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语音学的发展

李兰兰

摘要：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研究语言，必须从语音入手。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兴起较晚，清代以前，对语音的关注也一直处于摸索阶段，但是历史上的各种研究方法对于现在的语音研究依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语音学；声训；反切；考证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承载着信息的表达和传递。隋唐学者孔颖达主张“义存于声”“借声为义”，清代古音学家段玉裁道：“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我们可以看到语音的研究关切着语义的研究，更关切着经学的研究，因此其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明代陈第以明确的历史发展观进行汉语语音研究，开始体现出科学体系的方法理论。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语音研究

《说文解字·序》中说战国七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在秦统一天下之后，才“同书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书面语开始统一，但是方言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西汉末年，身为孝廉的杨雄利用士兵们集中在首都的机会，对各地方音普遍地进行了访问和记录，逐渐积累了一些材料，经过二十七年，总共写成了九千余字的《方言》。各地的方言，由于同出一源，因此便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便产生了同一个词的不同语音形式。

西汉到东汉，去古已远，古书越来越不好懂，人们开始胡乱地解说字形，如说“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这时，字书便应运而生。许慎的《说文解字》便是这样一本字书，它不仅关注字形和字义，也有部分会涉及到字音。例如其中谐声字的公式：x，x也。从x，x声。从x，表示这是意符，被解说的字和它属于同一意义范畴，或者在意义上有密切联系；x声，表示这是声符，被解说的字和它同音，或者读音相近。例如：想，冀思也。从心，相声。从心，就说明“想”和“心”同属于一个意义范畴，意义和心有关。相声，说明“想”的读音和“声”类同。《说文解字》中没有反切，其中的谐声字，从声符就可以知道读音的梗概。对于某些字，许慎认为应该注明它的读音时，就采用直音法，注为“读若某”，意即可能是完全同音，也可能是声音相近。例如：虔，读若矜。就说明“虔”和“矜”的读音相近。直音法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标明字音，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用僻音字注音，不认识注音字，等于不注；何况还有一些古音是没有对应的字的，以及某些生僻字是上古时代所没有的。

汉代，声训开始被大量运用。声训是指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来说明词的真正意义。《易·说卦》《淮南子》《史记》《汉书》《春秋繁露》《白虎通》《风俗通》等一些书籍已经广泛地使用了声训。刘熙的《释名》，是声训的专著，几乎每条都用声训。声训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名词，如天干地支、四时、五行等概念。汉代人的声训，仍然是宣传儒家的政治思想为手段。王力先生指出，声训作为一个学术体系，是必须批判的。因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不是必然的，即声音和意义的自然联系事实上是不存在的。随心所欲地抓一个同音字来解释某个字的意义，是荒唐的唯心主义。声训对于中国后代的语言学既有不良的影响，如“右文说”；也有良好的影响，如王念孙的“就古音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王力先生说：上古声训里的糟粕多，精华少；王念孙学派的“因声求义”，则是精华多，糟粕少。

二、中古时期语音学的发展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因此在国际音标的使用和拼音方案的公布之前，汉语缺少可以用来表音的专用符号。中国传统的直音法有较大的局限性，并不能准确方便地记音。古代没有拼音字母，但是有一种拼音方法，称为反切，如“行，下孟反”“乐，五教反”等。反切的一般原则是：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即反切取反切上字的声母，取反切下字的韵母和声调，二者相拼，拼出被切字的读音。颜之推说“汉末人独知反语”，即反切的方法应当是兴起于汉末。反切的产生应当是受了梵文字母的影响。孙炎的《尔雅音义》已经亡佚，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引用了数十条，陈澧的《切韵考》可以系统化转录，陆法言的《切韵》则是每一个音只有一个反切。每一个字都有反切，这样就可以整理出一个完整的语音系统来。应该说反切方法从一开始就是相当完善的，反切上下字的不统一是一个缺点，但是也只能做到相对的统一。

反切是韵书的基础，陈澧在《切韵考》中说：“盖有反语，则类聚之即成韵书。”韵书的产生主要是为了适应诗赋的需要，例如三国时期魏代李登的《声类》，晋代吕静的《韵集》。沈约的《四声谱》是按四声分韵的韵书，从《四声谱》之后，声调就成为韵的组合部分，不同声调的字不能归入同一韵部。韵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建立音系为主要目的的，如《切韵》《五音集韵》《中原音韵》《洪武正韵》等；一类是以增字增训为主要目的的，例如《广韵》《集韵》等。自从有了韵书，人们便可以利用韵母和三十六字母的关系，排列组合构成韵图，就像我们现在的普通话拼音表一样。

明代陈第认为：同一个字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域，读音一定是统一的，不会像宋代一些学者所猜测的那样，认为字没有固定的读音，可以由诗人随便规定叶音的。他明确地批判了宋人的叶音说。根据诗文叶韵和反切注音考察某个时代的语音特点的方法是可以行得通的，关键在于“叶音说”的发展后来逐渐脱离了文献考据，主观臆测的成分居多，“叶韵”法也便被弃之不用。汉语史研究离不开文献的考证，无论你的观点和理论如何新颖，都必须以事实说话。

三、近代的语音学发展

到了近代，对于音韵的研究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方法也更为完善。首先表现为资料的创作和积累：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不同时间和地区的汉语语音进行记录和整理，尤其是创作了韵书和对音资料，编制了韵图。另外还有不同体裁的韵文创作以及为传统典籍和其他著述做的注音工作。例如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代兰茂的《韵略易通》、李登的《书文音义便考私编》、利玛窦的《西字奇迹》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等。清代，朱骏声作《说文通训定声》，“定声”就是指把文字按古韵分类。他将《说文解字》中的形声字舍形取声，一共得到1137个声符，归纳成为十八部。顾炎武离析《唐韵》，將有些韵部先拆后合，解决了语音的系统性以及出韵的例外情况。清代的古音学家推动了古音学的发展，例如江永提出要区别开合以入声兼配阴阳；戴震提出要把入声独立起来，把祭泰央废四韵独立；段玉裁则提出同声必同部，古无去声；孔广森提出阴阳对转；王念孙和王引之提出“因声求义”等。清儒在古音学上下足了功夫，其主要成就不在于韵部越分越多，而在于把语音系统越来越弄清楚了。

近代西方语言学传入中国之后，其严密的语音学研究方法给中国的汉语语音研究方法带来了新的突破。除却统计分析法、文献征引法、对音互证法、比勘互证法、反切系联法、韵脚系联法等，汉语语音研究又结合西方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法，摸索出了语音研究的归纳法、逐字比较法、内部分析法、书面资料剥离法、方音参证法、方音证古法、反切比较法、穷尽式定量分析法、音位解释法、数理统计分析法和实验语音法等方法。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给汉语语音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依靠前沿的研究理论，借助先进的实验设备，中国语音学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阶段。这些方法使得我们对共时语言的研究更为系统和细致，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也可以反向促进我们对历时语言的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