介机构、房东等相关主体提供平台，构建一站式的住房租赁和金融生态圈，将金融服务嵌入到平台生态的具体场景中，让金融需求随时被满足。

“+”是培育鼓励创新和支持创新的文化，支持集团不断创新，实现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2018年4月18日，建设银行注资16亿元成立了建信科技公司，建立了完全市场化的金融科技创新企业。按照未来五年的金融科技战略规划，建行将建立起高效协同支持创新的科技治理体系以及业务与技术创新研究机制，并会加大科技创新资源的服务，为金融科技战略的实施提供保障。未来，建行将继续推进金融科技战略，以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开放的金融平台、赋能的金融发展模式提升金融供给的力量，实现稳健经营和创新发展。

（金磐石系中国建设银行信息总监）

石杰：回归本源初心，坚定民企战略

中国民生银行是中国首家以民营资本为主体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催生了民生银行。坚定民企战略、服务民营企业、支持民营经济是民生银行成立以来最大的经营特色，也是我们不忘的初心和承担的使命。这里，我想重点与大家分享关于民生银行实施民企战略的一些探索实践和心得体会。

民企战略取得的成效

一是民企服务数量不断扩大。截至2018年6月末，民生银行服务的民企客户超过89万户，在全部企业客户中占比超过80%，其中一般贷款余额非零的民企客户数占比达63%。服务小微客户737万户，较年初增加89万户。

二是民企业务规模持续增加。从信贷余额看，截至2018年6月末，民生银行民企客户表内外信贷余额12641亿元，全行占比49%，较年初增加660亿元；其中民企一般贷款余额7891亿元，全行占比46%，较年初增加490亿元。小微贷款余额6504亿元，较年初增长565亿元。从信贷投放规模看，2015至2017年，民生银行民企一般贷款累计投放超过1.78万亿元，2018年上半年，对民企客户发放一般贷款3460亿元，占全部对公贷款发放的43%。

三是民企服务品牌影响同步扩大。民生银行服务民企、中小等特色金融品牌形象逐步深入人心，在客户中开始有了口口相传的口碑效应，拥有一大批战略互信的合作伙伴。这些都極大地坚定了民生银行服务民企的信心，激励民生银行在打造特色金融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民企战略的主要做法及特点

民生银行之所以取得上述成效，总结起来，主要有三大特点，即“聚焦、创新、配套”。

一是聚焦重点，提升民企支持的精准度。其一，聚焦重点行业，重点支持“中国制造2025”优质制造业民营企业。其二，聚焦重点区域，重点支持国家战略和民营经济活跃区域。其三，聚焦重点客户，重点支持大型优质民营企业及其产业链中小企业，以及优质小微企业。

二是加强创新，提升民企支持的满意度。其一，针对民企的不同需求，创新升级五大产品体系，着力打造场景化的交易银行、定制化的投资银行、便捷化的线上银行、个性化的私人银行与综合化的财富管理，为民营企业及企业家提供“融资+融智+融商”的一站式服务。其二，针对不同类型的民企和小微企业，创新推出五大业务模式，打造客群开发“样板间”。对于大型战略民企，它们已不是企业和企业的竞争，而是生态圈、价值链的竞争，并且现在是一种国际竞争。我们推出“1+3”团队化作业模式（即一个服务团队，通过规划布局、高层会晤和工单督办三道工序，不断循环迭代，不断适应客户需求，提升服务质效），强化专业化、一体化、扁平化、综合化服务，助力企业持续做强。对于供应链上生态民企，推出新供应链金融模式，以一体化行业综合金融服务解决方案为抓手，充分运用银企直连、数据共享等技术手段，重构银企关系，提升客户体验，助力企业打造和完善供应链生态圈，提升产业生态竞争力。对于广大中小型民企，推进中小民生工程，以系统平台建设、服务流程优化和便捷高效的拳头产品为抓手，提升中小企业结算、融资、财富管理等综合服务质量，助力企业成长壮大；此外，对于科创型中小民企，在监管合规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研究特色化“科创贷”综合金融服务模式，拟助力企业成为“独角兽”或行业隐形冠军。对于小微企业，通过探索运用主干线、保障线、新航线、安全线、水平线“五条线”，切实打通金融活水流向小微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民生银行小微金融业务现在已迈进3.0发展阶段，注重以数据和科技为支撑，借助数据驱动、线上线下结合、大数据风控、移动互联等手段，围绕“1+1+N”（即小微企业+小微企业主+小微企业主的家庭、企业员工和上下游）小微企业生态圈，开展全方位服务。

