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盛，莫盛于唐”

文◆李奕辰

东晋 王羲之《兰亭序》（冯承素摹） 纸本 24.5×69.9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节点。有人尊唐，认为“书必晋唐”，比如欧阳修曾说：“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有人卑唐，比如康有为认为自唐代开始中国书法便走向衰落；米芾觉得开元以来的书法“古气无复有矣” ；苏东坡则将书法之衰归为晚唐。虽然后人对唐代书法有着不同的评价，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书法艺术确实在唐代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并且唐代的书法盛况也是后世不可企及的。

骗来的《兰亭序》

王羲之、王献之、钟繇、张芝于东晋之后被推崇为“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的“四贤”，但经历了东晋、南北朝、隋朝，各朝代的人们都为“四贤”中谁是第一而争论不休。时至唐朝，在李世民的“炒作”下，王羲之的《兰亭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当年，《兰亭序》经过王羲之七世孙僧智永传至大徒弟辩才，唐太宗李世民三次诏见辩才，想让他交出这件珍品，但都未得偿所愿。最后竞是专门派萧翼化装成商人投宿于永欣寺，每天与辩才评诗论画，以获其信任，赚得《兰亭序》，进献唐太宗。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后爱不释手，据说，每得一幅王羲之真迹，唐太宗都要命人将之挂在寝殿中，方便自己朝夕观览、每日临摹。而且自己临摹还不算，连带着儿子们也得跟着临上几百遍。最终，唐太宗在临死时诏令《兰亭序》殉葬，绝代墨宝遂“随仙驾入玄宫”。

《晋祠铭》与《兰亭序》“之”字对比《晋祠铭》是李世民摹拟王羲之书法的得意之作，碑现存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亭内。用笔遒劲，笔势流逸洒脱，字字结体都从王羲之而来，其中最见功力的当属“之”字。

承魏晋之“韵”开唐书之“法”

隋朝承袭了魏晋的余风和六朝的风格，理清了书法用笔与结体之理，作了一番大加工，篆、隶销声匿迹，惟独楷书盛行于世，楷书成为一种极其规范化的标准书体。被誉为“隋碑之冠”的《龙藏寺碑》亦称《正定府龙兴寺碑》，立于隋开皇六年（公元586），脱胎于魏碑，对唐朝写正楷的一派影响极深。有人说它为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开了先河。

欧阳询 《九成宫醴泉铭》（局部）拓本原碑现位于陕西宝鸡麟游县

《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586)刻，藏河北正定隆兴寺。碑额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

欧阳询与虞世南皆由隋入唐。欧阳询继承了北方碑体笔意，比欧阳询小一岁的虞世南继承智永一脉的王氏书风，有南朝遗韵。《九成宫醴泉铭》中撇、捺常用圆笔，显得圆融流畅，写弯钩用转法，曲圆较长，适成全字有力的支撑，这些表现了融隶于楷的特点。被誉为”天下第一铭”。

欧阳询在其所撰书论中较为具体地总结了书法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形式技巧和美学要求。唐代书学逐渐进入全新“法”度阶段。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虽然是标准意义的楷书，但和盛唐、晚唐的楷书有着明显的区别。盛唐、晚唐的楷书规范而程式，讲求结构的精准，笔画的骨力，字体大小趋同。 但《孔子庙堂碑》明显受到了魏晋楷书的影响，结构不是那么精准但意态圆劲从容，笔画筋骨遒劲而又清逸萧散，章法字体依笔画收放大小自由。他有唐朝书法的法度，但是更多的却是魏晋的意韵。

欧阳询与虞世南的“南北之风”最终汇聚于一人——褚遂良，清代人所写的《评书帖》中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他愿意展示这种痕迹，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种明快的韵律。他不仅继承了唐代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等的特点，更深得东晋王羲之书法的精髓。其楷书《伊阙佛龛铭》笔体方整刚健，有欧书韵味。次年写的《孟法师碑》，兼有欧字和虞字之风。后期所书的《慈恩圣教序》，瘦硬之外，委婉灵动，透露出丰腴之致。

法度中寻觅浪漫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认为张旭与李白可以代表“盛唐”，他们的艺术成就“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 不受任何形式的束缚局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在唐代书法传承线索上，“草圣”张旭可谓为关键人物。

唐代的草书有两个阶段最被后世重视，那就是初唐的继承阶段，代表人物为孙过庭；盛唐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就是草圣张旭和稍后的怀素。孙过庭在《书谱》中表示：“草不兼真，游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在唐代许多书法大家也都是真（楷）、草皆善的，比如张旭。张旭以草书著名，却并非独善草书，其楷书之精妙，被颜真卿评为“楷法精深，特为真正”。存世的《郎官石记序》，之精劲，亦有称于后世。

唐 孙过庭 《书谱》 （局部） 纸本墨迹 草书 26.5×900.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 张旭 《郎官石记序》（局部） 拓本 20.2×13cm 上海博物馆藏

