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欧洲联邦观及当代启示

张少冬

〔摘要〕作为中国共产党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的民主集中制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依据，强调发扬民主与善于集中的辩证统一。而作为墨子重要思想的“尚贤尚同”同样强调民主意识与统一意志的有效结合。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体现了制度思想的古今传承。在树立文化自信、发扬优秀传统的今天，回归历史既可以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制度内生性的依据；又可以在时代变化中批判继承，让民主集中制更好地落实，从而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的领导。

〔关键词〕“尚贤尚同”；民主；集中；墨子；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B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4-0095-08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報告中论述“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时强调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1]61，彰显了民主集中制于党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思维与领导方略。而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治理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早期就开始了实践与探索。出生于春秋战国的墨子致力于民生，为实现其兼爱交利的政治蓝图，提出了“尚贤尚同”的治理模式，探索统一思想与贤人政治并举的理想政治，为民主集中制在今天的践行提供了安身立命的依据和积极创新的思路。

一、 “尚贤尚同”与民主集中

在中国人惯有的思维中，几千年的传统社会留给我们更多的是等级专权，以致于学界很多学者提出封建中国只有专制没有民主。但是，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2]170我们始终无法割除历史遗留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记忆。在对制度的认同践行方面，似乎最根本的还是“一个社会或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精神与文化”[3]。在不否认五四运动带给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历史贡献、以及西方政治思想对我们有效借鉴的同时，我们仍需澄清民主集中思想外来与内生的统一，依然需要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找寻制度存在及合法的历史渊源。

墨家作为一代显学，以墨子为创始人，同儒家同源而异流，虽未成为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但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且影响深远。虽然梁启超、钱穆、冯友兰、李泽厚等思想家在分析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时都对墨家学说进行过评析，但现代学界对墨家思想的关注还是非常不足，从政治的角度分析墨家思想现实价值的书籍文章相对较少，亟需重视。《墨子》内容丰富，体现了朴素的唯物博爱思想，对后世的政治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墨子《尚贤》《尚同》各分上、中、下三篇，内容基本一致，而文字繁简不一，层次分明、例证清晰地阐述了墨家对于治理的独到见解。生于乱世，“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4]81来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和谐统一；实现政治统一，“将不可以不尚贤”[4]49。

在墨子看来，“尚贤”“尚同”皆“为政之本”。所谓“尚贤”，就是崇尚贤良之士，以贤人治国。所谓“尚同”，就是把全部社会成员的思想统一于最高统治者，并以此为基础来统一人们的行动，维护社会的和谐。《尚贤》三篇，反复强调贤才的重要性，主张“尚贤为政”，用贤才来治理国家和人民，勉励行善、阻止行恶，甚至把选举贤能当做王公圣人德行的标准。这种朴素的选贤思想在封建社会虽未占据主流，但对后世察举孝廉等选官制提供了依据，增加了等级社会民主的元素。《尚同》三篇，强调人们在是非善恶的评判上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要统一于上级，才能避免纠纷，让天下得到治理。首先“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4]76，此外要“尚同乎天”，只有统一思想于天，才能使老百姓服从管理，从而“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4]88-89。对于统一思想，提高效率，崇尚统一有其合理因素，同时为共产党一党执政、维护核心提供了依据。同时墨子也看到“予一人”无法做到富其国、治其民，还要广泛听取民众意见，仍需“尚贤”。因此墨子指出：“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4]49就此分析，“尚贤”推动了平民政治，扩大了政治参与，是朴素简单的民主思想雏形；“尚同”强调统一意志，是集中思想发展的早期来源。