三是强化配套，提升民企支持的协同度。一是机构团队配套。分别成立供应链金融和小微金融一级事业部，设立中小企业二级部，组建总行专业战略客户服务团隊，突出落实“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强化对重点民企客户的管理服务。二是系统平台配套。加快金融科技搭建平台，用金融科技提高服务的效率，提升客户的体验。三是风险管理配套。一方面配套差异化信贷政策，另一方面加强全面风险防控。四是考核与资源配置配套。将民企战略实施关键举措层层分解落实到内部考核中，同时强化信贷、资本、财务等资源配套支持力度。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银行业以勇于创新的精神和自我革新的担当，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跨越式发展。今天，面对异常艰难复杂的局面，民生银行愿继续同大家一道，顺应时代潮流，加快转型创新，抓住历史机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回归服务实体本源，坚定民营企业战略，携手开创银行转型发展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石杰系中国民生银行副行长）

曾旭晖：银行与Fintech公司合作的挑战与演进

中国银行业正处于转型关键时期，利用Fintech促进转型升级已成为当下商业银行普遍关注的焦点，而通过与Fintech公司的合作，驶入创新发展快车道甚至建立起竞争壁垒更是焦点中的焦点。五大行与“BATJS”相继结盟，更是将银行与Fintech公司的合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后银行与Fintech公司合作的报道、研究和实践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涌现。

普华永道《2017年全球Fintech调查中国概要》显示，中国48%的金融机构目前向Fintech公司购买服务，未来三至五年，68%金融机构将增加与Fintech公司的合作。向Fintech公司购买服务将是中国银行业布局Fintech的重要手段，我们欣喜地看到Fintech公司服务银行业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知易行难，真正实现端到端成功推动、获得巨大价值的案例仍属凤毛麟角。

合作的挑战

文化与机制。银行和Fintech公司尽管都有强烈的合作意愿，但两者的文化和机制差异是亟待克服和解决的重要挑战。传统银行发展时间长，文化和机制相对固化和刻板，在创新管理上，主动试错的意愿度不高；而Fintech公司在文化和机制上的历史包袱比较小。这种冲突导致银行对Fintech公司普遍不信任，认为Fintech公司路数太野。有位小银行的伙伴跟我说，他们对Fintech公司的态度是又爱又恨，“不合作是等死，合作是找死”。而Fintech公司对银行则不耐烦，认为银行体态臃肿，步履蹒跚。

监管。监管的不确定性也是银行和Fintech公司合作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问题。监管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作为催化剂，确保一个良好健康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会令创新不得不停下来观望。随着新金融模式的不断发展成熟，政府监管也会逐步改变推进，这种监管环境的变化让银行和Fintech公司之间的合作存在不确定性。

盈利模式。对多数Fintech公司来说，如何解决向银行收费的问题是很头痛的事情。银行仍然习惯于以一次性付费购买的方式与Fintech公司合作，而这种方式不利于Fintech公司的发展，不仅盈利空间小，企业估值也不高。因此，Fintech公司迫切希望能够摆脱技术外包商或实施商的角色。分佣模式相对更好，但鉴于Fintech公司在银行生态中话语权非常小，实现难度非常大。基本上，银行是强甲方，Fintech公司是弱乙方。Fintech公司大多无法在真正双赢基础上实现合理盈利。我认为，如果盈利模式长期陷入失衡，无法实现双赢，整个Fintech行业的发展将面临很大障碍。

系统兼容。即使银行的规模不大，IT系统数量却不会少，往往大大小小加起来上百个系统。包括业务系统、管理信息系统、渠道系统等。同时，银行IT系统大部分依赖于各种商用软硬件产品，而这些商用产品大部分是由多个技术服务商提供。Fintech公司系统与银行软件、硬件产品存在不兼容难题，在落地实施上很痛苦。另外，银行现有IT系统底层技术比较传统，难以满足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所需的灵活性和扩展弹性。所以，行业内有一种共识：银行业务转型难，银行IT转型更难。