楷书经历初唐阶段后随着世人对于“法”的过度推崇，楷书的雄浑朴茂之气渐少，各家书写技法趋同，书法风格逐渐有僵化的态势，以至于遭到后世书论家的贬斥。在法度森严的唐代书法中，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狂草掀起一股浪漫主义思潮，将书法推向纯审美的境界。

颜真卿：我的成就不只是楷书

张旭的正体不逊于草书。他的传人有很多是以真书而出名，如颜真卿。作为唐代楷书巅峰之人的颜真卿，融会篆隶，强化中锋外拓笔法的创造，形成了唐代行书耀眼的一页。颜真卿书法精妙，祖上为孔门七十二贤之首颜回。颜真卿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其笔法。也许是由于要遵从《颜氏家训》：“慎勿书自命”，即不可以书法技艺作为成名的手段的训诫。安史之乱爆发之前，颜真卿作品不多。“安史之乱”后。有名的行书“三稿”——《祭侄文稿》、《祭伯父文稿》、《争座位帖》备受赞誉，其中《祭侄文稿》是颜真聊最精彩的行书，被称为“ 天下第二行书 ”。

大历六年（771年），颜真卿在抚州刺史任上，正值其仕途失意之际，故时有问道向禅之心。当年四月游览南城县麻姑山并撰文记述麻姑得道成仙之事，作《麻姑山仙坛记》，即是此时心情的反映。其中笔画多有篆籀笔意，即用篆书的笔触来书写楷书，内涵精力，刚健秀润，庄重典雅。

交游怀素

大历七年（772），颜真卿在东都洛阳，与怀素交往颇深。怀素游历南北，遍谒名人，请求品评，得到三十多篇称赞其草书的诗歌。他请颜真卿为他携来的名人赞扬诗歌作序。这就成就了颜真卿的《怀素上人草书歌序》。

唐 颜真卿 《祭侄文稿》（全称为《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局部）纸本 行书 28.3×75.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怀素是书法史上领一代风骚的草书家，他与张旭素有“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之称。但二人终其一生也未谋面相识，这成了怀素的遗憾，怀素在《藏真帖》中自云：“所恨不与张颠长史相识。”颜真卿在他的《怀素上人草书歌序》中说到：“羲、献兹降，虞、陆相承，口诀手授，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

怀素与张旭形成唐代书法双峰并峙的局面，也是中国草书史上两座高峰。

狂草风貌：“吾观夏云多奇峰”

盛唐文艺精神的狂逸浪漫,总是与酒有不解之缘，唐代两位不可不说的草书名家“颠张醉素”都与李白一样，在酒精的作用下释放着自己的血性与豪情。怀素之所以被称为“醉素”，是因他嗜酒茹荤，醉后“草圣欲成狂便发”，敢从破体变风姿，字字笔走龙蛇，“风骤雨旋”，笔下气势磅礴，给人以“剑气凌云”的豪迈感。他的书法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而法度具备。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怀素三十一岁。他由零陵出发，求师访友。代宗大历二年(767)，南下到广州向徐浩学笔法。次年，如《自叙帖》所言：“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怀素同回朝复职的张谓一同入京，拜会了邬彤，并拜其为师。邬彤与颜真卿都师承张旭。邬彤将张芝临池之妙，张旭的草书的神鬼莫测，王献之如寒冬枯树之书风等，皆传于怀素，并将作字之法的一个“悟”字教给怀素。

唐 颜真卿 《小字麻姑仙坛记》宋拓本 日本三井文库藏

唐 怀素 《自叙帖》（局部） 纸本墨迹 28.3×77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之后的某一天，怀素看见几块浮云，像棉花团似的一朵朵分散着，映照着温和的阳光，云块的四周射出金色的光辉，太阳已被浮云遮蔽住了，不禁令他忆起“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李白诗句。远远望去这些白云就像草原上雪白的羊群，一会儿像奔马，有的像奇峰。忽然乌云密布，雷电齐鸣，风雨大作。即《怀素别传》中所说：“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一一自然。”怀素在“悟”中，将夏云随风的变化运用于狂草之中。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夏云多奇峰”。从此怀素的狂草，有了一个飞跃，冲破了王羲之、王献之受章草的影响束缚，创造性地形成了他自己的狂草风貌。

“书之废，莫废于今”？

唐代书法体现出全面、创造而包容的精神，这一时期的书法五体繁荣，开创了楷、行、草书的新局面。唐代社会生活、文化风尚与文化主体精神风貌的时代演变，深刻地影响着唐代书法艺术精神演进过程。唐后一千年的书法史似乎是一个书法衰落的历史，面对晋唐，千年之内没有谁有足够的信心去挑战晋唐前辈，也难能与唐比肩。尽管后世发展的观点此起彼伏，但多是侧重一点——宋人重“意”，而元人又重拾法度。直到明初“尚法”走向极致，在徒具形式主义的“台阁体”后，张旭与怀素那种张扬性情的书风又重新崛起，而到了清朝又有了“尚质”倾向。但无论怎样发展变化，唐代那种圆融的气象似乎一去不返。

张大千《张旭醉写图》立轴 设色纸本60×32cm 1942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