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道德”视角看《呼啸山庄》

2018-11-10 06:53阮佳玮
北方文学 2018年17期
关键词:勃朗特呼啸山庄艾米莉

阮佳玮

摘要: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面世之初遭遇冷淡甚至猛烈谴责,读者和评论界人士对小说恐怖、阴郁的基调表示难以接受,但这也成为艾米莉创作的独特之处,她以“超道德”的文学视角,摒弃了大流趋势下一味论述世俗善恶的观念,在一个极为隐蔽的处所投入于自然人性的探索。本文将联系中国先秦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的“超道德善恶观”以研究艾米莉·勃朗特的“超道德”文学思想,重点将庄子“超道德性善恶观”与艾米莉的“超道德”思想相比较,在中西文化交融对比之下,使小说的灵魂得以更好地诠释,同时加深对艾米莉·勃朗特的了解和认识。

关键词:超道德;艾米莉·勃朗特;道家庄子;人性善恶

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的成功经历的是一个由“冷”到“热”的过程。问世之初,英国评论界给予其极为激烈的消极评论,甚至有人嘲讽言:“恐怖的、可怕的、令人作呕的小说,应该改名为《枯萎山庄》(wihering Heights)才对。”但随着时代的更替和人们文学欣赏视角的开拓,艾米莉的作品价值逐渐被世人所挖掘。读过小说不难发现,作品的巨大文学价值不仅在其巧妙、精致的情节和叙述方法的设置,还有其猛烈甚至阴郁的语言带给读者的巨大冲击。在这些看似消极的故事之中,读者渴望揭开这位女作者的面目,为自己的思考找到积极的落脚点。笔者认为,这份力量即来自于艾米莉·勃朗特的“超道德”文学思想。《呼啸山庄》没有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作品一样从社会道德层面上切入,论述是非对错、道德情感准则,而是脱离了说理和劝诫,因而表面呈现晦暗、阴森的基调,但是它专注于对自然和自由人性的探索,尤其体现在希斯克利夫的人性由冻结到堕落再到复苏的描述。当自由人性被外部世界所扭曲,人类应该如何寻求人性的解放?艾米莉从社会道德的价值论述转移出来,将人的天性与宇宙万物紧密融合,这与中国道家庄子的“超道德善恶观”、“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极为相似,而深入探究又有差异。在中西文化交融比较之下研究,揭开这层“超道德”的神秘面纱,有助于读者深入艾米莉的内心,走进《呼啸山庄》,更深刻地理解小说的灵魂思想。

一、艾米莉·勃朗特与庄子的“超道德”的相同之處

何为“超道德”?这是一种与人类现实社会生活联系并不密切的概念,因而人们无法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当中,但在深层次的精神层面上看,其具有无可比拟的道德指导价值。《世界伦理道德词典》对超道德主义进行了这样的定义,“一种主张超绝善恶的伦理观点。神秘主义派重视内观,以人格与神灵(上帝)交通融合为目的,而轻视现实社会和一切道德生活。”即“关注人性超于善恶”的主张。“超道德”是高于社会道德层面,不关注因人类社会发展日渐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而超越了善恶是非的价值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就“超道德”这一思想而言,艾米莉·勃朗特与中国道家庄子在其各自作品中都有体现,相比之下我们能够发现许多相似的细节。