合作的演进发展

渐进式融合是基本趋势。某种程度上，不少Fintech公司与银行合作是基于形势所逼。随着2017年底以来监管环境的变化，Fintech公司“回归技术”逐渐成为趋势。Fintech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在科技而非金融。过去一段时间内，在互联网金融浪潮驱动下，大量科技公司直接发展金融业务，带来了新的金融业务模式，也同时引发了行业乱象。金融业态普遍具有极强的风险外部性特征，强监管是必然。随着Fintech公司的服务对象从消费者向金融机构转变，可以预见，未来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将更密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根据自身不同的优势和资源能力，Fintech公司将分化为三种类别。

一是上游的资源型公司。这类公司基于既有的生态，拥有获客流量或外部大数据。他们向银行提供客户引流或外部大数据。严格意义上讲，资源型公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Fintech公司。不过，他们也很乐意给自己挂上“Fintech”的招牌。

二是中游的技术型公司。这类公司通常在某一金融应用场景中拥有独到的技术，主要集中在金融云、智能营销、智能风控、智能投研、智能投顾、智能客服、生物认证等非主要场景中提供组件化、嵌入式的技术输出。

三是下游的应用型公司。这类公司将上游的资源和中游的科技进行集成，并在主要金融场景中与金融业务进行融合，为银行提供一整套稍加客制化改造便可直接使用的应用体系。这类公司通常需要具备较强的能力，包括技术研发能力、丰富的金融业务经验和链接外部资源的能力。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将上述科技研发、金融经验、外部资源集成为应用体系的能力。不少银行正是基于这种能力的积累设立了Fintech子公司。兴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相继成立Fintech子公司兴业数金、建信Fintech、招银云创。同时，一些Fintech公司也通过多年积累形成了这样的能力。

银行端的分化呈现为大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分化。

大银行在发展Fintech方面更倾向于自我建设。虽然技术开发与维护成本高、开发周期长，但是可以更好地控制技術、人才和资源。在与外部Fintech公司合作上，大银行一般不会直接采购一个完整的服务，而是选择多个供应商，融合各自的细分优势，自己集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因此大银行通常会选择与资源型和技术型Fintech公司合作，合作方式也往往就是交付性的合作。Fintech公司通常只是提供协作，锦上添花而已。

中小型银行面临大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前后夹击，迫切需要依靠Fintech来实现转型，缓解市场竞争压力。除此之外，中小型银行在技术储备、人才建设等方面都面临不足。中小银行自己建设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需要Fintech公司提供整体服务，所以通常会选择应用型公司进行合作。合作方式上，由于银行自身迭代更新的能力不足，往往采用分佣方式与Fintech公司实现紧密捆绑，联合运营。

（曾旭晖系深圳中兴飞贷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黄郁葱：于危险中发掘机遇

危机是国际金融市场运作的一个永恒主题。危即危险，机则代表机遇。美国联合投资公司是美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总规模近一万亿美元，产品覆盖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与全球8500家机构有着广泛的业务合作。

过去的五十年里，美国发生了七次金融危机。每次经济危机爆发都带来经济萎缩、失业率提高和股市下跌。危机中也孕育着巨大的机会。鲍尔森在2007年抓住了次贷危机，当年盈利近150亿美元，2008年盈利25%（标普500当年下跌40%）。然而，预测危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后鲍尔森战绩不佳，资产从2011年的380亿美元跌至90亿美元。达里欧2008年正确预测金融风暴，认为它是高杠杆的必然结果，但仅盈利9%。2018年1月，达里欧情绪乐观，称“如果你现在持有现金，你将会感觉相当愚蠢”，然而2月美国股市大跌，6月末比1月份高点低5%。彼时，我们在向工商银行建议推出现金产品，刚刚说完，美国股市大跌，我们的模型会比这些金融巨头们更有见解。

预测金融危机是困难的。1999～2014年，全球出现220次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没有预测到任何一次。2015年1月，美联储说将升息四次，我们通过模型认为不可能，做了一个对冲，结果当年美联储只升息一次，我们获利4%。

