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图书馆学近代转型的影响

刘春云 龚蛟腾

摘要 20世纪上半叶，新文化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两大社会文化思潮相继兴起，其合力最终促使传统校雠学向近现代图书馆学转型。一方面，新文化运动舶来西式图书馆学之成果，从传播西方图书馆理念，到普及欧美图书馆学思想，进而推动西式图书馆学学科创立。另一方面，整理国故运动弘扬传统校雠学之精髓，在凸显传统校雠学与图书馆学同质的基础上推动二者对接，并促使校雠学朝图书馆学转向。前者奠定了西式图书馆学的基础，后者则敦促学界批判、继承传统校雠学说，于是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经此酝酿喷薄而出。“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建设揭示了学科发展的根基，尽管未能弥补中西图书馆学的失衡，但开创了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婿雠学 新文化运动 整理国故运动 近代转型

分类号 G25.0

DOI 10.16603/1.issn1002-1027.2018.03.013

1 引言

前期研究表明：20世纪20-30年代勃兴的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绝非西方图书馆学的简单搬迁与原样复制，而是校雠学说的一脉相承与急剧转型[1]。由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转型的宏观背景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近现代化转型，图书馆学不仅要回应自身的常态性问题，还要思考社会环境带来的非常态性问题。“利国利民”的实学诉求左右着近代图书馆理论到实践的几乎所有方面，成为图书馆存在的最高依据[2]。于是，基于家国情怀的近代图书馆，最终完成了从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上的西方化，原本属于区域性、特殊性的西方图书馆学被误解为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学理体系[3]，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校雠学）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最终丧失话语权。西方图书馆学和传统校雠学在近代的不同境遇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转型恰是在二者的博弈与调和中渐进的。从模仿西方图书馆学到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学术转型渐趋理性。学科的分聚与兴衰往往随外在的社会需求和学理内部的发展而演化[4]，转型主因固然是其学理内部的不断自我修正，但由于“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是在社会文化思潮的背景下发展的，当时图书馆人都十分关注社会文化思潮的进展，并主动将图书馆的发展纳入其中”[5]，因此，近代各种社会思潮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转型所激发的某种外在社会需求亦不容小觑。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大枢纽[6]，整理国故运动是其在学术文化领域的有力延续和深化，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观念解放和现代转型[7]。这两股相映成趣的文化思潮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转型的浸染不言而喻，也正是在它们的直接或间接染指下，“中国的图书馆学”在艰难的探索中一路前行。

2 新文化运动舶来西式图书馆学之成果

2.1 新文化运动的萌芽促进西方图书馆理念传播

梁启超借用佛教流转相生、住、异、灭四期之分，把思潮流转也照例分为四期：启蒙期（生）、全盛期（住）、蜕分期（异）、衰落期（灭），并认为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8]。任何思想或运动的发展都是循序渐进的，先前的孕育或启蒙是不可逾越的基础阶段。新文化运动也经历了漫长的酝酿过程，我们不妨称其为新文化运动的萌芽期。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呈现快速发展之势，经维新改良思想、维新变法思想和辛亥前后革命思想的涤荡，最终促成空前未有的新文化运动思想高潮197。在此期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频度、广度与深度的不断增加，西方图书馆观念在“开风气”和“启民智”的社会变革中逐渐风靡全国。程焕文曾把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形成过程大致分为：西方图书馆的介绍（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图书馆观念的引进（戊戌变法前后）、日本图书馆学术的引进（清末新政前后）、欧美图书馆学术的引进（辛亥革命前后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等几个阶段[10]。显然，前三个阶段大致对应新文化运动萌芽期，而第四个阶段直接“以美为师”主要发生在新文化运动高涨时期。清末介绍与传播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主体有西方传教士、开眼看世界之士大夫、维新改良派、政府开明官吏以及地方贤达士绅，各类人物应有尽有，因而传播的受众更多、力度更强、范围更广、影响更大[11]。及至民国初年，更多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积极参与其中，他们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职业图书馆人难以起到的作用。创办报刊与编译日本关于图书馆的文字，是这一时期国人探究图书馆及其管理方法的主要途径，如《清议报》《教育世界》和《教育杂志》等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而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连载的《图书馆》则是我国近代系统介绍国外图书馆事业的滥觞。当然，“以日为师”主要发生在1909-1918年，此后虽仍存在学习日本图书馆学术思想的现象，但其主体地位已被“以美为师”取代[12]。经过宣传介绍西方图书馆、学习西方创办新式图书馆、传播公共图书馆观念与开展公共图书馆运动几个阶段的酝酿，西方图书馆理念广泛传播，西式图书馆学思想不断孕育和发展；反之，中国传统的藏书思想则因晚清藏书的衰落而日趋式微。

