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的必要性及其不完善处

2018-11-06 10:45赵颖英
北方文学 2018年24期
关键词:白话文必要性

赵颖英

摘要:1997年1月,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向旧文学发难,提倡运用白话文写作。从今天看来,利用白话文写作的确给我们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全民文化普及带来了实际的好处。而且从客观语言现实来看,我国的文言确实一直都在不断演化,白话文作为一种生活用语也存在于普通人民的交流之中,如果做长远的打算,我国的文言也会在未来变成一种接近白话的语言。因此,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之际提出运用白话文写作实际上是提前将“文言在未来会逐渐接近白话”的事实实现了,这在历史的发展中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胡适对文言的大肆攻击也有其不完善处。文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换一种语言体系的话,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继承会因为语言的隔膜而带来不便利,这无疑会滞后我国人民文化精神的培养。

关键词:白话文;必要性;不完善处

一、从语言的发展论其必要性

首先我们来看我国语言自身的发展。我国自先秦、汉魏、唐宋、元明清语言的变化可以用一些文学作品来回忆。我国文学史中的作品的用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我们看的文学作品的年代离我们越遥远,我们就更不容易看懂,但是如果拿明清之际的文学作品看,我们可能连注释都不需要就能理解大意了。单从文学作品这个行列我们就能看到语言的历史演变,而何况人的日常用语呢。语言是一直都在发展着的,这是不可否认的。而从先秦一直到明清的语言的变化来看,文言是愈来愈接近白话的,由此我们可以设想文言在未来是很有逐渐接近白话的趋势的。那么,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不过也只是将未来要发生的事提前引导发生而已,这在历史语言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事件只是经过一场更为激烈些的运动提前发生了。

在语言学中,我们一向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一个语言的语法规则、词语或词组的选用、对事物的命名,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只有人民大众,或者说这种语言的人采选了这个句子、这个词、这个字,它们才能够进入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才能进入一种语言的系统中去。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文言”其实并不为很多民众所常用,大家的日常用语都是接近白话的。那么从语言的自身的发展来看,白话是很容易占主导地位的,白话以其便利性和普遍性最终是会战胜文言而流传得更加广泛的。

再者,我们从当时官方政府的倡导来说。辛亥革命把封建社会推倒,民国时期的政府是在大力推行新文化和新语言的,当时的权力机构是掌握着话语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件本来属于文学语言改革领域内的事也被扩大到了社会层面,而胡适的观点是被政府支持的,因此,虽然当时有许多人也是不支持胡适的改革的,但是胡适的改革最终还是成功了。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胡适不推崇白话文,也会有政府来推行白话文,白话文的盛行是被权利阶层认可的,所以白话的生命力是很强的,它的盛行也是在情理之中。

二、从文化交流和新思想传播论其必要性

国与国之间要交流有很多种方式,然而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方式。但是我国的文言句式对于外国来说交流起来是有很大困难的,用文言发一封邮电,外国人学习起来是很困难的,这样交流起来也很困难,然而如果我们用白话交流,那交流起来就会方便很多,外国人学习白话也很容易。这样看来,用白话取代文言是我们面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之一。这对我国文化的输出是有很大帮助的,这方便其他国家的人学习我们的文化,了解我们的国情,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无论是其哲学思想基础,还是方法论,都源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胡适对文学内容并非没有足够的重视,但实用主义哲学效果至上的原则,使他选择了语言形式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这恰好顺应了时代的要求。”[1]因此,白话文被胡适提出来是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胡适提白话也就是为了将文学的实用性贯彻到底。这种实用性其实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被需要的。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辛亥革命成功,“科学”和“知识”作为新时代的口号被有志之士提出,而对于新中国来说,当时的思想解放首当其冲。思想解放要吸取西方先进的思想,“民主、平等、自由”等都作为口号被提出,而这些思想的学习最重要的媒介便是语言了,中国自有的文言文传播起来思想比较困难,文言的理解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并没有白话文更容易,在普通民众的心中,白话是容易被接受的。白话因为它的理解容易,所以它的传播速度是很快的,这样当时的人们了解的新文化的思想也就越多,被启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同时,我们可以想象,白话相对于文言来说是更容易给人带来新文化感召的。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白话”显然比“文言”的工具性强。在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胡适把文言称为“死文学”,而把白话称为“活文学”的理由了。

三、从“文化断裂论”其不完善处

胡适将新文学之要点概括为“八事”:“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2]我们现在再来看这“八事”,其中有几条直接说的就是不能模仿古人的去写,也不能用典。这在我们看来是非常不合情理的,古文言虽然没有很强的工具性,但是它始终是我们民族一直使用的语言,我们古人的思想文化都是这些文言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些文言文虽然没有实用价值,但是却有文化价值。新文学要求不用典,那我们文化的传统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被很多人忘掉,要求不模仿古人,那我们古人的文化就很有可能在白话文中失去它独有的地位。中国人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思想,文化传统是一代代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化是“根”,没有“根”,我们的新文化又将何处安放呢?

当初胡适改革旧文学,其中一个思想来源就是认为英国人舍弃了拉丁文而现在用英文写作、说话。我国的古文也相当于欧洲的拉丁文,白话就相当于现在的英语。但是吴芳吉却说:“新派乃附会其词,以文言比作欧洲古代之拉丁文。以白话比于各邦现代之文字,不知自欧洲各邦以视拉丁本属外国文字。各邦之人各自用其文字著书,实为义之至当。若我国之文字,则吾先民所创造,非自他邦侵入者也,有四千余年之生命,将自今而益发展,非所语于陈死者也。”[3]这里,吴芳吉是在批驳胡适的理论根据,在吴芳吉看来,欧洲人已经把拉丁文看成了外国的文字,而我们的古文确是我们先人自己创造的。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适改革白话文的激进之处,在胡适看来,似乎白话就该被全面推广,文言是没有“活路”的。他把文言的全部的价值都否定了,这对我们文化的传承是有灾难性影响的。

虽然说胡适对白话运用之后,白话是否能承担其文学的内容是有过思考的,但是他始终都把改革文言,推广白话作为其最重要的内容。“我们看文学,要看它的内容,有一种作品,它的形式上改换了,内容还是没有改,这种文学,还是算不得新文学,所以看文学,不能仅仅从它的形式上外表上看。”“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作里子。”[4]这都是胡适的思想,但是胡适仅仅认为白话是传承新思想的工具,却没有想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应该怎么去传达。因此,胡适提倡白话也可谓是用来更好地传递新思想,他没有想到我们的文化之根也是需要继续传递的。

胡适改革旧文学,提倡用白话写作是有必要性的。当时语言的发展和新思想的传播确实也都需要白话的借助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然而胡适改革白话因从实用性和新思想出发,所以也就忽略了文言背后的文化底蕴,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这在现在看来也都一直给我们当代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传承带来很多弊病,这也引起我们的反思。

参考文献:

[1]靳新来.胡适白话文学观再现[M].宁夏社会科学,2003,7(第四期).

[2]胡適全集:第28 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3]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J].国故新知论,239.

[4]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M].转引自《胡适文集》,第12卷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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