民主是个历史悠久的词汇，而在古代中国，具有其他含义。例如《尚书·多方》中“天唯时求民主”的“民主”就讲“民之君主”。现代意义的民主涵义更多源于希腊“多数人的统治”，广泛使用也应是近代以后。“集中”概念在中国的传播推广应该深受列宁的影响。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集中制”的表述，并将其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活动的基本原则。之后，“集中制”发展为“民主集中制”，传入并影响了中国政治。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集中制内涵丰富，既可以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现实运用，也可以是党和国家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还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共产党这一指导原则与墨子传统学说“尚贤尚同”之间的辩证继承关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博大精深，不同学派的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主或集中的思想相关联，现有研究中学者分别从儒家法家等其他流派的思想出发研究民主集中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儒家更多从民本的角度探讨民主，法家过多从专制的角度出发思考集中，而墨子“尚贤尚同”思想比较全面系统地思考了民主集中的辩证统一和相互促进。既为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奠定了基础，又为党内实现少数服从多数、选贤任能提供了借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长期唯一的执政党，其执政地位的稳固必须依赖刚柔并济的施政措施，墨家“尚贤尚同”的辩证统一刚好暗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略和组织制度，所以其治理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具有借鉴意义。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大会上，再次对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强调，指出“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应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其中包含的思想虽然与墨子封建传统仁义道德下对现实劳动人民进行部分解放的“尚贤”思想有本质的区别，但在扩大政治参与、防止集权方面依然有共性可循；强调集中，又与墨子“尚同”的思想有一定相似性。就此关联度来看，分析墨子“尚贤”“尚同”思想对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 “尚贤尚同”，民主集中的文化依据

站到历史的角度单方面讲，“尚同”思想可能是一种为维护既有秩序服务的理想化的绝对专制主义。但配合“尚贤”思想辩证地分析，依然可以从中寻到民主集中制的学理依据。

一 唯才是举，民权民主思想的早期雏形

春秋以来，儒、墨、法家同时标榜贤人政治，体现出新兴阶层要求打破氏族贵族垄断政治的历史趋势。而墨家作为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尤为突出地提倡打破贵贱亲疏的界限，依据才能选拨官员。墨子《尚贤上》开篇就讲国家贫穷、人民减少、政局混乱的原因在于王公大人不能崇尚贤才、任用贤能，从而旗帜鲜明地提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賢而已”[4]44的观点，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墨子《尚贤中》讲“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明确提出了选官只尚贤的标准，不论亲疏、不求富贵、不看长相[4]50。《尚贤上》“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于之爵，重与之禄”[4]46，更是对“不偏贵富”作出了例证，“农与工肆之人”，皆可参与政治。这种先进的思想在当时对于瓦解世袭贵族特权、防止任人唯亲有着积极作用，也促进了后世民主思想的发展。

民主最基本的含义就在于实现多数人的统治，人民当家作主。燕继荣在文章中指出，在民主的现实主义者看来，优质民主在理论上的优势包括四个方面：“照顾多数人的利益” “决策能够集思广益” “提供决策合法性” “保持政治稳定与长治久安”[5]。从统治者的角度分析，“保持政治稳定与长治久安”和“照顾多数人的利益”属于目标范畴，前者古今皆同，后者则依赖不同的阶级立场。目标实现的手段在于“决策的合法性”，那么目标实现的具体方式，就是“决策的集思广益”。而实现集思广益，就是“尚贤”。由此可见，“尚贤”是优质民主产生的重要方式。墨子《尚同上》讲“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4]74天下混乱的原因在于没有长官，那么可以选择天下贤良可以为政的人为天子。国君可以由人民的意志而设立，天子也可唯才尚贤由人民选出来，有点类似卢梭人们“凭借契约的神圣性”而建立的共同体，每个人“作为主权的参与者”，都被称为“公民”[6]20-22，体现出追求人民主权的崇高理想。虽然具有空想性，但是仅从人民主体作用发挥的角度来看，这种唯才是举、打破权贵、不论出身的思想假设的确代表了部分下层民众的利益需求，在封建社会的早期强调了民权，开创了中国民主的先河。

二 能上能下，防止领导终身制的有效借鉴

墨子《尚贤上》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4]46-47。“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既能有效地促使“厚禄尊位”之臣时刻警惕、常存敬畏、恪尽职守，又能让普通人相互勉励、志趣高尚、争做贤明。这种举贤任能、官无常贵、灵活上下的变通思想在春秋战国提出，对后世思想发展、制度形成提供了借鉴。打破常贵，能者上，无能者下，能有效防止权力集中，更重要的是能在实现权力转移基础上破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表现出先进的民主意识。

