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兵、道路测量师与传教士
——天津租界早期设计者研究

李天 Li Tian 周晶 Zhou Jing

天津是近代中国开设租界数量最多的城市，20世纪初共有九个国家[1]在天津开设租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多国租界并存的环境造就了今日天津城市环境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然而在天津租界诞生后的40年里，城市的设计者并不是专业建筑师，而是以军事征服、经济掠夺和文化入侵为目标的士兵、探险家与传教士，他们的设计经历是今天中国众多开埠城市初期发展的缩影。本文探讨从1860年天津英租界建立至1902年天津第一个职业建筑事务所沙得利工程司（Charrey& Conversy）[2]在天津法租界开业之前的40余年中，非专业的建筑设计者与城市规划师如何在欠缺专业知识与熟练工人的情况下完成城市建设的过程。

一、天津租界最初的规划者：工兵

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之后，英国皇家工兵上尉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与法国海军上尉泰伟[3]（Lieutenant de Vaisseau de Trèves）共同在天津城南海河西岸的紫竹林地区勘定英、法两国租界最初的范围，这一区域被称为“紫竹林租界”[4]。与其他殖民地城市和租界地相同，天津租界最初的两位开拓者正是这两位具有工程背景的军人。

1. 英租界的规划者戈登

查理·乔治·戈登出生于1833年，戈登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作为一名工兵上尉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成为英军火烧圆明园的参与者之一。同年10月中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之后，戈登来到天津，他的工作是为英军部队修筑临时营房[5]。在此期间，戈登为英租界划定范围并提出了天津租界的第一个规划。

戈登对英租界的选址规划围绕海河沿岸港口的开发进行，这片区域虽然地势较低：“几乎都是菜地与水坑”，然而“一些帆船码头、小菜园、土堆,以及渔民、水手等居住的茅屋”[6]反映出这里实际上适合船舶停靠。由于英法联军中英国兵力更强，戈登选择了“紫竹林租界”南侧河岸平直的约460亩长方形土地作为英租界，将北侧距离天津城更近但河岸曲折的梯形土地留给了法国。

戈登规划采取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规划中常用的长方形网格划分手法：用一条主干道将英租界划分为沿河与不沿河两个部分，垂直于道路划分出沿道路侧边长度较短的窄长形地块。戈登划分的地块同质性很强，地块面积基本相等，仅在英租界南北两侧的边界处有变化。其中英租界最南端与美租界相邻处设置了面积较大的地块安置领事馆、监狱等公共设施，最北端靠近法租界处根据土地实际尺寸多划了两个平行于主干道的地块（图1）。

戈登的城市建设工作仅限于此，他的本职还是一名军人。1862年太平天国爆发时戈登随英军开赴上海，1863年成为“常胜军”统带，1864年离开中国，先后在非洲、印度等地任职，最高职务为苏丹总督，在1884年于任上被苏丹起义军击毙[7]。

2. 法租界的规划者泰伟与布维尔

法租界最初的规划者是法国公使馆的随员泰伟与布维尔（Génie Bouvier），其中泰伟与戈登一起确定了法租界的边界，布维尔则提出了法租界的第一个规划。作为一名工兵，泰伟有一定的绘画功底，绘制了大量的表现中国建筑的速写。他在1860年描绘了法国公使在天津的住所崇禧观，在泰伟的笔下，崇禧观建筑群位于高墙环绕之中，主体建筑矗立于高台上，通过廊子与一座凉亭相连。虽然这幅画对于中式建筑的比例描绘失当，结构也很不准确，然而泰伟在画面中细致地展现了建筑的细节，其表现手法能让人联想到法国洛可可风格中对东方元素的表达（图2）。

布维尔与泰伟一样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法国公使布尔布隆[8]（Alphonse de Bourboulon）夫妇来到中国的军人。布维尔最初的任务是指挥维修东交民巷的原有“中国宫殿”作为法国公使馆，以及设计建造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北京工作期间，布维尔还主持测绘了北京城地图。从布维尔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与泰伟相比布维尔具有更高的专业工程素养，他涉猎广泛，甚至能够指挥中国工匠在沙漠中修造小型的运输车辆[9]（图3，图4）。

布维尔规划与戈登规划采取相似手法，将法租界分为24个基本相等的地块，其中14块沿海河布置[10]。布维尔与戈登的规划均采用等面积的网格布局，不仅有利于建立“有条理的聚居区与殖民地”[11]，也有利于土地的租售。与此同时，对于港口城市来说，靠近水路的土地价值最高，《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中规定法租界沿河地价是非沿河地价的一倍[12]。正因如此，布维尔与戈登两人均在沿海河区域布置了更多地块。可以说，殖民贸易与经济是工兵规划的核心思想。

