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降徽州宗族科举样态探析——以黟县孙氏为中心

李阿康



宋以降徽州宗族科举样态探析——以黟县孙氏为中心

李阿康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黟县由于其独特的地理条件，较少受到战争的危害，因而成为宗族避乱与发展的理想之所，黟县孙氏宗族就是主要的代表之一。唐末孙师睦迁居黟县，成为黟县孙氏发展的开端。在后来的迁徙演变中，在黟县孙氏逐渐分为北街和古筑两支。北宋时期，北街孙氏十分重视家族教育，累世登科达十余人，逐渐发展成为徽州大族。明清时期，古筑孙氏代之而起，培养了大量的生员，在地方社会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效维护了黟县孙氏的大族、名族地位。黟县孙氏宗族科举状态呈现的变化，展示出徽州宗族科举发展的一个样态。

黟县；孙氏；科举状态

徽州素有“东南邹鲁”之美誉，可见徽州文化之鼎盛。作为朱熹的故里，徽州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徽州宗族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加深，教育质量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自宋至清，徽州地区培养了大量的科举人才，在封建时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对徽州教育的探讨一直都是徽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关于徽州科举情况的个案研究也不乏成果问世，但多是就某一时期宗族科举发展的情况进行研究和分析，以此来展现宗族科举发展的状态（1）。同时，前人对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也有所探讨（2）。本文主要是在宋至清长时段发展的背景下，对黟县孙氏宗族科举发展的样态进行研究，试图以宗族发展、科举制度演变为切口，探析形成黟县孙氏科举样态的动因，从而还原黟县孙氏发展的基本概况。

一、黟县孙氏的源流及分布

唐朝末年，国家动荡不安，战火波及范围较广，徽州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所以相对安定。在这一时期，许多世家大族为躲避战乱而迁居徽州，孙师睦就是在此时自广陵迁居黟县。关于黟县孙氏的源流问题（3），据《新安名族志》载：“北街孙氏在邑北隅。其先世居富春，唐有讳师睦公者始迁于此。”[1]493同时，《新安大族志》载：“黟县大族孙氏，先世居富春，时师睦者迁此。”[2]142除此之外，嘉庆黟县《古筑孙氏家谱》载：“孙氏之望三：卫孙氏，姬姓武公之后；楚孙氏，芈姓令尹叔敖之后；齐孙氏讹姓，陈敬仲四世孙桓子吴宇之后。吾族自唐师睦公始迁黟，望出富春，富春之系实属齐孙。自桓子之子曰书，景公赐姓孙氏，得姓之始也，传四世曰食采富春，得望之始也。”[3]从家谱记载来看，古筑孙氏自认为得姓于齐（4），望出于富春。据《古筑孙氏家谱·宋嘉祐己亥谱序》载：“余先世因宦家广陵，高祖师睦公避孙儒之乱，挈家来黟。”[3]据这些记载可大致知悉孙氏之源流，同时，就当时富春的情境来看，这种迁徙是有可能发生的。《旧唐书》载：“九月辛未朔……杨行密急攻广陵，蔡贼秦宗权遣其将孙儒将兵三万渡淮，争扬州，城中食尽。”[4]728“十一月，秦彦、毕师铎溃围奔于孙儒军，行密入据扬州。秦彦引孙儒之兵攻广陵，行密遣使求援于朱全忠。”[4]728由此可知，在唐末僖宗年间，孙儒之乱多次涉及广陵，广陵也是孙儒和杨行密争夺的焦点。

