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离了西凉界

沈寂

1949年，香港永华影业公司购买了我两部中篇小说《盐场》和《红森林》的版权（《盐场》拍摄成影片，改名《怒潮》，舒适导演并担任主角）。永华主办人李祖永亲笔专函邀请我去香港任编剧。

上海“贵客”拜见孟老板

我到香港无熟人，去找《盐场》导演舒适。舒适父亲舒石文，是梅党（梅兰芳周围的超级粉丝、智囊团等统称为“梅党”），舒母常为梅兰芳缝制戏装。他自己又酷爱京剧，常登台演唱。我提起我看过孟小冬的《搜孤救孤》，可惜从此看不到她。舒适告诉我，孟小冬已是杜月笙的小妾，平时不出闺房，而李祖永与杜月笙相熟，常去杜家。我得到指点，就将我想拜望“冬皇”的心愿对李祖永透露。

三天后李祖永要我一起坐车到坚尼地台18号去拜见杜月笙。事先电话联络，一按门铃，一个女佣笑脸欢迎熟客。第一间是客厅，摆设简朴而有风度，正墙挂张大千画幅，有气派。杜月笙穿一件衬衫（他始终穿长袖，为掩盖手腕上的刺花），正襟危坐在大藤椅上，见知交上门，一摆手，请客人坐在他侧面的长藤椅上。李祖永壮实的半身占去大半座位，我在大亨面前，只有侧身而坐。

杜月笙和李祖永寒暄，对我这个20多岁、其貌不扬、又无名声的年轻小伙完全置之不理。我只得抬头看一只扁长的鸟笼，笼里百灵鸟只跳不叫。杜月笙和李祖永交谈几句别人听不懂的话后，凌厉的目光朝我瞥视。李祖永这才想起，说一句：“他是我从上海请来当永华编剧的沈先生。”

照理，我见大亨应该起身鞠躬，忽然心里有一种不卑不亢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使我不肯屈从强盗扮书生的落魄大亨。我记起上海的一位老友李之华事先告诉我，到香港凡与杜月笙等辈相见，只要提一个人的名字，碰到难事，便可以得到方便。于是在李祖永介绍之后，我随即有意无意地说一句：“上海的严先生要我向你问好！”

我口气随便，却惊动大亨，他居然撑起病弱的身体，恭敬地回复我：“严先生好伐？”我并不知道“严先生”是谁，但看到杜月笙如此郑重恭敬地向“严先生”问好，也只得站起来回答：“好！好！”两人为这位我从未见面、也不知何人的严先生致敬后坐下，在一旁的李祖永又惊又呆，一定在猜疑我这个小青年的不明来历。他连忙提出我到杜府的来意，杜月笙毫不犹豫，欣然拍掌，招呼女佣：“禀告孟老板，上海来贵客要见她！”

因为当时杜、孟尚未正式结婚，称太太不合适，只得以京剧界的尊称“老板”称之。而“贵客”又是谁？我是“贵客”？一定是因为“严先生”之身价使我这个无名小卒成为上海“贵客”。可是身为“冬皇”的孟小冬是否买账？她不肯见我，我又怎么下台？或许来自上海的“贵客”是非见不可的代号？

正在我（包括李祖永）为“冬皇”是否接见我们而心神不宁之际，忽然见门外女佣举手将门帘掀起，也就在这一忽儿，孟小冬轻步走到门前站定，一个光彩绚丽的“亮相”。“冬皇”在舞台上扮演老生，一身古装，或青衣布帽，或相巾道袍，清秀脸面，下挂长髯，虽洒脱也宽松。今天，她身穿一件淡米黄色的旗袍，贴身而苗条，乌黑的头发梳成略显蓬松的发髻，脂粉不敷，面净齿白，大方漂亮，仿佛一支出污泥而不染的水仙。她伫立在客厅门外，双眸朝客厅里流丽顾盼，令人惊喜。

杜月笙轻声重复一句：“上海贵客沈先生拜见——”谁都以为“冬皇”会步入客厅，没想到，孟小冬意外地向我做了一个舞台上“请”的舞势，然后回过身，朝自己閨房走去。

我一时为“冬皇”突然邀请发呆，连杜月笙也好久才回过神来，他笑着做个“请”的手势，我连忙走出客厅，卑逊地落后三步，轻脚慢步跟随“冬皇”。女佣又举手掀起闺房门帘，“冬皇”再回身用手势邀请，我才敢进入宁静的“皇室”。

只见一张白铜床罩着浅蓝珠罗纱帐子，四周是乳白色镶金边家具，既富丽又纯洁。床前一张搁脚绿色藤椅，对面一张小藤椅，白色墙上挂着一把胡琴，还有一张配着狭长镜框的有些模糊的旧相片：《武家坡》剧照。没有王宝钏，只有孟小冬饰演的薛平贵孤单一人，显得奇特和异常。

在我浏览闺房之际，女佣送上盖碗龙井茶和名伶上台前润喉解渴的精巧小茶壶。女佣退出，我不敢先开口，孟小冬沉默等待后才启齿问讯：“沈先生从上海来？”我回答：“是。”她喝一口香茗，又问：“上海还唱京戏？”我回答：“对。”又是半晌沉默，她双目向我怔视，再问：“程砚秋程老板可登台？”我点头。她还问：“麒麟童（周信芳）仍旧演戏？”她一一问候，唯独不提梅兰芳。

我猜想她是故意回避，有意不提，怕被非议。她不问，是要我主动提出。于是我只得提起梅兰芳，让她释怀和放心。我也就用刚才回答别人近况的语气，放慢声调地不问自答：“梅兰芳梅大师也上台演《穆桂英挂帅》，盛况不减当年，观众十分欢迎。”