3. 军事背景对城市设计的限制

从英租界与法租界两位规划者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天津近代租界的早期设计者们普遍多才多艺并且具有一定的工程素养。但是，他们的规划手法较为粗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军事思想的制约。

首先，英、法两国的选址与面积划分实际上表现了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英法联军在天津驻军后，英国驻扎于天津城内，而法国占据海河东岸的地区[13]（图5）。由于英法联军中英国占主导地位，因而1860年12月25日天津知府石赞清禀报总理衙门：英国所划定的地界“自用地七成，分给法国地三成”[14]，且英租界占据了地理条件较优的河岸地带。其次，英、法两国租界的规划时间虽然大致相同，然而并未考虑两国租界边界的交接问题，造成英租界维多利亚道（Victoria Road）和法租界大法国路（Rue de France）交接处错位[15]。有法国研究者认为，英法两国租界道路错开是由于两国矛盾或出于军事防卫需要：“虽然英国和法国已经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表现团结和合作，但是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三世的军队仍然不准备驻扎在一起”[16]。戈登与布维尔身为军人规划师不免受到军事政策的影响，而这次规划对城市道路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交接处的错位由1933年法商永和工程司（Brossand Mopin）法国建筑师马利奎特(Maliquet)设计的中法工商银行（Banque Franco-Chinoise pour le Commerce et l’Industrie）与1924年修建于英租界的美国海军俱乐部（American Navy Club）两座建筑面向道路的弧形设计进行了弥补，现在天津解放北路与营口道的交接处采用椭圆形铺地尽量缓和道路的转折，但两国租界的交界处仍然十分明显。

二、天津租界的早期建设者：道路测量师

由工兵主导的规划完成后，军事力量逐渐退出城市建设的舞台，天津租界的发展进入了以租界自治团体工部局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基础设施的设计者与建设者是“道路测量师”，他们在英租界被称为Surveyor，在法租界被称为Agent-Voyer。英租界的道路测量师包括史密斯（Alfred Joseph Mackrill Smith）与裴令汉（A.W.Harvey Bellingham），史密斯于1888—1890年担任英租界秘书长兼道路测量师，裴令汉从1891—1906年在英租界工部局工作了15年，不过从1897年开始，他的职位名称已经从道路测量师改为工程师（Engineer）。法租界有明确姓名记载的道路测量师是郎维迪（L. Reverdy），他一直担任法租界工部局工程处负责人至1916 年[17]。

1. 道路测量师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英、法两国租界的市政管理制度均基于本土制度而设立，道路测量师在历史上是负责公共道路的官员。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19世纪之后的城市建设不仅仅是国王和艺术家表演的舞台，工业革命造成的城市化使得城市建设速度加快，加之社会分工日渐细化，专业的城市建设者道路测量师开始负责各个城市道路的建设与维护工作。欧洲道路测量师的人数并不多，如1836年全法国有约有3500名工程师和技术者被聘请为测量师，受雇于法国的各个城市，并由市政府支付薪酬。

道路测量师的工作内容，顾名思义是对道路进行检测，随着城市变得“摩登”，道路测量师的工作范围扩展到消防、下水管道、照明系统、电报线网、电话网络、电力系统等所有城市基础设施。作为市政工程师的前身，道路工程师的工作内容与市政工程师较为接近，然而工作状态却大有不同。天津租界位于海河岸边地势较低的位置，建设难度较大，《中国时报》（The Chinese Times）记载：“两个租界地区是一些肮脏又有害健康的沼泽地，沼泽四围干燥一些的地方分布着无数座好几代人的坟墓”[18]。因此，19世纪天津租界的基础设施建设分为吹填土地、修筑堤坝、铺设道路和挖掘排水渠几个步骤，其中道路最早为土路、排水渠为明渠，直到1870年代末英租界才最早铺设碎石路。

实际上，道路测量师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对已建成工程的巡查与维护，包括对设施的紧急修理与维修工人的日常管理。在苦心经营十年之后，由于1870年河坝与马路工程的竣工，“租界开始呈现出稳定和令人瞩目的形态”，一些“外观漂亮”的外廊式建筑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19]，道路测量师是它们的设计者。由于道路测量师工作内容十分繁杂，他们往往是精通多种工程技术的多面手。