2.2 新文化运动兴起加快欧美图书馆学思想普及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扩张与深入，尤其是五四运动的推动，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在全盘西化的话语中加速了传播。“到了20年代后，在国内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又由于一批赴美留学的图书馆学家带来了欧美图书馆新理念，对图书馆加以改造和整合的新图书馆运动便成了这次思想启蒙的主流”[13]。新图书馆运动应新文化思潮而生，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关于“新图书馆运动”的起止时间，学界看法不一。其实新文化运动的萌芽期也是“新图书馆运动”的奠基期或准备期。因此我们认为可将清末至1937年视作“广义的新图书馆运动”，而1917-1925年则为“狭义的新图书馆运动”。倘若没有特别强调为“广义的新图书馆运动”，就应当视为“狭义的新图书馆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动力，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模式、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为中国新式图书馆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学习的榜样及人力资源的保证，并促成了新图书馆运动的发生[14]。韦棣华女士导演了此运动的开展，创建美式图书馆也是其来华投身于图书馆后持之以恒的追求。1917年始，沈祖荣和余日章等携带有关美式图书馆资料、仪器和实物开展巡回宣传活动，其足迹遍布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等地。他们猛烈抨击传统藏书机构的陋习，大声呼吁创办美式公共图书馆，积极主张采用欧美公共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同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几乎无一例外都积极参与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其中李大钊是宣传和创建示范性新式图书馆的影响较大的公众人物，“他主要以北京高校为舞台，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主要阵地，宣传并实践着新式图书馆的工作”[15]。随后，杜定友、刘国钧等也撰文或演讲，大力传播美国图书馆学思想。他们积极宣传欧美图书馆的办馆观念与管理思想，切实倡导建立西式图书馆学教育與培养新型图书馆人才，详细阐述图书馆的性质、任务、服务、技术与方法等。美国图书馆学思想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界的主流思想，并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16]。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热忱倡导下，办理公共的、面向公众的作为普及国民教育之机构的图书馆的思想深入人心，欧美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广泛普及。

2.3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推动西式图书馆学学科创立

几乎与新文化运动同步的新图书馆运动完成了从旧式藏书楼向近现代图书馆脱胎换骨式的转变，是新文化运动在图书馆领域的发展和继续。它促成了民众对图书馆价值的普遍认同，提高了民众对新式图书馆的利用率，使图书馆的公共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提升了图书馆的管理水平，促成了中国图书馆与国际的接轨和沟通，极大地推動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转型和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发展[17]，并“直接促成了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18]。在欧美图书馆学思想广泛普及的基础上，国内形成了以沈祖荣、胡庆生、杜定友、刘国钧、戴志骞等为代表的实力强劲的欧美图书馆学派。在引进欧美图书馆学热潮中，沈祖荣、胡庆生率先出版《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拉开了欧美学派登上图书馆学学术殿堂的序幕。1923年，戴志骞发表《图书馆学术讲稿》，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图书馆学的理论和方法。同年，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图书馆学理论著作——杨昭悊的《图书馆学》出版。该专著第一次以“图书馆学”命名，最先划分和确定了图书馆学的科学体系、结构和内容，对后来图书馆学的研究与发展起到了先导作用，标志着“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得以确立，这一事件也成为“新图书馆运动”由宣传期进入高潮期的转折[19]。随着欧美先进的图书馆理论与方法的逐渐普及，图书馆学教育制度初步建立，图书馆学著述与日俱增，中国图书馆事业开始迈入全方位发展时期，图书馆学研究也迎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不过，这个时期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基本上以引进与吸收西方图书馆学为主，除了图书馆学译著之外，即使是国内作者撰写的图书馆学著作，往往也只是国外图书馆学思想的借鉴、移植乃至照搬。直到1925年之后，我国的图书馆学家才真正消化与掌握欧美图书馆学，并开始结合国情探讨如何构建“中国的图书馆学”[20]。因此，有学者把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的召开看成是新图书馆运动结束的标志，认为建设全国性的公共图书馆体系理想从此渐被放下，图书馆界更多致力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21]。