在徽州乡邦文献中也有关于黟县孙氏源流的诸多记载。《新安志》卷六《孙工部》一文，部分载有孙氏的源流。文中有言：“孙工部抗，字和叔，黟县人，其先弃广陵以避孙儒之乱。”[5]205同时，《新安文献志》所收录的《广西转运使孙君墓碑》和《永州军事推官孙君墓志铭》两文，也略有介绍。前文为王安石所作，碑文的主人亦是孙抗，其中也有关于孙氏源流的论述：“君讳抗，字和叔，姓孙氏，得姓于卫，得望于富春。其在黟县，自君之髙祖弃广陵以避孙儒之乱。”[6]1955从《新安文献志》和《新安志》可以看出，在宋代之前，孙氏在黟县地区就已有定居，并于宋时有所发展，故而可以认定孙氏迁居黟县应当在宋代之前。通过这些材料，基本可以廓清黟县北街孙氏的源流。黟县孙氏先世望出于富春，后来因宦迁居广陵，唐末僖宗年间爆发孙儒之乱，广陵受战火荼毒，黟县孙氏始祖孙师睦携家自广陵迁居黟县，并先定居于黟县县城北隅北街。

据《古筑孙氏家谱》记载，随着北街孙氏的发展壮大，到五世孙擢之时开始向外迁徙。家谱有言：“孙氏系出富春，唐文德大顺间，师睦公自广陵迁居黟城，五世七公分居月塘，九世本梓公复由月塘居于古筑。”[3]孙擢自北街迁居月塘，后来到九世孙本梓之时又由月塘迁居古筑，至此古筑孙氏才产生。关于古筑孙氏的源流问题，在《新安大族志》中载：“黟县大族孙氏，古筑派，邑西十里，系出富春。”[2]142除此之外，《新安名族志》中也载有古筑孙氏的源流情况，书中载古筑孙氏：“在邑四十里。系出富春郡。”[1]493由此可知，黟县古筑孙氏与北街孙氏都来源于富春。大族志和名族志都对古筑孙氏有所记载，这说明了在元明时期，古筑孙氏应当属于大族、名族。通过徽州乡邦文献的相互印证，基本理清了黟县孙氏的源流及分布问题。

二、北宋北街孙氏科举昌盛

徽州大规模的开发，一般认为是在唐朝黄巢起义以后[7]4。黟县的社会发展同样肇始于此时，伴随着这种社会状态的变化，迁居其中的各姓宗族亦得以发展。其中安居于黟县县城的北街孙氏便是其中的典型，自唐末始祖孙师睦迁居北街后，“善治生以致富。岁饥，贱出谷以升斗付籴者，得欢心于乡里”[6]1955。这为孙氏在黟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三世孙旦时，“始尽弃其产，而能招士以教子”[6]1955。正是由于孙氏先祖这种重视教育的态度，才使得北街孙氏自五世开始，日渐昌盛，登第者十余人，成为县域内举足轻重的大族。在《新安志》和《新安名族志》中反映了黟县孙氏的登第情况，如下表所示：

宋代黟县北街孙氏进士情况一览表（5）

世 系姓 名及第时间 五 世孙 扶天圣八年 五 世孙 揆天圣八年 五 世孙 抗宝元元年 五 世孙 挺庆历二年 六 世孙 適庆历六年 六 世孙 遇熙宁三年 六 世孙 迪熙宁三年 六 世孙 适元丰二年 六 世孙 逖元丰八年 七 世孙 略绍圣四年

据斯波义信在《宋代徽州地域的开发》一文中统计，在北宋时期，黟县考中进士的有69人[7]12，在这69人中，根据上表信息我们可以确定有10人来自北街孙氏，且多集中在五世和六世，可见当时北街孙氏文风鼎盛，科举繁荣。在这10人之中，较为典型的应属孙抗和孙適父子。