其一,作品的表义超越平常道德习惯的标准,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关注人性。中国道家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论述,因为其消极负面的表义,道家曾被称为“道德虚无主义”或“反道德主义”。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它是一种“超道德主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表述虽与大众社会中所宣扬的道德准则不契合,但强调的是更高层面上的“至善”。道家思想认为,“圣”“智”“仁”“义”本是人性中存在的美好之物,但如果社会将其用作一种道德标准来监视人,那么这些人性美将会变成虚伪的标枪而失去其本身的意义。因此“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实则在强调坚持自然人性的初衷,抛开外界的道德束缚,跟随其内心发展,以超越“善”的“至善”而存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最初饱受争议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塑造人物的负面性太强,邪恶、无情、暴力充斥着整部小说,尤其是对主人公希斯克利夫的塑造,让人感受不到一丝积极的曙光。夏洛蒂在给她妹妹遗作写序时说:“只有希斯克利夫才真正是百罪莫赎,在他那直奔地狱的道路上没有一次偏离过方向。”希斯克利夫做遍了所有恶毒的事情:他剥夺了哈里顿的文明权利,利用了伊莎贝拉的单纯,骗取了亨德利的家产,摧毁了埃德加·林顿的幸福,利用儿子林顿的生命,险些破坏了小凯瑟琳和哈里顿的幸福……当这些邪恶与恶毒都显现之时,小说中塑造的其他人物似乎也或多或少都被扭曲着,充斥了残忍、易怒、邪恶、自私的性情,艾米莉也没有丝毫意向去要告诉读者,善良总会战胜邪恶,斗争总会取得胜利,美德定会收取回报,而是集中力量塑造一个又一个黑暗的人物和场景。尽管如此,我们读罢,总会收获一种强有力的道德冲击,这是“超道德”的巨大力量,因为艾米莉在这样消极的表义之下,没有论述世俗观念上的道德是非标准,而是超乎了善恶是非的伦理观,客观自然地付诸于人性的挖掘和阐释,在自由的天性被扭曲又复苏之中,给读者以思考人性本身的机遇。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令读者反省主人公的错误行为或发现其身上没有的闪光点,而是在于对原始自然人性的最高理解;不是在于社会道德上对主人公的否定,而是在于“超道德主义”上对思想内容的肯定:在这样的世界中,如何维护自由的天性不受扭曲?可以说小说的脉络是“人性冻结到人性堕落再到人性复苏”的变化线。而回归于“人性复苏”的主题,也契合了庄子“归于本性,即不会堕于恶,也不会纠于善”的思想。舍弃表现于外界社会是非道德标准的束缚,回归于原始自然人性的观察,是《呼啸山庄》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特点,也是艾米莉与道家“超道德”思想异曲同工之处。庄子与艾米莉这种“肯定人性超于善恶”的“超道德思想”是对人性的最大赞扬,是一种高于社会道德规范的哲学论述。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对于社会道德并不是持否定态度,而是超越了社会道德的标准,到达更高的人性视角。

其二,二者的“超道德”均表现出摆脱外界束缚,回归人性自由。庄子超道德善恶观的本质即是生命的逍遥无待。他追求生命的自由,超越阻碍生命、束缚生命的社会世俗。他认为人应该破解名利、知识、世俗道德的束缚,实现“道”与人为一,实现人性的自由和解放。而艾米莉又何尝不是这样?她将自己对人性自由的奔放寄寓于希斯克利夫身上。《呼啸山庄》中的黑色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在狂风怒吼的荒野之上同样疯狂地怒吼着,他不理会外界的一切非议,自由地怒吼,但压迫之下,这种自由只能是罪恶的自由。艾米莉同样向往自由,在作品之中,她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所带给人的无情压迫,抨击金钱阶级社会的丑陋不堪,厌恶伪善的知识带给无知的鄙视;在现实生活中,她迷恋荒原的自由奔放,渴求与自然的合二为一,她无法忍受异地俗世的束缚与压迫,无法让自己自由的幻想禁锢于可鄙的世俗需求中。她热爱写作,却绝不为功利名声而作,她热爱知识,绝不为炫耀而如饥似渴。自由呼喊着人性,人性牵引着自由。可以说,庄子与艾米莉·勃朗特都是不入世俗之人,驾驭着他们浪漫而无边际的想象力,一个“逍遥游”,一个“荒原灵”,他们在自由的人性中,让一切尘世道德规则束之高阁,摆脱一切桎梏,超越善恶之上,怡然自得,来往无羁。