3 整理国故运动弘扬传统校雠学之精髓

3.1 整理国故凸显传统校雠学跟图书馆学同质

“‘整理国故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具有相同的思想源头”[22]。作为一场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并接受了西方学理深刻影响的学术运动，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23]。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即在这一时期提出并得到图书馆学人的广泛关注与思考。最早提出与系统阐述该命题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词，认为“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辞，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自刘向、刘歆、荀勖、王俭、阮孝绪、郑樵，以至近代的章学诚，他们都有通贯的研究，各有精到的见解”，并表示相信“中国现代青年，对于外国图书馆学很有根底之后，回头再把中国这种目录学（或用章学诚所定名词叫他做校雠学）加以深造的研究，重新改造，一定能建设出一种‘中国的图书馆学来”[24]。1920年自欧洲游历归来的梁先生深刻认识到西学新知的弊端，主张不应盲从西方学说，并从此开始投入到整理国故的学术建设中，先后出版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很难说“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不是他在整理国故过程中殷殷思考的成果之一，其后他虽没有更系统深入的相关著述来续论，但他的这一声“狮吼”已令每一位图书馆人震聋发聩。同年，杜定友指出：“除了一般的图书馆学之外，还有一种同时进行而很有价值的科学，就是我们向来所有的校雠之学。”[25]1926年，刘国钧在《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号上确立办刊宗旨：“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26]。在面对西方图书馆学强势冲击时，前辈学者努力从传统校雠学思想中寻求关联与智慧，无疑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找到了根本给养，而他们敏锐洞悉出校雠学与图书馆学之间隐秘而必然的联系则是关键前提。如梁先生指出：“图书馆学里头主要的条理，自然是在分类和编目。”[27]而分类与编目也是校雠学重中之重的两个拳头部分。显然，图书馆学与校雠学具有相同的内核，它们都是以目录学为核心的研究文献整理与文献管理的学科。此外，从时间上看，他们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相关论争亦“发起于1919年、而极盛于1923-1927年”[28]，二者存在很大的吻合度。可以说，整理国故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突显了近代图书馆学向传统校雠学追根溯源的必要性，催化与显性化了图书馆学中国化的诉求。基于此诉求，图书馆学人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校雠学并洞见其与近代图书馆学的同质关系，“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胚底，便找到了”[29]。因此，校雠学就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而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是整理国故运动在图书馆学领域的直接呼应。