图1：戈登英租界规划1865年完成情况

图2：1860年泰伟绘制法国公使在天津的住所

图3：布维尔绘制的北京地图

图4：布维尔设计的阵亡士兵纪念碑

图5：戈登绘制的天津1860—1861年地图

2.道路测量师的建筑设计工作

作为天津租界早期发展过程中具有较高设计能力的人群，英、法两租界的道路测量师或工部局工程师承担了大量建筑设计工作。英租界道路测量师裴令汉是最早在天津以建筑师身份开业的道路测量师。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史密斯1890年去世之后，裴令汉在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担任文案兼工程师。19世纪最后十年，裴令汉在天津开设建筑师事务所，承接建筑设计与建筑工程项目，作为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准会员与工程师学会会员（Associate Member of 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裴令汉并不是专业的建筑师，而是一位兼营建筑设计的工程师[20]。

裴令汉的代表作是第二代日本领事馆的改建。1895年与1896年，受日本两任领事荒川与郑家昌的委托，裴令汉对位于英租界境内的日本领事馆进行了方案调整。最初的日本领事馆方案由日本领事荒川亲自设计，裴令汉修改后的日本领事馆建筑高2层，平面略成方形，主入口处设有3层高的塔楼，建筑侧面设置了一个较小的外廊（图6）。

第二代日本领事馆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公共建筑一样，没有依照特定的建筑风格，而是汲取多种样式的元素组合而成。同时，这座建筑展现出堡垒般外观，表现军事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日本领事以军事力量扩大在天津影响力的企图。

图6：日本领事馆

三、 天津租界的非专业建筑师：传教士

掌握工程技术是明清以来传教士通过上层路线在中国传教的传统，南怀仁曾为康熙皇帝改造观象台，郎世宁为曾为康、雍、乾三代皇帝担任宫廷画师并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作为殖民开拓先锋的传教士往往具有较高的工程能力与艺术修养。在天津租界的发展初期也是如此，英租界传教士钱伯斯（Chambers）与法租界传教士樊国梁（Favier）分别承担了早期英租界与法租界公共建筑的设计工作。

1. 法租界紫竹林教堂的设计者樊国梁

法国天主教遣使会神甫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 Duperron）是天津租界有姓名记载的第一位建筑设计师，他于1871年设计建造了紫竹林教堂，也被称为圣路易教堂（L’église Saint Louis），同年他还设计了法国领事馆住宅等建筑。樊国梁出生于1837年，是天主教遣使会（Lazarite）直隶北境宗座代牧主教。在进入罗马天主教会前，樊国梁曾在普隆比埃神学院学习文学，后进入第戎学院学习哲学，在此期间他经受了专业建筑训练。樊国梁于1862年5月来到北京，1870年天津教案之后来调任天津负责新建教堂等一系列恢复天主教活动的工作。完成紫竹林教堂的建设之后，他回到北京，于1887年设计督造了著名的北京西什库教堂[21]。

图7：紫竹林教堂

樊国梁的设计方法与许多传教士相似：“因本地工匠不谙西式建筑，须亲自绘画。我等来华，非为营造事业也，因情势不得不然，遂凭记忆之力，草绘图样，鸠工仿造”[22]。樊国梁设计的紫竹林教堂正立面模仿了维尼奥拉的罗马耶稣会教堂（Chiesa del Gesù），平面构图采用传统的拉丁十字，室内以当时颇为流行的文艺复兴风格装饰，没有实际功能的纤细的肋架券遮掩了传统中式抬梁式结构木屋顶[23]，使紫竹林教堂成为了天津租界古典复兴风格建筑的代表作。这座优雅的建筑一方面反映出樊国梁纯熟的设计技巧，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一时期天津工匠还无法掌握西方的建筑结构技术。西式屋顶桁架等结构是这一时期中国工匠学习的难点，雷穆森在《天津租界史》中也提到，“中国人掌握了建造洋房的知识，但是却怎么也不会搭盖防水屋顶”[24]。当时租界内的建筑多为一层，1886年俄国地产商狄金生（W．W．Dickinson）与斯塔塞夫（A.D.Startseff）修建8座两层楼房还成为了当时具有新闻性的轰动事件（图7）。

