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少华
文学史上,文学的基本形态是文本和理论交互演进。从文本发展的历程看,魏晋之前的文本性质,大致符合先秦是子学时代、两汉是经学与史学时代、魏晋是文学时代的发展规律。甚至可以说,魏晋是文学酝酿、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时代——这也是前人将魏晋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重要原因。然而,魏晋文学的发展,植根于经学、子学和史学鼎盛繁荣的文化土壤之中,因此魏晋文学与经、子、史的关系,是一个颇费脑筋然而却绕不开的理论命题。
经学、子学、史学的文本特征非常鲜明,而文学的文本特征与文献界限则相对模糊。相对于经、子、史学而言,文学出现最晚,必然受到前三者的思想、思维及表达方式的沾溉。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可以将前三者全部纳入文学研究视野的借口。如果用文学回溯扫描的方式去看待先秦两汉的经、子、史学,并将其作为开展文学研究的对象,很容易造成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历史隔膜。因为,这种“回溯扫描式”研究,会无限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及其意义和作用。凡是以文学名义简单勾连经、子、史而实际上并无文学思考的研究,基本上都难以说是可靠的科学的研究。
那么,究竟如何开展魏晋文学研究?或者再具体一点,如何立足于魏晋的“话语方式”或曰“话语体系”,开展魏晋“诗学”的研究?这就需要我们返回到魏晋的历史现场,甚至返回到先秦两汉的历史现场,去分析、梳理子、经、史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当时的文人如何接受、运用这种复杂的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