3.2 整理国故运动推动传统校雠学与图书馆学对接

中国传统学术向来强调贯通，重视通儒之学。但清末民国以来，分科治学成为学界主流取向，“国学”的分科即十分明显。究其根源，恰恰是受到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很大驱动[30]。其实学术的分科趋势在鸦片战争后便已肇始，不过起初还只是刘师培等晚清国粹派个别学者的倡议。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吴文棋等知名学者才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探讨。尽管“国学”分科在民国时期未能最终实现，但在整理国故运动的不断推动下，这一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趋势仍然得到了较大发展[31]。按照西方现代学术门类对中国传统学术加以分科研究，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示范作用，传统校雠学即在这样的示范下逐渐分化与转型为图书馆学等文献类学科群。校雠学作为“国故”的重要内容之一，无疑是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最基础最根本的母体部分，是转型的内在动力；近代图书馆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对传统学术具有关键性激活作用，是转型的外在推力。如何让“旧学”与“新知”进行无缝“对接”是转型必须面对的关键点，也是转型不可回避的难点。整理国故运动立足于“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主张无疑启迪了当时的图书馆学人。譬如，梁启超立足“国故”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他指出“整理中国的书籍要研究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也要掌握我国校雠学（广义目录学）的知识，且能神明变化之，如此方庶几有功”；“用四部分类法分现代书籍固然穷屈不适用，但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分中国书籍，其穷屈比四部更甚”；“中国古代编目中的优良传统要继承下来，如章学诚倡及的‘互注‘别裁的方法，就可以施用于新的书目编制中去”；“中国古代有编纂大型类书的文化传统及好的经验，新式图书馆要加以发扬”[32]。传统校雠学并非一无是处，而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图书馆学互补的学术遗产。因而当时众多图书学人纷纷从采访、分类、编目等方面探索对接方法，如沈祖荣、刘国钧、杜定友、王云五、皮高品等的“仿杜”“改杜”“补杜”与“辅杜”的分类法，杜定友、王云五、赵景源等学者根据西方原理创造的汉字检字法，以及图书馆学教学中东西方并重的图书馆学课程等，都是将校雠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结合的典范[33]。此外，整理国故运动促使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高涨，而国学所开的课程和求学人员包容了图书馆学的部分内容（如古代版本学、目录学等）和图书馆人员，为建立新式的中国近代图书馆学起到了强大的推进作用[34]。国学大家直接培养了大批图书馆学人，为“对接”提供了人才支持。如王重民、姚名达等学者得益于深厚的国学基础，在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氛围中大力开展校雠学（目录学、文献学）的研究工作，致使图书馆学研究一时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中国传统学术特征。因此，即便校雠学在近代逐渐沦为学术史上的概念，其学术生命亦在图书馆学等文献类学科群中得到了延续与发展。

3.3 整理国故促进传统校雠学朝图书馆学转向

“人事日繁，文化日发达，则著述愈多，学术日新月异；或从原有学术分化，或因人文演进新生，或系国外学术输入，断非古代学术派别、图书部类所能包括，更非东周以前王官职守所能范围。”[35]蒋伯潜所言甚是，校雠学是古代传统文化与学术的产物，清末以来社会各方面发生重大变革，注重分类与考辨的校雠学理论已无法适应新的学术环境。如西學书籍与日俱增，“断非古代学术派别、图书部类所能包括”，原有四部分类法捉襟见肘，而其重道轻器的学术旨趣也与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学术氛围相悖。是时，国外图书馆学术顺势而人，且日渐繁盛。传统校雠学与时俱进，取西方图书馆学之长补己之短以形成“中国的图书馆学”是大势所趋。当时轰轰烈烈的整理国故运动一定程度上为其朝图书馆学转向提供了很好的“软环境”。整理国故运动强调用西方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批判地整理传统学术，这也是其与当时各大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中西学术各有所长，彼此只有“相得”才能“益彰”，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一方面要传承古代校雠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要汲取西方图书馆学之精华。诸多热衷于国故整理的国学大家深谙此理，在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首先，他们十分重视目录，为图书馆人研究索引、目录这一学术课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空间，推进了图书馆学关键学科（目录学）的发展；其次，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他们整理出版了大量有关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校勘学、考据学等方面的内容，催生了郑氏《中国文献学概要》（1930年）的诞生，这是中国现代第一次使用“文献学”名称来概括一门学问的专著，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系统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提供了一个研究方向[36]。校雠学在近代逐渐分化成拥有目录学、图书馆学、文献学等诸多子学科的“文献类学科群”，其中图书馆学日渐扩张而承其主体。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古代校雠学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逐渐转型成了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只是学术范式从古代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中心的学者型图书馆学（校雠学）转型成了“自动实用，厘清要素”的大众图书馆学。在核心技术方面也得到了实质性突破，主要是以分类法和编目法的突破为标志[37]。如御用了一千多年的四部分类法被杜威十进分类法“碾压”，体现“辨考”思想的学术目录（面向学者型）被便于检索利用的卡片目录（面向大众型）替代等，都是西方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直接作用于图书馆学术的反应。图书馆学理论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别或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实际上是当时当地图书馆实践的升华，是当时当地图书馆学研究者思想认识的理论结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推动了当时当地图书馆实践的发展[38]。古代校雠学是属于藏书时代的“图书馆学”，为古代的文献整理与管理工作提供了范式与参照系统，并随着主客观环境的改变而不断演变。图书馆学在近代的这次转型是其学术史上最根本最彻底的一次变革，而整理国故运动的开展无疑为此架构了一座沟通中西、纵横古今的桥梁。

