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乐器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产生

潘子宜 苟英杰

摘 要：先秦樂器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远古时期——夏、商时期——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根据现有的出土实物可判断，远古时期吹奏类乐器为最早出现的乐器；夏商乐器在原始乐器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西周的礼乐制度贯穿于夏商，巩固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宫廷音乐大大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雅乐的衰落，以及民间音乐的繁荣，都为先秦以后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主要是对先秦时期的乐器发展进行叙述，及简单对每一时期出现的重要乐器进行简单叙述，从最开始的陶器、石器、青铜器、到“八音”，谈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关键词：先秦乐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

1 从远古时期乐器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产生

远古时期根据现有的出土实物，吹奏类乐器是最早出现的乐器，以河南舞阳骨笛最为久远，而距今 8000 年左右的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出土，真实的展现了当时的音乐形态。

从文献和考古乐器中可以分析出以下三点：第一，据文献记载，史前时期的先民认为自然界的声音和音乐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听觉上逐渐形成固定的音高。第二，史前的骨笛、骨哨、埙等乐器不但与自然界的声音相似，并且能发出固定的音高，特别是贾湖遗址保存完整的一支骨笛，可以演奏出完整的和七声音阶，音高已经初步形成有序的形态。第三，河南汝州的中山寨骨笛，形制特殊，有可能是早期确定音高的工具。综上所述，通过对于史料和考古乐器的研究，可以推测出史前时期的音高是通过听觉、模仿自然界的声音来确定的，在史前时期已经出现了确定音高工具的雏形，贾湖骨笛具有很高的音乐考古价值，它的出土改写了先秦音乐史，为后世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从夏商时期乐器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产生

夏商时期关于音高的文字史料并不多，这个时期随着音乐的发展和奴隶主贵族对于享用音乐的更高要求，宫廷音乐相继发展，从考古发现的青铜器来看，这一时期的青铜冶炼技术位居世界前列，出土文物中有磬和青铜钟类等乐器，而青铜冶炼技术的发明，促成了钟、铙、镈等金属乐器的出现。夏商乐器在原始乐器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甲骨文中出现的打击类乐器有磬、编磬、钟、编钟、镛、铃、鼓、缶等，吹奏类乐器有埙、龠、龢、言、芋等，其中埙已发展为三音孔、五音孔。

从文献和考古乐器中可以分析出以下三点：

第一，在《史记.律书》等文献中对于夏商时期的音乐有一些记叙，文献中多次提到律管，可以推测当时确音高的工具就是律管，相比用听力确定音高，用律管来确定的音高更为精准。第二，商代已经有绝对音高的概念，半音音程也已出现。这个时期的磬有了固定范围的音高，如襄汾陶寺的特磬、夏县东下冯的石磬以及保存在故宫的安阳殷墟石磬，所测的音高均在小字一组的升 c左右。而且，各种乐器之间也都有共同的音，如升c、升f、升a等。第三，原始音阶体系已在初步形成中。周时期的青铜钟类乐器——编铙使音高形成了音律关系，安阳妇好墓编铙可以演奏出完整的音阶。再比如以两三个音为骨干的乐器，其中纯四度，大、小三度，大二度音程已被突出使用。综上所述，夏商时期在音高的发展轨迹中出现了确定音高的工具——律管，音高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固定的音阶，并且应用于乐器当中，半音音程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具备发明十二律学说的前提条件。

3 从西周时期乐器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产生

西周奴隶制发展到了顶点，统治者以礼、乐、刑、政四术作为统治手段，建立了森严的等级礼乐制度，设置了音乐机构，创始、完备了以《六代乐舞》为主要内容的宫廷雅乐系统，完成了原始音乐到宫廷乐舞的演化。

周代见于文献记载中的乐器有七十余种，伴随着乐器数量、种类的不断增加，周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八音分类法”。

从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曾侯乙墓中 ，发现了一些轻型的乐器 ，如 旎、笙、排箫、琴、瑟等 ，不仅展现出周代的各种器乐合奏形成 ，而且也佐证了周代按制作材料划分而作出了“八音”分类 ， 即金、石、 丝、竹、鲍、土、革、木等， 这充分说明，在器乐的演奏中已有了不少音色上的变化，表现了这一时期乐器类型的丰富性，生产力的发展使乐器材质的选择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各类材质乐器的出现无疑是这一时期音乐艺术获得重大进步的极富说服力的佐证，八音分类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最终“八音”的出现更是为后世乐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我国古代乐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正是因为礼乐制度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音乐艺术的的发展，从曾侯乙墓琴类的出现，使我们发现了“三分损益法”， “三分损益法”以一个音的音高为固定标准，确定这个音高的弦长后开始计算。运用了数学的计算来确定弦的长短，从而确定固定的音高。先将这个音高的弦长平均分为三部分，然后“损”三分之一（减去三分之一）或者“益”三分之一（增加三分之一），来确定标准音高上方纯五度的音高，以此类推，计算出宫商角徵羽这五音的弦长。