二、艾米莉·勃朗特与庄子的“超道德”的不同之处

艾米莉·勃朗特和庄子都是脱离世俗,关注人性,热爱自由,崇尚“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人,但他们来自不同国度、属于不同时代,自然而然,二者的“超道德”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庄子的超道德思想是在关注人性的基础上着重于超越社会道德善恶,其目标是做到“至德”、“上善”。而艾米莉·勃朗特的“超道德”文学思想体现在对原始自然人性的客观关注,没有社会道德标准作为起点,不关注善恶是非对错,把人性的复苏与自由作为中心点。

其次,二者表现形式不同。庄子的思想体现其作品的直接论述或以寓言故事的形式向受者揭示“万物与我合二为一”的终极人性问题;艾米莉的“超道德”思想则是蕴含在作品之中,只作为一种文学表现形式,难以被人发现。《呼啸山庄》的叙述方式十分特殊,采用“二重叙述法”,由洛克伍德作为第一叙述人,而仆人耐丽在转述给洛克伍德时作为第二叙述人,有时耐丽会给洛克伍德讲述自己从其他人哪里听来的东西,那么就会重现“三重”甚至“多重叙述人”的情况。在这样的精心安置的故事之中,艾米莉深深地藏在多重人之后,世人需心琢磨才可发现其中的深邃之处。读者往往还会因为其描述的恐怖性而仅仅把注意力放在对人物负面的思考上去,而忽视了深层次上对人性的关注,即“超道德”层面上的意义很难被察觉和理解。

再次,二者具有不同的现实意义。“庄子的思想是将天人理论的探讨作为高于道德价值的超道德价值。超道德价值是将个人与宇宙联系在一起,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准则合乎社会的规范,更是指向了天人关系的终极价值。”此项伦理论述在精神层面上对人们具有积极的引导意义,但也过于“理想化”,在社会现实生活中过于虚幻。艾米莉的文学思想虽也属于“天人关系的终极价值”,但通过《呼啸山庄》来看,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不仅仅是向人们传达这种“人性的复苏和自由”的观点。由于其“超道德”的客观性记述,不给予任何行为和现象主观的评价,可引起读者深入的思考产生适用于其生活的哲理。例如,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超越人间的爱情和小凯瑟琳与哈里顿清新甜蜜的爱情哪个更好?爱与仇恨究竟谁会是最终赢家?反抗和复仇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何权衡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重量问题?从艾米莉的角度来说,她不会告诉读者答案,因为在她看来没有对与错,她只是在“超道德”的视角下客观描绘人和事,不予以社会道德判断和评价。但是恐怕有多少个读者就会产生多少种感受,无论哪一种,读者总会有适于自己生活的道理收获。

最后,二者“超道德”思想发展程度与波及范围不同。莊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代表的是一个学派的思想观念,影响群体之庞大无须多述,其“超道德善恶观”也必定根深蒂固,达到的程度之深也非轻易可及。相比之下,虽从艾米莉·勃朗特早期的《贡达尔》的诗集和《呼啸山庄》中不难发现其“超道德”文学思想的踪迹,但其“超道德”文学思想仍未形成成熟的体系。

三、结语

艾米莉·勃朗特的“超道德”文学思想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不能为人广泛接受,人们对“超道德”的理解过于单薄,因而不能欣赏这位天才女作家的旷世之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更替,人们的理解日渐深入。《呼啸山庄》中压抑、沉闷、恐怖的人物和场景只不过是“超道德”的浮象。虽然没有与现实社会道德准则相契合的说教、劝诫和是非判断,但随之而来的是超越道德的人性之巅,是人与上天、与自然、与宇宙的相融为一。在“超道德”的视角下来进一步分析《呼啸山庄》的文学内涵,是对作品价值的进一步挖掘。通过与中国道家哲学家、思想家庄子的“超道德善恶观”的比较,我们也得以对艾米莉的“超道德”文学有了更加透彻深刻的认识,这大大缩短了我们与这位谜一般的作家的距离,使我们更加容易走进《呼啸山庄》,与希斯克利夫一起感受痛苦、悲伤、愤怒、复苏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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