现有的中外民主体制，都是明确反对领导干部终身制，提倡任期制和退休制的。中国共产党在这点上始终坚持如一。虽然晚年毛泽东在主客观原因共同作用下犯了一些错误，但早在1956年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的讲话中，他就提出增设副主席和总书记，要求逐步退出舞台主角。他明确表示并亲身实践“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7]111的想法，推举更多贤者尤其是相对年轻的干部。邓小平多次在讲话中都明确表示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在1980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的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8]560。后来针对这一问题，还专门做了《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的讲话，通过设置顾问委员会、选举中青年干部来解决老干部终身制的问题。总体来看，废除无能官员，适时提拔有能之士，能克服权力过分集中，从源头上防止领导干部终身制，是实现民主的有效措施。

三 厚德使能，官员任用的科学考量

墨子的用人观主张尚贤，不论亲疏远近；强调厚德，“以德就列”；凸显使能，量力而行。德才能兼备的考量，彰显了中华文明以德治国的良好传承，奠定了中国选官用人的价值取向。墨子《尚贤上》强调贤能之士乃“国家之珍”，而贤能的优先品质，在于“厚乎德行”， 开启了中国“以德为先”的先河。直至今日，我们依然将德行作为评价官员的首要标准。除了厚德，还要量能授官。墨子《尚贤中》主张“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查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4]50通过反复考察，慎重选择而给予官职，能力达到治国的就让他治国，能力符合主持官府的就让他主持官府，能力适合治理县邑的就让他治理县邑，完全体现了墨子在选官用人方面慎重严格的标准，实现了人尽其用，量力而行，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干部考察奠定了思想基础。

以德为先，尚贤使能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原则标准。民主革命时期，提倡任人唯贤，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扩大民主政权的成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又红又专”的干部标准，既讲政治觉悟，又讲能力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讲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要求实现干部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力争培养有信仰、有能力、有发展的干部队伍；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强调加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培养综合素质强、符合工作要求、坚持党性原则的党员干部；2011年的“七一”讲话中，胡锦涛同志提出“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9]（531，为选拔培养干部提出了具体标准；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深入落实“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展现了新形势下共产党人的人才观。2016年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坚持将“党管干部”“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群众公认”“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民主集中制”“依法办事”作为选拔任用党政领导的原则，加强民主推荐、突出全面考察，科学规范选拔制度。

四 尚乎于天，统一意志力的有力表达

“尚同”思想讲的是集中与统一意志的表达。墨子认为，人们的想法各有不同，“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4]77，道理多了，就会相互攻击，影响家庭和睦和国家治理。所以墨子主张，从天子到地方的基层组织，每一级都推举有才干的人来负责，建立一个权力集中、强有力的政治体系，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在政治经济上要求统一的趋势。尚同和集中从性质上看功能一致、要求相似，都是对权力的统一服从，都是为了维护有效的社会治理。因此，墨子“尚同”思想强调了统一意志的重要性，是古代中国集中思想萌芽。

依照现实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在现阶段强调统一意志、加强集中，也是現实必需。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不提集中，但对统一意志依然是肯定的态度。恩格斯在致法拉格的信中，说：“不强迫某些人接受别人的意志，也就是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权威总是强迫有不同意见的人接受的意志；然而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10]（368。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这种权威，实际上就是对集中思想的表达。权威就是“存在于人类历史全过程中的社会现象，它以服从为前提，以组织为基础，以强制为特征，是一种意志由一个主体贯彻到另一个主体的行为”[11]（179，体现了决策的单一性和意志的强制性。这种权威的要求就是对集中的实践。集中讲求行动的一致性和实效性，如果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就不可能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民主也只能限于空谈。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是广大群众和党员智慧主张的充分表达。而这种表达，只有在集中的指导下才能保障统一意志的体现。没有集中，就不能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不能保证我们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只能让组织无头无序，一团散沙。所以邓小平讲“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12]（347。因此，集中是一种纪律，只有加强纪律，方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

三、 在辩证批判中发扬民主与落实集中

恰如硬币的两面，历史传统对于现实的影响始终存在正负两面。从墨子的政治主张来看，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墨子并不反对阶级差别和阶级统治，这种阶级实质就决定了与我们提倡的民主集中的不同。对于等级社会背景下的墨家思想，我们必须用辩证的态度在批判中思考问题，探讨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所在和发展思路。

