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或“死亡”

刘洪波

31篇论文被撤，《科学》杂志称为“本世纪最臭名昭著的科学欺诈案之一”，这是哈佛大学科学家皮耶罗·安韦萨创下的“业绩”。这个消息产生的效应可能是双重的，一种是哈佛大学也会与论文造假联系在一起，社会大众或将从中推测科研造假的严重程度；另一种是，许多因为与论文造假有染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或许会消除或减轻一点耻辱感，毕竟哈佛大学也未能免俗嘛。

“发表或死亡”，这是今天科学体制产生的一个问题。几十年前，我还在做一名图书馆专业的学生时，就知道这样一个格言。图书馆专业的课程中有文献计量学。

文献可以计量，文献必须计量，论文按篇，著作按本，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文献计量学还有更大的抱负，那就是文献计量结果可以评价大学、科学家、刊物、出版社等各种科学主体，甚至可以评价科学本身。“发表或死亡”，就是科学家在科学评价体系面前境遇的写照，相当于“生存还是不生存”的哈姆莱特问题。

在文献计量学中，学到了一大堆名词。这些名词，有的讲论文总量与科学家人数间的关系，有的讲学科论文量与核心期刊量之间的关系，有的讲科学术语的分布。它们都有利有弊，要而言之，可以总体上给人定量的结果，但具体地说，却难以作为评价一件文献质量的可靠依据。但在一个“数目字管理”和“绩效考核”蔚然成风的时代，面对“文献爆炸”的现实，发表才能进入评价系统，不发表干脆就等同于不存在了，文献半衰期约等于学术半衰期，所以发表和更多地发表，才有赢得评价的机会。

“发表或死亡”，就是科学家在科学评价体系面前境遇的写照。

造假可以归咎于个人素质，但急功近利原本也是效率主义内含的原则。谁能等待“久久为功”，谁不想着立等可取呢？体制化的科学没有耐心等候一个毕生才出甚至毕生也不见得能出的成果。与其等候一个耗时太长的成果，不如得到一个迅速可以验证的结果。板凳宁坐十年冷，是一种可赞许的道德，但效率主义并不是一个道德体系，而是一种收益主张。因此急功近利不足以区分造假或不造假。那些不造假的科学家，也许同样急功近利，只是他们有着一种底线的原则，那就是保持着对“真”的坚持。

早先的文獻计量学老师，后来推出了各种排名榜，大学排名榜、学科排名榜、论文作者排行榜等等。这是文献计量学的直接运用，只不过参数更多一些，但计量方法总是简单的，无非是指标体系和权重分配，数学工具并不复杂。

“引文分析”假定科学著作的引用代表着一次评价，从而计算引文可以反映著作的质量，以之确定核心期刊、名牌大学、优秀科学家就比简单的篇数来得可靠了。由此又反推一下，一篇论文如果在核心期刊发表了，那就表明质量可靠。一种因果循环的结果产生了。论文发布场所评价了期刊是不是核心，是不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又用来评价论文是不是高质量论文。在这种一鱼两吃的情况下，统计大大失去了抽样的可信度。

20多年前，我就知道有的大学在评价学术业绩时只承认SCI论文，以争取在SCI评价体系下学校的高排名，也确实收获很大，但整个学校却是教师纷纷调到其它学校，学校的实际教学科研水平迅速衰落。那些高排名的数据是真实的，但却是单向度的、定制的、投其所好的、追逐虚名的，这其实是一种特殊的造假，统计建立在可靠的样本基础之上，而这样的学校把自己变成一个假的样本，用专攻排名系数的工夫获得沽名钓誉之效。

后来，类似情况我看到的越来越多，专门盯着评价指标去，而不在乎学校真的是什么样子，从国际排名到校内考绩，就都成了形式主义。最终大家在进行的不过是一场怎样最快最大出效益的聪明人博弈，这符合效率主义，而且具有合理利用规则也就是指标体系的程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