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互联网改变的乡土中国

顾盼

“土地是命根”“聚村而居”的“乡土本色”已经被解构。互联网+“三农”在改变传统农业、落后农村和弱势农民的同时还在重构这种“乡土本色”，而未来还有更多想象空间。

城乡边界：互联网范式正在改写

二分法来定义互联网，从不过时：一个在城市，一个在乡村；一个在线上，一个在线下；一个青年人的互联网，一个老年人与儿童的互联网……互联网正弥合其中的种种鸿沟。

在鲁西南一个普通的村庄丁楼，年销售量千万元级的淘宝店店主任庆生曾这样描述电商给乡村带来的改变：“村里人原来见面要是说个你好，很不得劲；现在村里很多六七十岁的老大爷已经习惯在网上打出‘亲，你好！的字眼。”

随着像丁楼、张庄这类生产型“淘宝村”的发展，村落大有“逆袭”城镇之势。如今，大集镇物流、电商服务等配套产业基本形成，服务业发展迅猛，宾馆、加油站、银行、KTV样样俱全，村庄已然“城镇化”。

互联网力量的勃兴，模糊了城乡之间的边界，也造就了农民与市民之外的另一种人生。

工业化推动的市场化程度远不够改变小镇乡土社会的本质，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却是能够进一步推动这个过程。传统的互联网范式组建了一个传统的，精英倾向的互联网。当下，这一范式逐渐式微、瓦解，越来越多的要素融入。

二元鸿沟的融合一直在发生，当下这一进程正在加速。2016年的直播，2017年的“土味视频”，便是乡村互联网的线上体现，城镇与青年成就了PC时代的互联网，乡村则成就了移动时代的互联网，诸如快手、冰山、映客、西瓜视频……

越来越多互联网公司已经意识到当下的变革，并试图改写原有的互联网范式。

2015年，阿里宣布了三大战略，全球化、云计算，以及“农村淘宝”——不仅提供日常用品，还有农资农具产品——这是阿里整个集团未来20年发展的三大战略。电商，是传统范式，新的范式是“新零售”。新零售的浪潮下消解了城市与乡村、线上与线下、海外与国内的分野。

2017年底，阿里联合蚂蚁金服、菜鸟，整个阿里生态共同对外宣布，未来五年在脱贫上投入100亿资金，包括乡村教授、贫困地区学生、女性脱贫、环境生态等五条主线，并由阿里CEO牵头负责。这次发布会，也是继阿里IPO后，阿里合伙人参与最多的一次。

阿里合伙人的两次集体亮相，也是互联网范式改写的隐喻。无疑，这是个缓慢而又漫长的进程。

互联网新贵们的乡土反哺：良药？

2014年11月，刘强东老家光明村。几个老人坐在门口聊天，当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他们时，其中一人开口，你帮我拍拍我家的鸡吧，我要拿到网上去卖。

农村人愿意在京东买东西，但他们更想卖东西。当年阿里宣布启动“千县万村”计划时，马云曾说：“农村电商，要解决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东西卖给谁的问题。”

互联网公司老板恋上农业的故事总能吸引眼球。丁磊回乡养猪的消息放出不久，刘强东在老家种水稻的行为引起关注。第一年有机水稻种植的全部投入来自刘强东，头几年没有外销，刘强东作为福利发给了员工。如今，宿迁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已经拔地而起。

当年丁磊高调宣布养猪时，行业内一片群嘲，认为养猪是农民干的。因为之前从未有哪位互联网大佬躬耕于农业。“在五年前我去农村做调查，发现中国的农业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原始的状态。网易作为一个公司，在互联网做得还不错的时候，我们会考虑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农村。”

城市是时候反哺农村了。所以刘强东当荣誉村长了，马云花百亿扶贫了。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已进入农村，据行业调查显示，2014年底，全国农村网购市场总量超过1800亿元，增幅41%，而城市地区的增幅仅为17%，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万亿。

但历史已然告诉我们，农产品进城并不容易实现，消费品下乡一定会受欢迎，却未必是农村经济的良药：

1913年，美国开始农村包裹免費邮递制度，其主要理由是要帮助农民把他们的产品加快运输到城市里来。第一个成果就是给威尔逊总统寄了一袋八磅重的苹果。但是，从农村到城市餐桌的运动最终没有发展起来，而从城市商店到农村的运动却热火朝天搞起来了，大百货公司西尔斯商店的订货是上一年的五倍。

100多年前的铁路和公路就是现在的互联网，邮购目录就是淘宝首页，西尔斯百货就是淘宝天猫聚划算。在农村淘宝启动之后，实体商店瓦解，也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沿着淘宝物流的反方向进入城市。

日前，阿里研究院公布了农产品电商50强县，义乌、永康两市位列前10，东阳则没有进入50强榜单，这说明农村电商与发达县市仍有差距。农产品上行的困难，是目前农村电商发展的瓶颈，也是下一步需要突破的核心问题之一。

布尔斯廷在“美国人-农村城市化”中指出：农村生活的好心维护者们忘了，打破农村的孤独状态，同时也意味着把农民带进城市，孤独的农民也许是不幸的农民，但不孤独的农民常常根本就不再是农民了。

拉开了中国底层社会的一层帷幕？

“中国虽然大，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是城市，一是乡村。中国的人口十几亿，也可以说只有两部分人：一部分叫城里人，另外一部分叫乡下人。”——周其仁《城乡中国》这句话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脉相承，都是对城乡分野的深刻观世。

2016年6月的刷屏文章《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其中有一句话说：

“他不必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走访农村，只需扒拉扒拉快手这个APP，就能了解中国乡村的精神面貌了。”自虐的大妈大爷和小孩、未成年父母、以MC天佑为代表的喊麦丛林英雄。

这样的乡村低俗、简陋、粗鄙、野蛮、三观不正。他笔下的快手让人对农村充满了担忧和怜悯。其实，文章也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一种阶级优越感。

“主流世界都把视角聚焦在跑得飞快的一线城市，而把农村和来自农村的人忘在脑后。”

“换句话说，6.74亿农村人口的生活状态，没人关注。”

在2017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快手科技CEO宿华表示，目前快手已经努力了7年的时间，累计了7亿的注册用户，每天的日活用户超过1亿。

来自欠发达地区的用户群，成就了快手惊人的亿级用户体量，它打开了另一个非精英视角的世界。除了老铁双击666的狂野，它更有植根于乡土的温情。生活不应该被打上任何标签，包括对农村“low或者低俗”的印象。

媒介构筑了人们的世界观。议程设置是精英的自觉行为，而遍布广大农村的人们，成了实际上存在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沉默的大多数。

对拼多多现象，有一种流传最广的解释是这样的：“拼多多能成功，在于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第三拨人口红利带来的下沉人群”。 基于这样的立论，很自然地便推导出一个颇有点黑色幽默的观点：中国的所谓“消费升级”是少数精英阶层——即北京五环内人——的一种自嗨式幻觉，五环外才是真实而艰辛的辽阔中国。

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实则非常地轻慢。因为，任何商业模式的可行性，都应当建立在对知识产权和品牌的尊重。任何一个国家的消费升级，同时是认知的升级和法治的升级，其中，也包括企业家阶层的责任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