孙抗，字和叔，黟县北街人。《新安志》中载：“抗少孤力学，寄食浮屠山中，歩行借书数百里，升楼诵之而去其阶，数年具众经，遂博极群书，为文操笔，数百千言，始同学究出身。历官后登进士甲科，知浔州。”[5]205任职浔州后，由于当时浔州文风微弱，孙抗大力发展教育，自己亲自为士子讲学，使得当地文风大振。孙抗在为官的过程中，一直是刚正不阿。在通判耀州时，“兵士有讼财而不直者，安抚使以为直。抗争之不得，乃奏决于大理。大理以抗所争为是，用其议编于勅”[5]205。“庆历二年，擢监察御史里行，奏弹狄青不当沮败刘沪永洛城事。”[5]205另外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上锐意天下事，进用韩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经书当世急务，得象无所建明，琦等皆去，得象居位自若。监察御史里行孙抗数以为言，而得象亦十二章请罢，上不得已，乃许之。”[8]3769无论是与安抚使主张不同而上奏大理寺，还是弹奏狄青、章得象等，都体现了孙抗为人是非分明、刚正不阿。除此之外，孙抗为官能忠于职守，在地方事务处理上也能做到井然有序。宋仁宗时：“侬智高反，抗即出兵二千于岭以助英韶。会除广西转运使，驰至所部而智髙方煽，上遣大臣部诸将兵数万击之。方时抢扰，抗驱散亡吏民转刍米，又以余力督守吏治城修械，属州多全而师饱，以有功劳迁司封。初抗请斩大将之比者（6），发骑军讨贼，及后贼所以破灭，皆如其策。”[5]205-206孙抗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7），官至尚书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勋至上骑都尉[9]919，初娶张氏，又娶吴氏，又娶舒氏，封太康县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遇[9]919，五子之中，孙適较为出色。

孙適，字仲通，孙抗之子。孙適在少年时期就才华横溢，曾巩在为其所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君年十有四，辞亲学问江东，已有闻于人。往从临川王安石受学，安石称之。”[10]390这一点在王安石给孙抗写的墓志铭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其中写道：“適尝从予游，年十四，论议著书足以惊人。”[9]919王安石与曾巩都是著名的文学大家，他们对孙適能有如此高的评价，足以证明孙適确实是才华横溢。庆历六年（1046）孙適考中进士，后主越州上虞簿去，以父恩得永州军事推官。在孙抗去世以后，孙適万里奔丧，身染重病，后来由于病情加重英年早逝，年二十八。曾巩为其作墓志铭云：“君于学问，好其治乱得失之说，不狃近卑。于为文，以古为归不夸以浮。虽素羸不废书，虽进不㤀以止，既肆而通矣。”[10]390除此之外，在墓志铭的结尾，曾巩还写道：“孙世来黟，拔身艰故。为世闻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有书百篇，永州之学，自其父传，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内有其质，外以华英，再以不就，其后当侈。君不有子，君多兄弟。”[10]390通过铭文，可以看出北街孙氏应该是从孙抗时开始走向昌盛，同时还体现了孙抗和孙適学问之深厚。

在孙抗五个儿子中，除孙適外，其他四子也多有功名。孙邈：“潞州上党县令，亦好学，能文状。”[9]919孙抗的墓志铭就是由孙邈找王安石所写。其他三子，孙遇和孙迪，二人“并登熙宁三年进士”。孙适为元丰二年进士[1]493，在孙抗去世以后，“天子以适试秘书省校书郎”[9]919。孙抗还有两个女儿：“一嫁太庙斋郎李简夫，一嫁进士郑安平。”[9]919而且，孙抗的孙子孙略同样也是进士出身。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出那一时期北街孙氏家族科举昌盛的状态。

北街孙氏自五世至七世代有进士，其中孙適、孙迪、孙适和孙遇皆是孙抗之子，孙略是孙抗之孙。由此可见，家学传承和家庭教育在这一时期起到重要作用。北宋时期的北街孙氏还处于发展初期，家族规模较小，此时家庭教育起到重要作用，直接影响着家族人才的培养。正是由于孙抗等人的进士及第，为家族子弟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才使得六世、七世人才辈出。除多人登第外，北街孙氏子弟中还有多人受荫入仕，故而家族声望随之上升，逐渐发展为黟县的大族。但是，根据作者所见材料显示，自南宋以后黟县北街孙氏开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至于是何种原因，由于史料阙如，不敢妄加猜测，只待新材料的发现。在北街孙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同时，黟县孙氏古筑派开始逐渐壮大，最终取代了北街孙氏在黟县的地位。