一 民主集中制的主体所在：“尚乎于民”的真实民主

墨子强调“尚乎于天”。古人讲的“天”一般有三层含义：天道、天子及自然。结合时代背景，不同含义都只是维护自身利益基础上的不同说辞。《尚同》三篇反复强调崇尚天道，这种天道，实际上只是“一种信仰力量，来作为超出自己狭隘经验范围的精神支柱”，是小生产者“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人格神来作为最高主宰的幻想”[13]（60。这种人格神完全体现了小生产者物质和精神矛盾的意志表达，既想逃离宗教信仰与儒家思想，但又无法摆脱其阶级本性。遵循这种天道的结果，只能在封建社会相应产生绝对专制的统治者，维护现世的封建统治。墨子名言讲“上同而不下比”[4]74，要求永远同意上边的意见，切莫依照下边的想法，就让我们看到了“尚乎于天”的真实含义，在于崇尚君主意志、维护封建统治。所以墨家的“尚贤”思想表达的不是真实的民主，这种贤者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人格意志。墨子认为以君王的思想为全民的思想就能实现天下大治，压抑了民众智慧才能的发挥，这种强调个人意志基础上依赖个人权威的“尚贤”，脱离了民主的本意。因此，墨家的“尚贤”说，只能是君权统一意志的表达工具。

此外，墨子《鲁问》讲“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4]475。国家在政治昏暗纷乱之际，就向国君宣传“尚贤尚同”的重要意义。那么我们有必要谈论一下墨子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春秋末期政局动荡，手工业者和小私有者即“士”这一阶层伴随着经济地位提高，急需政治地位的提高。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墨子出生于“周代后期封建制度解体”后的“游侠”者，属于下层阶级[14]（51。墨子虽然“已接触了任贤使能、赏功罚罪的新方向，但仍然主张不要打乱原有的贵贱等级的世袭贵族制度，他幻想用和平妥协的方式，来改善小私有者的经济地位”[15]（54-55。由此可见，这个新兴小生产者代表了新进下层阶级的利益，向既得利益者发起了挑战，所以其学说实际上是为那些反映小生产者、小私有制利益的“士”开辟政治道路的政治学说。其所谓的“尚贤尚同”思想，不过是改善下层小生产者社会地位的政治纲领。墨子平和的“上说下教”，目的依然是要博得封建统治者的信任，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政治抱负。客观上起到了破坏世袭贵族制度的结果，但主观上依然维持当时的贵族统治。

对比墨子“尚乎于天”的民主主体，中国共产党讲的民主主体是真正的人民，我们的民主讲人民当家作主，要求实现“尚乎于民”。林尚立教授提出古代社会单讲“民为国之本”，而现代中国还强调“民为国之主”，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是“人民民主”[3]。这种总结，基本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的真实内涵，既强调了人民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又强调了人民权力的真实有效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所在。所以我们的“民”不是墨子所提的封建统治下的臣民或平民，而是实实在在作为现实中国统治阶级的人民。因此，落实民主集中制，必须首先明确其主体所在。以人民为主体，集中人民的正确意见，获得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将这种共识用集中去实现，方能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捍卫人民权力，确保人民民主。

强化民主集中制旨在巩固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两个先锋队”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目标主体，都在于真实的人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只有站稳人民立场、牢记人民至上、关心人民生活、坚持人民主体，把人民利益的实现看作党一切工作的核心，才能体现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根本要求，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久不衰。

二 民主集中制的底线设防：集中不等于一元专制

墨子《尚同中》讲天子一人不能全面了解情况，所以需要贤能的三公；地域太广，又需要诸侯；诸侯有限，还需要乡里长官。表面意义来看，体现了朴素的分权制衡思想。但究其实质，分散管理最终是为了统一天下的义理，分权的目的在于“一同天下之义”。这种“设计的实质是下对上负责，而非上对下负责。到了这个权力的金字塔的顶端，天子是不受其它任何权力制约的”[16]。从《礼记·曾子问》“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到墨子“尚同尚贤”，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强调一元执政的模式。这种高度一致的整体感，发源于夏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流行于秦汉大一统，集大成于明清，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政治上共同的目标、统一的意志有積极意义，但重视集中，绝不是搞片面的“尚同于天”。《尚同中》强调“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4]80一切完全服从上级，如此崇上唯上，必然导致所谓的“一言堂”“家长制”。因此冯友兰先生评价“按照墨子的理论，国家的性质必然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力必定是绝对化的”[17]（52。