4 对“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的反思

4.1 “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揭示了学科发展根基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对于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39]。新文化运动推动西式图书馆学在我国传播乃至确立，整理国故运动则为西式图书馆学与传统校雠学的对接提供了契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极大的魅力，近现代文化转型之际总是向传统溯源，以寻求心理慰藉与动力资源[40]。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学术虽然可以在外来因素的刺激下发生革命性飞跃，但若没有传统文化作底蕴则无疑是邯郸学步。“中国传统藏书理论是中国图书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它所蕴涵的一些基本要素已以各种形式保留、沉淀在了传统学术文化之中，它们是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中国图书馆学的建立不可摆脱或回避这一历史前提。割断对传统的继承，学术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41]。“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是早期图书馆人受整理国故运动启示而更深一步思索中国实际的结果，强调立足于“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中汲取智慧源泉，“吻合中国图书馆学内在‘基因的规定性”[42]，规范了此后中国图书馆界的工作重点和研究方向。此定位不仅解决了图书馆学对传统目录学（校雠学）知识的继承问题，而且确立了自己在学科之林的独特地位，也使自己在世界图书馆学中拥有了鲜明特色[43]。它提示图书馆学人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图书馆学的过程中，还应回头挖掘与整理古代校雠学的合理内核，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种中西贯通的学术视野避免了学术研究的狭隘性，在提升图书馆学研究科学性的同时，也为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转型铺垫好了必要的民族底蕴。欧美图书馆学在促进我国图书馆实践工作方面确实拥有莫大的技术优势，但倘若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不顾民族文化传统，那么这种割裂中华文化之根的外来图书馆学既难以摆脱人云亦云的附庸状态，又难以弘扬传统读书治学文化与促进世界图书馆学多样化发展的重任[44]。“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只有充分传承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精髓，才能更好地借鉴西方图书馆学学术成果，从而真正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学科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图书馆学人文追求日益式微的境况下，图书馆学界更应重视对前辈学人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的继承，重视学术传统的弘扬，增加图书馆学研究的人文关怀，这也是每一代图书馆学人都应该为之努力的[45]。

4.2 “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未能弥补中西学失衡

近代汹涌而来的西潮，很多时候是伴随着武力的。中国的领土主权无以保存，西方的“文化侵略”必然大获成功。相当多的中国读书人的思想方式被改变，接受了以强弱定文野的判断标准[46]。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就借助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强势地位而输入到各方面相对落后的国家，致使落后国沦为图书馆学的“学术依附国”，源自发达国的“本土理论”也跃升为世界性的图书馆学话语[47]。整理国故运动主张回归传统，为传统的文化与学术力争话语权，但由于国故本身的复杂性及人们对待国故的态度与方法的差异性，整理国故一直伴随着种种矛盾与冲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尖锐质疑，导致整理国故运动的积极意义被部分内耗，对“再造文明”所起的作用也被削减[48]。宏观环境如此，微观上校雠学与图书馆学的“对接”亦难以例外。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本是图书馆学前辈们为了消解西方话语的中心地位而做出的尝试与努力，但孱弱的传统校雠学无力抗衡强势的西式图书馆学，“新知”对“旧学”的绝对领导权并未得到撼动，二者的对接或融合亦不甚理想。当时图书馆学中国化的命题初立，更多还停留在提倡阶段，具体操作需一定时间的酝酿与摸索，尤其是西方图书馆学显示出的实用性，确实较我们向来重道轻器的校雠学有更大的适用空间。即使在新图书馆运动的高潮期，即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第一次学术高潮期，学术研究成果“井喷”，大多都是接受西学影响的产物。如“中国近代图书馆理论界的标志性成果”——要素说，它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是“杜威热”和“罗素热”在图书馆界的波及。此外，曾凡菊在查阅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学人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相关论述时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其对诸如编目与分类等图书馆业务操作层面的探讨相当之多，而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本土化的探讨则少有人问津”[49]。因而有学者评价日：“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应该是全方位的、有关图书馆学研究总和的中国化，当把中国化的诉求局限于‘应用的层面时，意味着中国化内涵在理论层面上的缺失；而当把‘应用的图书馆学局限在分类编目等具体技术上时，则意味着中国化的内涵流失更多”[50]。当然，学科转型初期很难保证面面俱到，前辈们的探索存在诸多局限亦说明“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从一开始就充满艰辛与曲折，他们的精神与取得的成果是后辈图书馆学人不断探索与精进的基石，他们的不足或不成功之处则能警醒我们少走弯路。但1937年以后，这种颇有意义的探索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愈加艰难，“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留下了诸多遗憾。显然，由于特殊历史情境的外在影响与学科特性的内在钳制，“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在当时可谓有得亦有失。