三、明清时古筑孙氏科举概况

经过了两宋时期的大开发，到明清时期徽州开始逐步走向繁荣。徽州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徽州地区各宗族的贡献，黟县亦是如此。古筑孙氏作为大族和名族，从明初开始生齿日繁，支派繁荣，到清代时，人口庞大，生员众多，对黟县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

嘉庆《黟县志》载：“孙宽，字伯容，古筑人。贡生，元末隐居不仕，洪武初常师事倪道川先生之子尚纲。尚纲为黟教谕，每阅数日必至其署，执经问业信宿而返。慨然有志于古人之学，不欲为文章士。十五年，知县郭衡荐宽应经明行修之举，征至京师。”[11]197自孙宽开始，古筑孙氏开始逐渐活跃于地方社会。根据《新安名族志》载：古筑孙氏“历传至曰昌者，家益殷富，仗义好施，尤见重于士夫。弘治间岁饥，输粟助赈，旌为义门，子三人：曰显贵，曰显宗，俱克绍父志，乡邦推重；曰显华，补太学生。显贵长子曰千，有耆德，举乡饮正宾；次曰万，七品散官，性简淡，克敦义让，人犯之不校，倡族众构宗祠，乐于厚助。千子曰文瑞，万子曰文鬱，曰文明，俱太学生”[1]188。由此可见，古筑孙氏发展到孙昌时开始日益兴盛，后代子孙也多有建树。明嘉靖年间，孙志甫以明法科出任南直彭城卫，隆庆庚午以都将作功，升湖广茶陵州同知[11]188。在任职期间，孙志甫善于治理地方，《黟县志》载：“州与永新临，边氓界两省，多亡命不可治。志甫善为抚恤而置渠魁于法，盗贼遂息，民多改行为善。越五载升福建都司经历，州人攀辕不能去。”[11]188-189深受民众爱戴。清乾隆年间举人孙学治，署彭山丹稜珙县、夹江黔江县事，补清溪县知县。为政期间，颇有建树。嘉庆元年，任夹江时，教匪滋事，团乡勇讲守御法，邑以无虞[11]165。“三年至黔江，地与楚苗接壤，剿定后，邑民流亡归者，分别户口，与之休息。莅任三载，民戴其德。”[11]192除此之外，古筑孙氏也出现过一些武官。二十五世孙光先，崇祯三年武举，后任仪征守备，从督师史可法殉国难[11]194。孙茂，善骑射，臂力过人，由福建抚标千总，乾隆三年题授福建诏安营守备[11]192。古筑孙氏明清两代，人才辈出，大大推动了宗族的发展繁荣。

除了一些考中举人者外出为官外，古筑孙氏还产生了大量的生员，据《黟县志》和《古筑孙氏家谱》显示，古筑孙氏在明清两代，生员众多，他们大多服务于基层，在基层社会的建设和孙氏宗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黟县古筑孙氏生员统计表（8）