樊国梁的另一个代表作是法国领事馆住宅，这座建筑是殖民地外廊式建筑在中国北方变化的重要实例。在整个19世纪，由于天津租界的建设没有专业建筑师的参与，民房均为中式建筑或单层的殖民地外廊建筑，“这些建筑中，有些一般是模仿上海的，上海又是模仿香港的，而香港的这些建筑形式是从印度传来的”[25]。法国领事馆住宅为砖结构木屋架一层带地下室建筑，占地面积为461.29平方米[26]。其正面设有外廊并以玻璃窗封死，一排灰砖砌筑的塔司干柱式支撑横梁，屋顶有模仿山花的装饰，具有希腊复兴风格元素。樊国梁将两户完全相同的住宅并排放置，每户住宅有前后两个入口门厅与四间房间，并设有独立的厕所。为了抵御天津的寒冬，这座建筑的外廊完全转化为室内空间，樊国梁设置了两个壁炉尽量满足采暖需要。然而和冬日天津的其他西式建筑相同：“墙上洞穴一样的壁炉空洞内远远的尽头有一堆火，但只是看见火，却感觉不到有火……靠近火的一头是暖和的，但是另一头却是冰冷的”[27]（图8）。

图8：天津法国领事馆住宅立面图

图9：戈登堂

2. 英租界“市政厅”戈登堂的设计者钱伯斯

苏格兰传教士钱伯斯（Chambers）是英租界最重要的公共建筑建筑戈登堂的设计者。戈登堂于1890年竣工，是英租界的“市政厅”， 内部设有英国工部局、法庭、巡捕房以及一个可以举办音乐会的大会议厅（图9）。戈登堂的建筑面积约为4000平方米，主体为带地下室的2层砖木结构建筑，两侧设有两座八角形3层角楼，屋顶包覆铁皮，女儿墙采用垛堞装饰，门窗为哥特式尖券，整体上采用了多种风格的装饰元素。

由于钱伯斯未经过专业建筑培训，而且他的设计还经过了“像达·芬奇一样多才多艺”的英国工部局秘书长史密斯和“年轻时做过石匠而懂得各种建筑知识”的德国面包师弗兰岑巴赫（Franzenbach）两人的修改。戈登堂在建成后受到有一定艺术修养的侨民的批判：“谢天谢地，拉斯金（Ruskin）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市政大厦，它在艺术上有大错，诸如哥特式窗户上安装木头窗棂和木架子、雉堞状的城垛和蔟叶状的尖塔顶。”[28]英租界的儿童认为戈登堂是一座“阴森的堡垒”，居住在英租界的一位钢琴调音师则认为戈登堂“使他想起爱丁堡外的监狱医院”[29]。

虽然时人对戈登堂的外观褒贬不一，不过凭借对天津租界实际情况的了解，戈登堂的功能布局能够很好地满足当时英租界的使用要求。从当地居民对戈登堂的评价来看，这座建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英国的艺术特色，因此戈登堂被称为“天津的维多利亚”风格，并成为了天津租界的时尚，英租界的安立甘教堂与天津俱乐部均采用了相似的风格。

四、小结

随着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天津租界数量的增加与面积的扩大，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吸引了专业的建筑师与工程师来到天津，早期租界开拓者们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的设计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受到殖民地城市建设习惯的影响，在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上套用其他殖民地常见的形式。其次，军事思维对早期的租界建设有很大影响，英法联军的矛盾造成了城市道路规划的不统一，天津教案等华洋冲突导致了戈登堂与日本领事馆等公共建筑均以城市中的堡垒为意象。最后，非专业建筑师的设计局限最终反映在城市规划与建筑的艺术性上，戈登堂等大型公共建筑堆砌了过多不同风格的元素，小型私人建筑则照搬本土或其他殖民地。

不过总的来说，工兵、道路测量师与传教士等早期设计者们为天津租界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他们受到了英、法两国租界的尊重与纪念。英租界当局为纪念戈登规划对英租界建设的贡献，于1890年将英租界的市政厅命名为戈登堂，1897年将今湖北路命名为戈登道（Gordon Road）。法租界为表彰法租界的早期建设者，也设立了泰伟路（Rue Tréve）与樊主教路（Rue Favier）[30]。今天这些名称虽已不再被标记在地图上，他们的设计仍是今日天津历史城区风貌形成的基础。

注释

[1]近代天津九国租界分别是：英租界（1860-1945）、法租界（1861-1945）、美租界（1860-1902）、德租界（1895-1921）、日租界（1898-1945）、俄租界（1900-1924）、意租界（1902-1945）、奥租界（1903-1919）、比租界（1902-1929）。九国租界的面积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

[2]沙得利工程司是天津租界第一家专业建筑事务所，1902年于天津法租界开业，创立者为两位法国建筑师查理（H. Charrey）与康沃西（M. Conversy）。查理于1879年获得日内瓦美术学校绘图以及测量学文凭，康沃西在巴黎土木与建筑学校完成建筑学和测绘学业。1909年，沙得利工程司的业务并入到法租界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义品公司（Crédit Foncier d’Extrême-Orient）旗下。

[3]東洋文庫所蔵貴重書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LA CHINE. Cordier, Henri. 1921：254.