我边说边观察“冬皇”的面色，她竟毫无表情，只漠然地点点头，表示听到。然后一片沉默，再也无话可说了。正好女佣掀起门帘，向女主人禀报：“客厅里李先生要回府，请客人——”我想面见“冬皇”的心愿已完成，就趁机起身告辞。我出房门，走几步，听到房门关上，“冬皇”仍将自己禁闭在“金丝笼”里。

孟小冬本不姓孟

李祖永已在客厅门口等候。我向杜月笙道谢，他竟起身送我——或许是送那位“严先生”到门口。据说杜月笙到香港后，从来不送客。“严先生”究竟是谁，我至今也不知道。

车夫拉开车门，我发现车厢里有鸟笼一只，就是我刚才在客厅无聊时观望的那只鸟笼。我不禁奇异，车夫郑重地解释：“这鸟笼是杜先生送给沈先生的。”我从不养鸟，香港狭小的住屋放不下这扁长的精巧鸟笼，就要车夫退还。李祖永在旁插言：“杜先生的东西，你要也要不到。他送给你，只许收，不许退。你不要，我拿回去。”

在交谈中，我环顾他家四周，发现墙上挂满书画，有张大千、徐悲鸿、刘海粟、齐白石等大师佳作，而更多的是梅兰芳的画，有直幅，有扇面。我问黄国栋，他笑着答称，上海沦陷，梅兰芳从香港避难到上海，为了摆脱日伪的纠缠，蓄须明志。然要养活一个剧团，因无收入而经济拮据，便卖画为生，然其名声和作品不能与诸大师相比，买者少，价也低。在重庆的杜月笙知道此事，特命上海的黄国栋，凡梅兰芳的画，尽多收买，而且出价不菲，于是黄国栋以自己的名义收买梅兰芳的画，让梅兰芳能维持他的剧团直到抗战胜利。此事传到天津，孟小冬感激杜月笙仗义，也为她的心上人梅兰芳在困难中得到救助而宽心。她始终记得杜月笙对梅兰芳无私帮助的恩情。

黄国栋还告诉我：1948年，平津被解放军围困，兵临城下，孟小冬十分恐慌。这时，上海的杜月笙派来一架专机和姚玉兰亲笔书信，迎接孟小冬等人离开危城。孟小冬将有价值的重要物件，尤其是与梅兰芳合拍的剧照和其他珍贵物品带在箱子里，一起坐飞机到上海。亲如姐妹的姚玉兰在茂名公寓大门口迎接，杜月笙在十七楼房间里等候。孟小冬像死里逃生，见到他们如见亲人，双手抱拳，深深行礼，以谢救命之恩，从此身入侯门，成为杜家的人。

黄国栋告诉我这两段真情实事，解答了我对“冬皇”心甘情愿侍奉病弱的杜先生的疑问。她毫无名分也无所求地给她的恩人喂药、抚胸，还自拉自唱一曲《武家坡》，但常常只唱一句导板便停住。

我第二次在香港拜访杜府后不久，听李祖永说杜月笙病情加重，他要亲信代写遗嘱：一是他死后棺材要葬在上海高桥杜家祠堂旁，表示活不能回乡，死后坟也要做在上海；二是他有10万美金（由宋子安代为保存，是他在杜美路的别墅，原是他开设的赌场，抗战胜利后卖给美国领事馆）作为遗产，留给姚玉兰和孟小冬。

可是在临终前，台湾方面派来陆京士（杜月笙门生，1949年去台），奉蒋介石之命前来慰问，并告之杜月笙遗嘱必须修改，将落葬地改为台湾，遗属须亲自送棺材到台湾，才能接受10万美金遗产，这是命令，也是要挟。杜月笙在弥留之际，为了这笔钱，也不得不修改遗嘱。

开吊之日，我过去旁观，只见孟小冬穿一身黑色丧服，低下头站在姚玉兰身后，不让别人注意。

陆京士要求杜家遗属随棺木去台湾。姚玉兰携带子女随行，却不见孟小冬。她自认服侍大亨杜月笙只是为了报恩，有恩无爱，如今“恩人”死了，无爱的恩情也还完了。她不愿以杜太太的身份出头露面去台湾领遗产，遭受人们的耻笑和奚落，她要维护“冬皇”的尊严。

姚玉兰从台湾回来后，将孟小冬应得的遗产交给她。孟小冬的租屋虽小，但屋宽勿如心宽，地点偏僻、清静，无人来往。她摆脱杜月笙小妾的名分，单身一人，独自生活。她丢弃原来那套华丽的家具，小屋里布置朴实简单，墙上依旧挂着胡琴，那张《武家坡》的剧照，不单是她饰演的薛平贵一人，而是将一直后折在背面的梅兰芳重又翻出，成为两个人的合影。

1967年9月，孟小冬接受姚玉兰的邀请到台湾定居，因自己已经不是杜月笙的未亡人，不去杜月笙的坟墓吊唁，也不和杜门后裔及徒子徒孙联系，单独一人栖居在台南一个小城市里。那里依山傍水，邻居们都不知道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妇人就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坤伶“冬皇”。她自己也不出头露面，自称孟家妈妈，由一名女佣料理家务。她每晨早起吊嗓子练功，甚至放声高歌《游龙戏凤》《空城计》《卧龙吊孝》《搜孤救孤》等余派絕唱。

1977年5月25日，孟小冬病逝，享年70岁。她带走了坎坷的悲欢命运，与世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