生员类型人 数 贡 生25 廪 生7 增 生6 国 学 生168 庠 生99

通过黟县古筑孙氏生员统计表来看，黟县古筑孙氏在明清两代生员主要是集中在下层的国学生和庠生，这些生员在本质上属于地方社会的、民间性质的人才，不同于乡会试所产生的举人、进士类的高级人才[12]203。他们由于级别较低，无法外出做官，所以他们大多选择留在地方社会，以非政府官员的身份参与地方的管理，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二十世孙千，有耆德，举乡饮正宾。天启崇祯年间，孙伯清两举乡饮，赐以冠带。同时，在清代嘉庆《黟县志》修撰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这种现象。通过嘉庆壬申续修县志职名显示，孙思爽和孙学道在嘉庆《黟县志》的修撰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孙学道，他和俞正燮、程汝翼一起担任嘉庆《黟县志》的分纂人员，在道光《黟县续志》中载：“孙学道，字笠人，古筑村人。幼禀异姿……著有苦竹山庄吟稿，壬申邑志大半皆其手笔。”[13]238另外，作为县志修纂的同事，俞正燮专门为孙学道作传，该文收录在《俞正燮全集》中。俞正燮在传中曰：“孙学道，字立人，居黟四都古筑，县学生也。乾隆间，邑人能读书者：汪焘、朱钟、何瑞龙、鲍元俍、程骥、叶有广、胡成浚，皆有业有异禀，不同于俗……熟于经史，言事有条理，喜为诗，尤善五言。程骥曰：黟有二绝：大星榧子、孙立人五言古诗也。”[14]643在传的最后俞正燮写道：“孙君立人，学博而正，真儒者，惜其书不存。”[14]645俞正燮作为清代后期著名学者，对孙学道能够有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孙学道在文学方面确实有着较高的造诣。通过上述论述可知，当时古筑孙氏在当时嘉庆《黟县志》的修纂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黟县孙氏参与地方活动程度之深。

古筑孙氏自九世孙本梓时，由月塘迁居古筑，自此孙氏开始在古筑繁衍生息。经过宋元两代的发展，到明初十六世孙宽时，孙氏开始逐渐活跃于地方社会，文武人才代不乏人。明清两代，古筑孙氏产生了大量的生员，由于级别较低，他们由于无法走向仕途，所以选择留在地方，逐渐成长成为地方精英，在地方事务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结语

唐末孙师睦由广陵迁居黟县，拉开了孙氏在黟县发展的序幕。孙师睦迁居黟县之后，定居于黟县县城的北街。到五世孙抗之时，北街孙氏逐渐兴起，累世登第者10余人，在整个北宋时期黟县进士人数中，占据较高的比例。登第人数的众多，大大促进了孙氏宗族的发展，使得北街孙氏成为当时的大族。在七世孙略后，北街孙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被古筑孙氏取而代之。古筑孙氏最早起源于九世孙本梓，北街孙氏发展至五世之时，就开始逐渐外迁。五世孙擢从北街迁居月塘，到九世孙本梓之时，由月塘迁居古筑，自此开启了孙氏在古筑的发展路径。宋亡以后，孙氏子孙出于民族大义多隐居不仕，到明初十六世孙宽之时，开始逐渐显露于政治舞台，活跃于地方社会。到十八世孙昌时，开始积累了些许财富，为后期孙氏宗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清时期，古筑孙氏虽然并未出现达官显贵，但是培养出了大量的生员。他们虽然级别较低，大多没有进入仕途，但是在地方社会治理中表现得十分活跃，成为了官府与民间沟通的桥梁。在参与地方事务管理过程中，他们逐渐成长为地方精英，在黟县拥有较高的威望。到了乾嘉时期，古筑孙氏发展更是达到了鼎盛的阶段。在嘉庆《黟县志》的撰修过程中，古筑孙氏有大量的人员参与，其中以孙学道参与程度最深，是当时的分纂人员之一。《黟县志》作为地方重要的志书，大量古筑孙氏人员参与，也反映出当时古筑孙氏在黟县的突出地位。

从北宋时期北街孙氏昌盛，到明清时期古筑孙氏的繁荣，较好地展示了宗族发展的代际更替。通过对北街孙氏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宋之时北街孙氏的发展主要是家族式的发展。此时，北街孙氏并未发展成为成熟的宗族形态，从北街孙氏累世登第来看，明确展现了家学的传承。到了明清时期，徽州社会宗族组织日益完善，宗族形态日益成熟，黟县古筑孙氏的发展也符合这种趋势。随着科举制度的等级化，“留在地方”逐渐成为宋元以后中国地方社会发展中的一股最重要的潮流，这一潮流在明清时期，在童试制度确立之后正式完成[12]204。古筑孙氏在明清两代的发展正与此相契合，这种“留在地方”的潮流，使得孙氏开始登上地方社会、基层社会所形成的舞台，并且占据了舞台中央的位置，开始书写中国地方社会治理的历史，构成了地方社会士绅阶层的最主要部分。正是由于黟县孙氏发展的这种样态，才使其能够长期领导地方、参与地方管理，从而维护了自己的大族、名族地位。