[4]凤歧总编纂；罗澍伟主编；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天津通志 附志·租界[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39.

[5]（英）利顿斯特拉齐（LyttonStrachey）. 维多利亚名人传[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01：136.

[6]1888年《中国时报》//（英）雷穆森（O. D. Rasmussen）. 天津租界史 插图本[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7]郑天挺，荣孟源主编. 中国历史大辞典 清史卷下[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10：66.

[8]布尔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1809年-1877年），是法国驻天津的第一位法国公使，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座法国驻中国公使馆。1862年，公使任职期满，布尔布隆与妻子凯瑟琳（Catherine Fanny MAC LEOD，1827-1865）经由蒙古与俄罗斯回到法国，两人撰写了一本游记《旅行在中国与蒙古1860-1861》（Voyage en Chine et en Mongolie 1860-1861）记述了在中国北京天津等地的见闻。

[9]POUSSIELGUE Achille, Voyage en Chine et en Mongolie de M.Bourboulon[M], Hachette, Paris,1866：55-318.

[10]Article No.6. Archives du Consulat Français à Tientsin,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France.

[11]（美）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著；城市的形成 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M].单皓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101.

[12]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国际条约大全 民国十四年增订 下编 卷1 租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14：03.

[13]见图5，图中蓝色区域为法军驻扎位置，红色区域为英军驻扎位置，可以看出英军驻扎位置占据天津城内重要地段，且驻军位置大于法军。

[1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四国新档：英国档上、下[Z]. 1966.02：567.

[15]天津现解放北路由解放桥至营口道路段为原法租界大法国路，营口道以南路段为原英租界维多利亚路。

[16]Marine Sedan. Le patrimoine urbain de l’ex-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Tianjin 天津(1861-1946)：Conservation et valorisation,[M] . Université Paris 1 Panthéon-Sorbonne, 2012：39.

[17]Article No.30. Archives du Consulat Français à Tientsin,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 France.

[18]（英）雷穆森（O. D. Rasmussen）著. 天津租界史插图本[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34.

[19]1888 年11 月3 日《中国时报》//（英）雷穆森（O.D. Rasmussen）. 天津租界史 插图本[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41.

[20]寺原让治. 天津的近代建筑和建筑师//周祖奭,张复合, 村松伸, 寺原让治. 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天津篇[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36.

[21]Henri Cordier. The Church in China. Catholic Encyclopedia. 1913.

[22]上海建筑施工志编委会编写办公室编著. 东方“巴黎” 近代上海建筑史话[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1.04：27.

[23]葛安祥,谢剑,杨建江.西式历史风貌建筑结构体系分析：以天津紫竹林教堂为例.建筑结构：2011(第S1期)：1494-1497.

[24]（英）雷穆森（O. D. Rasmussen）著. 天津租界史插图本[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56.

[25]（英）雷穆森（O. D. Rasmussen）著. 天津租界史插图本[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42.

[26]周祖奭，张复合，村松伸，寺原让治，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天津篇[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44-45.

[27]明恩博《旅华半世纪》//（英）雷穆森（O. D.Rasmussen）. 天津租界史 插图本[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52.

[28]《天津回忆录》//（英）雷穆森（O. D. Rasmussen）. 天津租界史 插图本[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58.

[29]（英）布莱恩·鲍尔著.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1918-1936）[M]. 刘国强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05：14.

[30]戈登道现为湖北路唐山道至南京路段；泰伟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命名为菜市街，现已经不存；樊主教路为新华路锦州道至营口道段。

图片来源

图1： MPKK 1/50/9 ,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图2： Recollections of Baron Gros’s Embassy to China and Japan in 1857-8, London & Glasgow,Richard Griffin and Company, 1860.

图3，图4：POUSSIELGUE Achille, Voyage en Chine et en Mongolie de M.Bourboulon, Hachette, Paris, 1866.

图5：WO 78/988/12,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图6，图8：寺原让治. 天津的近代建筑和建筑师. //周祖奭, 张复合, 村松伸, 寺原让治. 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天津篇[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

图7：Article 398. Archives du Consulat Français de Tientsin,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 France.

图9：仇润喜主编. 邮筒里的老天津[M]. 天津：天津杨柳青画社, 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