集中不等于一元专制。“尚同”思想表现了指导思想的一元化集中，是墨子绝对思想统一的意志表达，这种盲目唯上的集中与指导思想的统一必然要求唯一的绝对权威。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实质上反映的是个人的独断专行和皇权的至高无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在今天，中国共产党强调的集中，更要强调防止独断、一党独政，这是民主集中制的底线要求。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绝不是一言堂。十二大以后的党章都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六条基本原则，第一条明确提出了“少数服从多数”；第二条清楚地指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第四条指明了“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第五条强调了重大问题必须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第六条突出了“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18]（16-17。这几方面的科学内涵明确了全党必须坚持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区分了集中和专制，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集中的有效性和民主性。

落实民主集中制，必须强调“四个服从”：“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18]（16。践行“四个服从”既需要保障党组织决定的贯彻执行，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同时也可以在维护政治原则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保障党员的权利实现。落实民主集中制，必须增强“四个意识”。2016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首次强调“四个意识”：“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当政治上的明白人”[19]（188。“四个意识”为党员干部提供了遵循，也为从严治党指明了方向。践行“四个意识”，必须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自觉服从大局、维护大局，坚决拥护核心、维护核心，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路线政策看齐，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三 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所归：根本在于民主

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与集中两个方面，二者本身又是矛盾概念的两极，有相互对立的层面，又有相互依存、互相作用的一面。落实民主集中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民主与集中二者的关系、确定其实质的问题。

回到墨子，联系时代分析其利益主张，从“兼爱非攻”到“尚贤尚同”，我们不难看到，墨子的思想具有一套较为稳定的政治本质及道德前提：维持既有政治秩序的个人专制主义。墨子的“尚贤”思想就是在现实不尽人意的基础之上引发的，是自身阶级利益表达的工具，是其政治本质的手段方式。所以在墨子的主张中，“尚贤”是“尚同”实现的必要条件，只有立“天下之贤可者”为天子，才能实践“尚同”，所以“尚同”是“尚贤”的目的所在。由此得出，墨子“尚贤尚同”思想的实质在于“尚同”也即集中。几千年专制社会的更替衰亡，恰巧从历史的角度证明集中压倒民主的悲剧结果，即使是明君遇上诤臣，也改变不了最高统治者绝对权力的意志表达。所以墨子这种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实际上仍然是各级官吏、君主说了算，归根到底是天子一人说了算，有集中但没有民主”[16]，不可能实现绝大多数人的统治。

对于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毛泽东强调统一。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20]（209。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其实质在于民主。虽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但依然强调民主。这种民主是对集中性质上的制约，是集中的保障和基础。只有充分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才能形成正确的集中。民主越是发展，集中的基础就越牢固，所以说民主是集中形成的前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离开民主的集中统一，“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21]（820-822。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我们强调集中统一和反对分散主义，更应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应该误解，以为强调集中统一，就可以抛弃民主集中制的那个民主。为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就更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这一方面。有了这一方面，集中就有了基础，就可以真正集中统一起来。”[12]（305-306由此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不同于墨子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思想，其实质在于强调民主，以民主为根本。民主是集中的基础，只有积极发扬民主，才能实现正确的集中，集中必须依赖民主，在广泛的民主之上发挥作用。

落实民主集中制，必须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民主和集中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一方面，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基础，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有效的集中。集中不坚持民主的保障，不充分听取多方意见，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另一方面，民主不能离开集中，民主必须在集中的指导下进行。没有集中的保障，民主不会有正确的方向，民主只能是抽象的空谈。没有党中央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就不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目标。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统一于民主集中制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党的领导机关必须要由党员群众民主选举，党的政策决议必须由党员群众或者党员代表民主决策，而党的会议必须由领导机关召集主持，一切党员服从统一的领导机关，防止党内出现无政府状态。