注释：

（1）这一方面的文章主要有何建木的《徽州科举文教世家——婺源济溪游氏》，《寻根》，2012年第3期；陈淳子的《明清歙县桂林洪氏家族科举概述》，《寻根》，2017年第5期；许斌、张金铣的《宋代黟县汪勃家族科举仕宦考论》，《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赵龙的《宋代徽州程氏家族进士考论》，《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如曲晓红的《古代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研究——以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为例》，《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3）据《新安名族志》《新安大族志》载，黟县孙氏主要分为北街孙氏、古筑孙氏和横岗孙氏，《新安名族志》载横岗孙氏：“始祖四六公世居休之溪东，至友召者迁此。”可见横岗孙氏是由休宁迁居而来，而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同发源于富春的北街和古筑两派，故横岗孙氏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4）关于孙氏姓氏来源的问题，在《新安文献志》卷八十所收王安石《广西转运使孙君墓碑》一文曰：“君讳抗，字和叔，姓孙氏，得姓于卫，得望于富春。”

（5）表格信息来源：（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撰：《新安名族志》，第493页；罗愿撰：《新安志》卷八，241-246页。

（6）“大将之比者”，《临川文集》卷八十九《广西转运使孙君墓碑》作“大将之北者”。

（7）“年五十四”，罗愿在《新安志》卷六《孙工部》一文作“年五十六”。

（8）表格内容根据嘉庆《黟县志》、道光《黟县续志》、同治《黟县三志》和《古筑孙氏家谱》制作。

[1]戴廷明,程尚宽,等.新安名族志[M].朱万曙,等,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7.

[2]陈栎.新安大族志[M].彭德菴,添辑.程以通,补校.清康熙六年致一堂藏版.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

[3]孙家晖.古筑孙氏家谱[Z].清嘉庆十七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4]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罗愿.新安志[M].肖建新,杨国宜,校注.徐力,审定.合肥:黄山书社,2008.

[6]程敏正.新安文献志[M].何庆善,于石,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4.

[7]斯波义信.宋代徽州地域的开发[M].刘淼,译.合肥:黄山书社,1987.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曾巩.元丰类稿[M].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11]吴甸华.黟县志[M]//程汝翼,俞正燮.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2]王立刚.清代童试研究[M].新北: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

[13]吕子珏.黟县续志[M]//詹锡龄.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4]俞正燮.俞正燮全集[M].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纂.合肥:黄山书社,2005.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Huizhou Clan after the So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Sun Clan of Yixian Country

LI A-k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Due to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Yixian（黟县）county was less affected by the war. Based on this, Yixian became an ideal place for clans to avoid chaos and develop. The Sun Shi clan in Yixian county was one of the main representatives. Sun Shimu moved to Yixian county at the end of Tang dynasty, which became the beginn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Sun Shi clan in Yixian county. During the subsequent migration, Sun Shi in Yixian county gradually divided into North Street and Gu Zhu.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un Shi on the northern stree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family education. More than ten people were admitted as Jinshi and gradually became a famous clan in Huizhou.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Sun Shi in Gu Zhu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expanded,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Shengyuan,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n the local society, and safeguard the status of the Yixian county Sun Shi's big clan effectively. The change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tatus of Sun Shi clan in Yixian county show the sample state of Huizhou clan imperial examination.

Yixian county; Sun Shi; Imperial examination status

2018-06-26

李阿康（1994- ），安徽利辛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研究生,与阜阳师范学院联合培养，研究方向：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8.05.25

K203

A

1004-4310（2018）05-01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