判断危机首先要有宏观框架，其次要有大量的数据。索罗斯是著名的投资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大赚一笔。2016年，他认为美国经济前景黯淡，卖空美国股市，损失近10亿美元；2017年一季度末卖空美国股指，标普500当年上涨17%，损失十亿美元。他的大方向或许正确，但是缺乏大数据的支持，所以没有办法准确判断危机的时间。而我们可以借助机器学习，通过处理大量数据建立量化模型。当然，使用不当也会进入误区，产生错误。首先，过去五十年美国仅发生七次经济危机，而经济金融因子成百上千，单纯量化手段难以确定因子。其次，每次危机起因看似大相径庭，更加增大因子选择难度。为此，我们通过建立宏观危机理论框架防止机器学习陷入误区，在理论指导下选出重要因子，样本内建模，样本外验证，增强模型可靠性。我们使用美联储经济数据库（FRED）1960～1985年历史数据建模，该模型成功样本外预测1990年、2001年和2008年三次危机。除了使用宏观和微观实时数据自下而上分析之外，为了增强预测时效，我们的模型还纳入了金融市场实时数据，包括股市、债市、房市、外汇和大宗商品，以及美国几千家公司实时财务报表数据和分析师预测，自上而下汇总测算各行业、各领域以及整个经济的宏观要素。

从长期历史来看，下次危机将难以轻松渡过。首先，工资占国民总收入比例和产能利用率过去几十年来不断下滑，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也在过去半个世纪不断下滑。普通员工实际时薪不如45年前，但债务负担却越来越重。其次，1980年代以来的自由化政策使得财富分化达到二战后最严重程度，美国最富有1%和0.5%的家庭财富占比2008年后依然不断上升。收入分化越大，供需矛盾就越突出，危机也就越严重。1929年和2008年危机前，美国最富有家庭收入占比达到巅峰。最后，美国政府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有限，难以通常手段应对下次危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自2008危机后暴涨，美国国债与GDP比例比2008危机前翻了一倍。

下次危机对于美国来说是严重的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和对冲基金来说，若处理得当则是机遇。发达国家的国债会大涨，新兴市场的汇率会暴跌。我们可以购买国债，延长久期。中国也是一样的，如果美国爆发危机，国家可以推出此类政策，成功应对经济危机，我们的国债也会上涨。抗周期比较稳健的机构也是适合投资的标的。

（黄郁葱系美国联合投资亚太区首席投资官）

陈道富：我们需要面对转型过程中的信用紧缩

当下，我们的经济、金融体系正在经历转型，这是一个金融功能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的过程，也是一个让市场真正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其间暴露出了一些风险，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用的紧缩，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进一步凸现。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来缓解这些问题，但是从现在来看，我认为中国的经济要实现转型、中国的金融功能要回归本源，我们仍需进一步纠正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们需要面对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信用紧缩。

金融机构自身的行为体现了它在发展过程中相信的是什么。一是房地产行业，它在增量上占了五成。二是基础设施，其贷款余额占整个贷款余额的20%以上，增量也接近20%。三是个人贷款。当政府、房地产贷款受到控制时，银行看到了个人业务的发展空间，近两年个人贷款在整个贷款中的增量占比快速上升，几近一半，存量占比也达到30%。金融机构最信任的仍然是三个领域：房地产、与政府相关的基础设施，以及个人。当我们都觉得这三个领域不是未来经济转型的方向、需要规范这部分扩张的时候，其主要的扩张渠道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银行业在寻求转型，包括新的科技、消费、金融，这些东西加起来占比仍然不高，这与我们经济面临的问题一样，旧的动能不断萎缩，新的动能虽然开始活跃，但短期内无法完全替代旧的动能。

人们之所以相信金融机构，归根结底还是相信政府的信用。政府信用在支撑金融机构信用扩张方面起着主要作用，第二位是资本金，第三位才是金融机构的专业能力。现在，我们需要从原来的运行模式转到真正的市场约束，仅仅只靠政府信用支撑的这部分要逐步退出。未来金融体系的扩张将越来越多地受制于资本金，这也涉及到新旧动能的转换，必将带来整个模式的转变。

第二，表外融资渠道的融资成本在快速上升，这部分的融资成本对应的是大量中小企业，必将推升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紧缩过程，这是回归本源、回归市场秩序过程中的伴生现象。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向何处去”，发挥市场的约束作用这一方向毋庸置疑。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实现跨越，如何搭建连接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在转轨的过程中，在市场转化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波动，也会出现一些悲观预期。关键在于如何稳定市场预期，形成一套市场可以接受的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让市场看到这一路径并参与其中，共同推动转型。这种路径绝非停留在对未来场景的简单描述，而是根植于现实土壤，结合现实制定的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让市场可以从现在的行为、运作模式和实际支撑一步一步转向未来。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市场预期，保住市场活力。