4.3 “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开创了学科发展道路

在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的藏书思想和“西洋漂来”的图书馆学术思想之间一直没有出现类似“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那样激烈的冲突，而是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相对独立发展[51]。在清末甚至民国初年，校雠学与西式图書馆学的确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者不断自我萎缩和衰落，而后者则不断壮大和发展，双方尚未出现深层次的交融需求。1925年前后，图书馆学中国化诉求提出，这两条“平行线”开始无限趋近，并拧成一股“中国的图书馆学”之绳。校雠学思想被激活开始涅槃新生，图书馆学经本土化也愈发欣欣向荣。纵观中国图书馆学的转型与发展历程，我们认为大体有三个阶段：第一，清末以前的古代校雠学阶段；第二，清末至1925年的西式图书馆学阶段；第三，1925年之后“中国的图书馆学”艰难探索阶段。“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需要把握好“西学”与“中学”之间的缝隙与张力，使之既有传统文化之根，又有先进的理念。西学的影响力经过新文化运动得到强化和巩固，映射到图书馆界，即新图书馆运动吸收并确立了西式图书馆学。当时以沈祖荣、杨昭悊、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20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没有图书馆学，甚至有“厚”西式图书馆学而“薄”传统校雠学的倾向。如杨昭悊就对图书馆学和校雠学作了区分，认为原有的校雠学不可与图书馆学同日而语。随着认识的全面与深入，这种妄自菲薄的现象得到改观，其中整理国故运动对它的修正作用功不可没，即将一度奉西学为圭桌的国人视野拉回到了传统文化。图书馆学人也开始积极理性地正视起传统校雠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的对接问题，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式图书馆学的垄断地位。即便整理国故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末走向衰歇，也依然潜移默化地持续影响着学界。其实，中国固有文化不仅制约着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进程和趋向，而且影响着转型后的样态[52]。传统校雠学虽不可能与西式图书馆学一决高下，但自其价值与精髓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得到肯定与弘扬之后，它再未逸出过图书馆学人的视野。总之，经“以日为师”到“以美为师”再到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几度辗转，我国图书馆学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发展路向，其后虽因战争和“文革”等特殊因素被迫中断过，但从整个学科的发展史来看，“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道路还是得到了坚持与贯彻，且至今仍是学界常议常新的话题。只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与需求的变化，其外延与内涵在不断拓展与丰富。

5 结语

近代中国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竞相出现，必然在学科发展进程中留下各自印记。新文化运动激进批判旧文化，激情引进西方文化；整理国故运动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对五四运动开始时某些极端之论的纠偏，是文化转型过程中对外来影响与民族传统关系的自行调整。新图书馆运动（广义）前期旨在创办美式图书馆以及引进美式图书馆学，1925年以后逐渐转向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这正是其兼容并蓄、前后呼应两股思潮的结果。“中国图书馆学建设途径是在掌握图书馆学的基础上，对中国目录学（校雠学）进行改造而成”[53]。新文化运动恰好奠定了西式图书馆学基础，整理国故运动则敦促图书馆学界批判地继承传统校雠学。整理国故运动是新文化运动趋于成熟的表现，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则是中国图书馆学转型走向理性的标志。“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需要形成本土化的有生命力的“中国图书馆学流派”，并使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获得在世界图书馆学大家庭中与西方图书馆学研究者平等对话、交流和合作的地位”[54]。尽管“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在近代存在各种不足，未能弥补中西图书馆学的失衡，但这个大方向的扭转无疑是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步。学科建设方向已明确，具体途径与方法则需一代代图书馆学人“摸着石头过河”。近代图书馆学前辈们积极主动地将学科发展纳入社会文化思潮中，使之顺应潮流又影响潮流。我们应当择善而从，使当代图书馆学与整个文化生态相得益彰，提高图书馆学的学科话语权，并为早日建立起能够得到世界普遍承认的“中国图书馆学流派”而孜孜求索。

