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视角下的杜拉斯《中国北方的情人》解读

梁乐凡

摘要：《中国北方的情人》是杜拉斯“爱情自传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这部小说依然是杜拉斯根据自己与一个中国男人的爱情故事为原型进行的创作。在这部小说中，杜拉斯对“中国情人”这一形象再次进行了新的塑造。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对杜拉斯在这部作品中重塑的“中国情人”形象进行分析与探究。

关键词：形象学；中国情人；杜拉斯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并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形象”，它所关注的是在一国文学中出现的“他者”形象。法国学者巴柔认为“他者”形象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其次，“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比较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是三重意义上的形象：其一，它是“异国的形象”；其二，“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其三，“是由一个作家的特殊感受所创作出来的形象”。

一、“中国情人”——“他者”形象的塑造

在《中国北方的情人》这部作品中，法国女孩与中国男人依然是在渡船上相遇，女孩依旧是《情人》中的法国女孩，“瘦弱，放肆，难以捉摸，难以形容”。但女孩视角中的中国男人形象，与之前却是不太相同的：当中国人给法国女孩递烟时，他的手只是因为胆怯“略微颤抖”，但是几乎看不出来。女孩在与中国人的交谈中用“您”来称呼中国人，可以看出她对中国人是礼貌而又尊敬的态度。在中国人用那辆莱昂一博来牌汽车送女孩去学校的途中，两人有很长时间都在同对方交谈，他们聊中国人的家世背景，谈论行政长官的妻子，还评论了女孩那一身“夺目”的穿着。当他们安静下来时，“突然，自己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女孩抓住了中国人的手，这只手瘦削，“如同死鸟的翅膀那样优雅”。中国人在抚摸女孩时，“那只手是温柔的，从不唐突，总是那么审慎，带着累积百年的温柔，皮肤和灵魂的温柔”。

在这本书中，女孩与中国人的相识过程并没有金钱因素的参与，“在渡轮上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钱，完全没有。完全彻底得仿佛钱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女孩的行为被解释为想要用中国人的财富来拯救陷入绝境的母亲，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欲望。中国人对女孩的行为则予以理解，并且尽可能的给她的家庭提供了金钱上的帮助。如果我们说《情人》的主题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感情纠葛，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北方的情人》向我们展示的是纯粹的法国少女和中国人的爱情故事。面对着情人，女孩说：“我早就爱上了你。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她甚至已经在想象他们将来孩子的模样，“我仿佛已经看到了他，像你这样的一个中国人。你在那里，和我在一起，你抚弄他的小手。”

在《中国北方的情人》中，中国情人的形象是完美、饱满和丰富的，杜拉斯塑造了一个与以往截然相反的“中国情人”，他体贴周到、儒雅正直，颓废却有思想，通过对中国情人与女孩一家的会面和中国人与女孩性爱场景的描写，重塑了“中国人”的形象。中国情人在与女孩的第一次性爱中仍然有些胆怯，是因为他意识到女孩的年龄太小，而不是因为种族的差异所带来的自卑，这里的中国人是体贴而周到的。

当中国人和女孩的家人一起在中国饭店吃饭时，饭桌上的氛围是和谐而愉快的，“中国人如众星拱月位于中心，他看着女孩正在走向一种幸福，这种幸福是他，作为情人，没有给过她的。”饭后大家一起去舞场跳舞，女孩和中国人共舞时，她的大哥在一旁冷笑、嘲讽、诅咒，中国人意识到后，穿过舞池走向女孩的大哥，中国人的气场让女孩的大哥感到害怕，甚至女孩的母亲也开始对中国人有了畏惧。这里的“中国人”不仅没有种族差异带来的怯懦，反而表现出了极强的优越感和自信心。

二、“中国情人”形象一一特定时期对文化现实的描述

正如巴柔所说：“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其实代表着作者对异国文化现实的某种描述。

《中国北方的情人》创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此时的中国，综合国力已经有了明显提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开始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世界普遍感到焦虑和恐惧，他们认为中国的强大会给自己带来威胁。《中国北方的情人》的中国情人英俊潇洒、气度不凡，而法国女孩对中国人的感情也确实是真正的爱情，面对女孩家人的不屑，“中国情人”的从容不迫展现出其精神上的自信与优越。从他的身上，我们实际看到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现实。

三、“中国情人”形象一一法国社会对中国的集体想象

雖然在这部作品中，“中国情人”被杜拉斯有意塑造成一个英俊潇洒、体贴周到，与之前有很大不同的形象。但是，我们能够看到“作者依然顺从了某些在自身文化中最大限度受到赞同的文化反射和阅读倾向”，对中国人进行了类型化描写。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多次写到中国人抽鸦片的场景，并且通过对女孩母亲想象的描写，刻画出西方人心中“模式化”的中国人形象：“中国人全都是从大烟馆里出来的。”作者则借中国情人之口说：“这是我们文明的一部分。白人对此一窍不通。”可以看出，“中国人抽鸦片”是“套话”的运用。“形象学意义上的套话，主要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时间内反复使用、用来描写异国或异国人的约定俗成的词组。”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将抽鸦片看成是中国人最有标志性的特征之一。杜拉斯笔下的“中国情人”形象，体现出了当时的法国社会对中国的集体想象。

四、“中国情人”形象建构与作者的“自我言说”

在《中国北方的情人》中，“中国情人”的形象与杜拉斯在之前的作品中所塑造的中国人形象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不管是在身形体格，还是在人物性格方面，《中国北方的情人》中的中国人都不再是之前那种瘦弱、麻木、猥琐的面貌，他的形象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此时的“中国情人”形象更加接近于杜拉斯所代表的西方社会中认同的“他者”形象。

与《情人》相比，杜拉斯在这里对“中国情人”的形象尽可能地进行了美化，她仿佛是有意隐藏自己的种族主义思想，但是在一些细节处，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思想还是有所表露：在二人见面时，中国人的手“因为胆怯有些哆嗦”，虽然这“几乎看不出来”，但是法国女孩却十分镇定自如；而当女孩的母亲意识到女孩不是为了中国人的钱财时，她感到惊讶和痛苦，当女孩表明自己爱上了中国人后，她的母亲只能用：“多么不幸啊……我的上帝……多么不幸啊……”来表达自己的震惊。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虽然赞赏中国情人，显示出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但在自我言说中又否定了“他者”，不自觉的流露出法国社会对中国人所抱有的固有化看法。

可以说，杜拉斯的一生几乎没有停止过对自己与中国人的那段爱情的描写。本文的解读仅是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入手，阐述个人对文本的理解。或许对杜拉斯而言，任何的解读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那段爱情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