综上所述，周人在不断的音乐实践中，逐步确立了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并且用数理方法计算得出了中国第一个生律法——三分损益法及第一个律制——三分损益律，并且确立了“十二律吕”和“古音阶”。在乐器方面，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八音分类法”。

4 从春秋战国时期乐器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产生

春秋战国这一时期是我国乐器发展史的第一个高峰，古琴在这时出现，并很快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独奏乐器，这段时期的乐器以击奏类为主，出土实物以曾侯乙编钟影响最大，音乐也是以钟鼓乐为代表。

1978年湖北省随县城郊的擂鼓墩发掘了距今有2400年历史的战国初期的楚国公卿曾侯乙的葬墓 ，墓中出土乐器有编钟、编磐、鼓、琴 、瑟 、均钟、排 箫 、 笙 、箎共计125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乐队，墓中室为宴饮礼宾所用的钟磬乐器，共计115件，在墓中所出土的乐器中，曾侯乙编钟乃属目前所见古代乐器编中最为庞大的一套 ，同样也最引人注目。

這套曾侯编钟共64枚，分三层悬挂，上层均为钮钟，中下层均为甬钟，每钟以敲击不同都能发出互为大三度或小三度的“正鼓音”和“侧鼓音”。全套编钟的总音域跨五个8度 ，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 ， 中心音域十二律齐备 ， 可以在三个8 度内构成完整的半音阶 ，在律制上采用的是三分损益与纯律相结合的复合律制，可以在旋宫转的情况下演奏七声音阶的乐曲。钟上共有280多字的错金铭文 ，记载了当时楚、齐、晋 、周、申等国与曾国的各种律名、阶名 、变化音名的对照情况 ，反映出十二律的律名体系在不同的诸侯国之间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存在不同的异名情况 。铭文中所使用的乐律学术语 ，在科学概念上已经反映出相当精密的程度 ，如静、少、反、大、浊、后、角等 ， 与近代乐理中的大 、小 、增 、减音程的概念 ， 早在我国两千四百多年前已经有了独特的表达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和文物都较多，首先在《春秋繁录》、《大戴礼记》、《礼记》等众文献中，记载了确定音高的律管已经发展完善，成为体系，湖北江陵雨台山的一套律管正是相应的例证。其次根据《国语.周语》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另一种确定音高的方法和工具，就是弦式定音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均钟，就是一件确定音高的弦乐器。最后，为了使五声十二律中的音高关系更加科学，将弦的长短与音的高低相结合。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是音高发展的形成阶段，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窥见春秋战国时期在乐律学史上的辉煌成就 ，说明当时已有了三分损益法的实际运用 ，已经有了十二律和七声音阶；在绝对音高、调性功能、移宫换调方面 ，已逐步形成了明确的概念。曾侯乙出土的乐器 ， 不仅反映了先秦时期在乐器、乐律学上的伟大成就总之，也发现确定音高的方法发展为使用律管、弦式定音器，尤其是“三分损益法”的出现，对于音高之间的关系给予了科学的标准。

5 结语

河南目前发现的先秦时期的各类乐器遗存，从乐器种类和表现方式、乐器形制和 制作技术、乐器的音响功能、乐器的乐音结构以及音乐观念等方面，完整清晰地展示出夏商 周三代的乐器所经历了的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的 历史过程。这些乐器既是音乐演奏的工具，同时也是凝聚了礼乐精神的礼乐制度的物质代 表。不仅体现了中原先秦三代音乐文化深厚的基础及其高度发展的音乐科技的支持，更反映了这一时期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制度的进步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

纵观先秦时期两千年的音乐发展，视为中华民族音乐为后世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乐器从最开始的、最简单的劳动工具脱离出来，到后来青铜的出现乐器材料的改变，再到先秦后期“八音”分类法的出现，将乐器的材质、种类大大的增加，而在这一时期，乐器也基本定型，后世的乐器发展都遵循这一规律，缓慢演变。乐器的演变也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审美的不断提高，但更多的也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也正是统治者的需要，才迫使先秦时期的乐器得以发展、壮大。

从三个时期音高的发展轨迹当中，可以看出音高发展是分为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以耳齐声”，远古的人们用听觉来确定音高。第二个阶段“律管定音”，出现确定音高的工具——律管，使得音高更加固定和准确。第三个阶段“管弦并用”，在律管普及的情况下，出现了另一种确定音高的工具——弦式定音器，音高关系更加科学和规范，并且之间有了标准的限定。这三个阶段也代表着音高的科学化发展方向，数学、声学、乐器制造、定音技术等科技的进步也影响到音高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忠， 薛松梅. 中国音乐史[M].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