参考文献

1 龚蛟腾.中国图书馆学的起源与转型——从婿雠学说到近现代图书馆学的演变[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8.

2 傅荣贤，李满花基于中国古代智慧建构本土化图书馆学思想的必要性及其可能路径[J].图书馆，2013（5）：22-24.

3 同2.

4 罗志田.国学不是学：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J].社会科学研究，2002（1）：117-121.

5 吴徐年.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对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巨大影响[J].图书馆，2010（2）41-45.

6 耿云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

7 卢毅.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D].北京师范大学，2003：44.

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12.

9 陈廷湘.新文化运动：中国思想创新的里程碑[J].中国社会科学，2015（11）：5-13.

10 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9.

11 同10：15.

12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138-139.

13 韩继章.中国图书馆百年史中的三次思想启蒙[J].图书馆，2006（1）：3-10.

14 智晓静.新文化运动中的图书馆事业[J].图书与情报，2009（1）：33-36.

15 吴稌年.论“新图书馆运动”的宣传期[J].图书馆，2007（1）：33-36.

16 同1：157-158.

17 同14.

18 徐引篪，霍国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08.

19 吴稌年.论“新图书馆运动”的高潮期[J].图书馆，2007（2）：6-9，16.

20 同1：159.

21 王旭明.20世纪“新图书馆运动”述评[J].图书馆，2006（2）：22-25.

22 来新夏.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90.

23 同7：165.

24 中国图书馆学会.百年文萃：空谷余音[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5：43-47.

25 同24：48-52.

26 刘国钧.发刊词[J].图书馆季刊，1926（1）：1.

27 同24：43-47.

28 刘绍瑾.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兴盛[J].学术研究，2001（8）：113-117.

29 同18：11

30 同7：166.

31 同7：171-172.

32 王子舟.图书馆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夫学出版社，2008：143.

33 同1：222.

34 吴稌年.“整理国故”运动对近代图书馆建设的促进[J].图书与情报，2006（4）：126-131.

35 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M].北京：北京夫学出版社，1990：176.

36 同34.

37 吴稌年.中国近代图书馆史分期的历史语境[J].图书情报工作，2008（3）：53-56.

38 同18：15

39 谢欢.中国图书馆学学人研究宏观考察[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42（6）：31-50.

40 秦弓.整理国故的动因、视野与方法[J].天津社会料学，2007（3）：107-114.

41 王子舟，廖祖辉.图书馆学本土化问题初探[J].图书情报工作，2002（1）：22-28.

42 王子舟等.“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仍在路上——纪念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发表90周年[J].图书馆论坛，2015（5）：6-12.

43 同12：135.

44 同1：77.

45 同39.

46 罗志田.近代中国“道”的转化[J].近代史研究，2014（6）：4-20，160.

47 李滿花.图书馆学研究本土化：两种不同的症结[J].图书馆建设，2008（1）：23-25.

48 曾平.整理国故运动与"再造文明”的不同路径——从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运动考察当时学界的不同文化理念及其冲突[J].中华文化论坛，2007（3）：76-83.

49 曾凡菊.徐家麟对民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贡献[J].图书馆建设，2015（1）：46-50.

50 李满花，傅荣贤.20世纪初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诉求得失评[J].图书情报工作，2008，52（12）：51-54.

51 同10：325-326.

52 桑兵.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90-98，236.

53 同12：111.

54 刘兹恒.图书馆学研究的本土化思考[J].图书馆建设2004（1）：18-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