可以说，这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转型过程，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最主要的风险点。我们需要冷静，需要走进风险，去看看它的机制体制，去理顺它。这个过程需要大智慧，需要分析和示范，需要坚持市场化方向，需要策略性安排。

（陈道富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鲁政委：消费降级还是服务化？

消费降级还是服务化？对于银行业而言，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乎未来的资金投向。2018年上半年，消费降级引发大家热议。从统计数据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确是出现断崖式下滑，由此来看消费降级的论断似乎有理有据。但是，如果看看消费对GDP的拉动，看看消费真实地给经济带来的增长，就会发现2018年出现了显著的提升。

那么，两者之间为何会有差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统计口径不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除了餐饮统计为消费，其他基本上都统计为商品；而GDP核算中消费不仅包含商品，还包含了服务。或许有人会说，GDP核算中的消费除了居民消费还包括政府消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可能更多的是居民商品消费。我认为，这个差别并非根本，因为社会消费品零售主要是根据规模以上商贸企业的商品销售统计得到的，很难说这些商贸企业的消费都被居民买走了。所以，我认为社会消费品零售和GDP核算层面的消费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服务。

大家都在讲中国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消费降级还是服务化？对于银行业而言，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乎未来的资金投向。2018年上半年，消费降级引发大家热议。从统计数据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确是出现断崖式下滑，由此来看消费降级的论断似乎有理有据。但是，如果看看消费对GDP的拉动，看看消费真实地给经济带来的增长，就会发现2018年出现了显著的提升。

那么，两者之间为何会有差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统计口径不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除了餐饮统计为消费，其他基本上都统计为商品；而GDP核算中消费不仅包含商品，还包含了服务。或许有人会说，GDP核算中的消费除了居民消费还包括政府消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可能更多的是居民商品消费。我认为，这个差别并非根本，因为社会消费品零售主要是根据规模以上商贸企业的商品销售统计得到的，很难说这些商贸企业的消费都被居民买走了。所以，我认为社会消费品零售和GDP核算层面的消费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服务。

大家行列，而进入中等收入后经济会发生一些结构性变化。对比美国经济结构的演变，我们发现上海大致相当于美国1984年的收入水平，中国大致相当于美国60年代的收入水平。从美国历史来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在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会不断提升，耐用消费品的占比基本稳定，而非耐用消费品的占比会持续下降。

是否如一些分析者猜测的那样，大家对于经济形势未来更加谨慎，不敢花钱了？数据显示，大额商品消费的意愿不断走低，但旅游的消费意愿却在不断上升。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感受相符。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出差北京，这条我国最热门的京沪航线航班上座率甚至不到一半，但是我现在无论去哪里，飞机上座率都非常高。而且有意思是，有时飞机一停稳，就有乘客忙着开启行李厢，拿着行李准备往外冲，这表明他是新乘客，折射出航空的渗透速度很快。所以，总支出并没有减少，而是不再那么地多花在商品上，还有一些支出跑到国外去了。

不仅如此，所谓统计显示的消费降级也和经济出现的新模式有关。把社会消费品零售与网上销售相加，就会发现趋势逆转了，不是向下而是向上的。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消费其实现方式发生了转变。80后、90后们很少自己做饭，不是去饭馆吃就是网上订餐，甚至连老年人都开始上网购物。如果自己开车去超市买东西回来，统计的就是商品消费；如果通过网上订购，有一部分支出便被劃为了服务。

的确，从国民收入核算来看，我国第三产业的占比在不断上升。由此，为什么我们用官方统计数据推断的GDP数据已经越来越不准确了呢？因为我们眼下的统计体系还主要是面向工业时代、面向实物，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转向服务，但雷达屏日常报告的第三产业高频数据比较少。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国服务业的占比只有45%左右。而今，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55%。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家都在说中国经济有问题的时候，第一产业的增速其实是非常平稳的，增速下降的只有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2012年之后增速稳中有升，目前甚至已经要恢复到2011年、2012年的水平，那时的中国经济是相当不错的。所以，现在其实真正让中国经济放缓的是第二产业。