四 民主集中制的客观要求：打破“贵而智”的贤能政治

德才兼备、选贤用能是选官制度的优秀文化传承，问题在于落实。除了用法律来规范、用制度来保障之外，还应把握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保证客观对象的全面性、真实性。墨子认为贤者“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4]46，因此为了让贤者把国家的事办好，就应当对官员“富而贵之”；同时还强调仁政的前提是君主和官员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提倡一种“贵而智”的贤能政治。墨子提出在道德学问上的贤者，在政治地位上也应当是贵者；有治理权的乡长、诸侯、国君、天子必定是国之贤者。这就忽视了对象的真实性。在现实封建社会中，选举品德高尚的人为官、选举贤明的人为君明显脱离实际，所以一味对为官者“富之”“贵之”“誉之”的结果只能是一种虚假的民主，让统治者凌駕于道德法律之上，造成社会的实际不平等。因此，墨子“贤者”“富而贵之”，“不屑者”“贫而贱之”，贤者做官，不贤者当徒役的思想，的确只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之上狭隘的政治改良。

此外，墨子选拔贤能针对的对象也不具有全面性。墨家虽然提倡举“农与工肆之人”，但真正能被选出来的，仅限于自己代表的小生产者阶层。按照墨子和墨家的人才标准，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优秀人才，绝对不包括所有的民众百姓。这种极端的贤者与贵者相统一的思想决定了能脱颖而出的“贤士”，只能占广大劳动者的极少数，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他在《尚贤中》对将民分为“贵且智”与“愚且贱”的认同，以及对“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4]49的反对，就体现了墨子浓厚的封建阶级意识和狭隘的贤能政治观。

在现代中国，高素质、高水平、高觉悟的领导干部是民主集中制落实的主体依靠，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因此，如何选官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课题。在选官原则上我党也提倡广泛的厚德尚贤，以体现民主，这就需要从墨家政治学说中汲取教训。在我们的选举中，必须真正地突破局限，打破固化的利益阶层，畅通选举的渠道，规范选举的流程，保障选举的公正，在真实、广泛的对象中选出正确合适的官员。由此可见，民主集中的客观要求，必须要求打破“贵而智”的贤能政治，以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

保障民主集中制的落实，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任用原则。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党的形象的体现者，掌握充分的权力，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首先，领导干部应该强化道德修养。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加强学习、严于修身、以身作则，坚决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觉接受当合群众的批评监督，不断增强道德自律，严于用权、以德用权。其次，领导干部应该加强政治道德。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是执政党执政的直接代表，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道德，必须坚持人民的立场，甘当人民的公仆，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掌握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兼具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能坚守为官底线，严守政治生命线。保障民主集中制的落实，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干部任用方针。习近平同志提出，好干部的标准有五条，必须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2]412这五条标准的制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干部路线，不论出身，任人唯贤。只有坚持这一正确的方针，才能在全党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真正选拔德才兼备、群众认可的领导干部，防止任人唯亲、卖官鬻爵，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真正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党的队伍中来。

四、 结 语

综上，墨子“尚同尚贤”思想体现了等级社会先进政治家朴素积极的治理思想和用人观念，为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唯才尚贤的思想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的形成发展，其集中统一的思想又直接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威，而二者的有机结合又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确立提供了依据，二者的时代局限又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指明了方向。从“尚同尚贤”到民主集中制，完整地体现了思想制度的辩证继承与发展更新。

然而，墨子“尚同尚贤”思想毕竟是为了墨家“兼相爱”的政治路线所服务的，具有极大的保守性。其“尚同为政”在于济世成功，治理天下；“尚贤使能”的目的不过是使国不相攻、家不相乱，以维护各级贵族长治久安的太平秩序。我们必须要看到其历史局限性和本质差异性。通过对比墨家“尚同尚贤”思想与民主集中制的联系区别，能够进一步坚定我们对坚持党的领导的高度自信，明确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贯彻的原则要求，减免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落实中的问题发生，有效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促进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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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