大概有人会讲，制造业不景气是因为金融脱实向虚。我多次讲到，第三产业在过去老百姓的语言中常常是所谓的“皮包公司”，没有“砖头”（抵押物的俗称），银行对其他第三产业贷款其实不多，但现在第三产业活得最好。而第二产业都是有“砖头”的，银行过去大量的贷款都用在“砖头”上，结果现在状态不太好，造成了资产负债率过高。其实，中间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啊！这中间，当然有非常重要的值得思考的原因，我曾多次讲过，此处不再赘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银行业要更多地适应并服务好这些轻资产行业，当然金融业本身也属于服务的一种。

（鲁政委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黄军民：小微金融大有可为

小微金融市场不但能做好，还能做大

台州银行1988年成立时，只有10万元资本金、6名员工、2间门面。30年来，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发展到目前，全行分支机构总数达到340家，资产总额1832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387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180亿元。业务规模一直保持着稳步增长，大部分年份达到20%以上的增长；总资产收益率长期保持在2%以上，净资产收益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并且，经历了几轮经济发展周期，我们经受住了考验，保持着健康稳步发展。

通常观点认为，小微企业违约成本低，信用观念也存在缺失。所以一讲到三农、小微，业内的普遍认知就是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要么不敢贷款，要么以高利率去覆盖所谓的高风险。但我们的看法是，他们虽然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差，但并不代表他们信用观念差、借了钱就不还。小微企业尤其是微型企业主要是那些希望通过劳动摆脱贫困、创造财富的创业者，资金对他们而言珍贵如血液，信用记录是他们获取正规金融服务的通行证，因此他们会更加珍惜机会，维护信用记录的意愿也更强烈。

小微企业贷款的单户风险肯定较高，这与他们资产总量小、抗风险能力低、抵押品不足的特点直接相关，但靠诚实、辛勤劳作经营的小微企业信用并不低，贷款风险完全可以通过改造银行内部机制和流程实现控制。更重要的是，小微企业贷款遵循了风险分散的原则，单个企业或行业的风险对一家银行的整体运行不会构成太大威胁，银行不用盲目追求“零”风险，只要做到户均控制，实现大面积覆盖，不仅可以分散风险，还能够增加受益客户的数量。

为此，台州银行遵循着简单而朴素的客户观：“有劳动技能且肯劳动的人就是我们的好客户。”我们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商业模式、独擅的小微金融信贷技术、专业的小微金融队伍和高效的企业文化。我们确立了“与客户做朋友”的社区银行商业模式，近80%的支行设在城郊结合部、乡镇、村居，把网点开设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厂门口。我们组建了一支人数占到全行40%的客户经理队伍，深入贴近客户，与客户做朋友，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金融便利店”。我们总结提炼出了“下户调查、眼见为实、自编报表、交叉检验”的“十六字风控技术”。同时，我们认为做好小微、三农金融服务，需要一支乐于与小微三农打交道、能吃苦、善沟通、接地气的员工队伍。我们自建“台州银行银座金融培训学院”，实现了99%的员工自主培养。

正是拥有这样系统的小微金融服务体系和机制，台州银行三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优质的资产质量，贷款不良率从来没有超过1%。截至2018年8月末，不良贷款率为0.72%。我们用三十年实践证明，只要有合适的管理体系和商业模式，小微企业贷款风险完全可控。

小微金融服务要与时俱进，顺势而为

近年来，金融科技Fintech3.0的快速发展和逐步成熟，为提升小微金融服务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可能。台州银行正在积极开发和应用金融科技手段，开展数字化转型，建设小微金融服务智慧平台，努力构建小微金融服务生态圈，升级小微金融传统做法。我们创新建设“一站、一分行、一平台、一中心”模式，即推出客户服务移动工作站，客户经理人手一台Pad，上门实时为客户办理金融业务，讓客户一次也不用跑；建立线上分行，客户在线申请贷款或信用卡，最短仅需一分钟；搭建大数据平台，应用大数据分析建立风险模型来量化风险；搭建后台作业支持中心，建立前端批量获客、中后台集中作业的“信贷工厂”模式，提高一线营销和授信作业效率。

当前，我们处在最好的时代，也拥有最好的金融发展环境。普惠金融意义深远，坚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手段，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只要我们主动适应新时代下小微金融发展要求，建立合适的机制和体系，小微金融服务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成就！

（黄军民系台州银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