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太平广记》之枕中、南柯等梦平议

施燕芳

摘要：《管锥编·太平广记》论枕中、南柯等梦一文，篇幅不长却蕴含丰富的内容和方法。关涉对《枕中记》故事原型来源的探究，引申仕宦与掷采关系，及对以本朝故事入诗文现象的辨析。由此可见钱锺书先生广采博引、精于考证、善于发覆的治学特点，对后来学者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枕中记》；故事原型；选官图；本朝故事

钱先生行文方式与现代学术著作写法有很大不同，其文字完全随着思维的延伸自然地叙写，“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本文试对《管锥编·太平广记》中对枕中、南柯等梦一文作简单的梳理和初步探究，以供参考和借鉴。

一、故事原型

《管锥编·太平广记》中论及枕中、南柯等梦的故事原型来源有三：

第一，《杨林》焦湖庙祝以玉枕使贾客杨林入梦娶妻生子的故事为《枕中记》本事，这是学界多数人持有的观点。《杨林》中枕中有坼、举身入坼、娶贵族女、数子皆显贵等情节，《枕中记》皆有所继承。

第二，源自《庄子·齐物论》。较早见于“唐代李肇《国史补》卷下：‘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虽未明确篇目，但已指出二者之间的渊源。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〇引《齐物论》郭象注：“世有假寐而梦经百年”，言“邯郸枕，南柯守之说，皆原此意”。即《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文中主人公于梦中历经百年的情节源自《庄子·齐物论》。

第三，《列子·周穆王》是《枕中记》的故事原型来源之一。唐代房千里《骰子选格序》：“列御寇叙穆天子梦游事，近者沈拾遗述枕中事，彼皆异类微物，且犹窃爵位以加人，或一瞬为数十岁。”钱先生指出房千里虽误将《南柯太守传》中“异类微物”窜入《枕中记》，类比周穆王之事，但其将二者并提，颇具文心。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卷一：“《列子》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敬之若神。化人谒王同游……暨及化人之宫，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复谒王同游，意迷精丧，请化人求还。既寤，所坐犹向者之处，侍御犹向者之人，视其前，则酒未清，肴未睇。”洪迈明确指出《南柯太守》《黄粱梦》《樱桃青衣》皆以《列子·周穆王》中周穆王随化人梦游之事为创作蓝本。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唐人《大槐国传》，依《列子·汤问》，此所谓夺胎换骨法。”《枕中记》与《列子·周穆王》相似之处在于皆以一场梦承载数十年之经历，且《枕中记》故事结尾处“主人蒸黄粱未熟”这一细节描写，显然化用《列子·周穆王》中“酒未清，肴未睇”之笔法。

要而言之，《枕中记》以《杨林》为本事，参照《庄子·齐物论》与《列子·周穆王》之细节描写，后出转精，影响深远。

二、仕途与掷采

选官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格游戏，又名骰子格、彩选、升官图等。宋代徐唐《却扫编》卷下：“彩选格，起于唐李邰，本朝踵之者有趙明远、尹师鲁。……至刘贡父独因其法，取西汉官秩升黜次第为之，又取本传所以升黜之语注其下，局终遂可类次其语为一传，博戏中最为雅驯。”选官图产生于唐代，宋明清时期流行。在纸上写满文武职官名衔，编排成图。依照顺序掷骰子比色，以定进退黜陟，亦有筹码投注，至终局而分胜负、定输赢。

钱先生指出：“房文又以作梦、掷采相提并论，感讽亦深。”房千里《骰子选格序》：“彼真为贵者，乃数年之荣耳。吾今贵者，亦数刻之乐耳。”过去显贵之人有数年之荣华，现今显贵之人，仅片刻之欢乐。极言当下官职升降往往只在瞬间的现象，讽刺当时官员任免的多变，表达对宦海沉浮不定，祸福难料的慨叹。钱先生援引近十例将掷采比仕宦之升黜的诗文，集中反映文人对仕宦生涯中，荣辱于瞬息转换如同骰子在投掷间定输赢的认识上有着强烈的心理认同感，也以此来宽慰自己或看待他人在仕途上的荣辱遭遇，进行自我调节，淡然处之。将作梦与掷采类比，实际上是诗人立足当下生命体验所得出的感触，进而书于笔端。文人在形成这样的心理认同过程中，必然受到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

骰子选官游戏自中唐产生后，就风行一时。据《太平广记》第一百三十六卷：“唐李邰为贺州刺史，与妓人叶茂莲江行。因撰《骰子选》，谓之叶子。咸通以来，天下尚之，殊不知应本朝年祚。”李邰与房千里同为唐文宗太和二年进士。唐文宗时期，牛李党争逐渐激化，两党交替进退，一党在朝，便拔擢亲信，排斥对方及其党人为外任，而且交替频繁。所以官员的升擢降谪也随着朋党斗争中的一方得势、失势变换着。唐文宗曾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将仕宦与掷采类比，一是因选官图游戏方式，一是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即文人在宦海沉浮中有着似选官图游戏中荣辱瞬息变换的生命体验。

三、本朝故事

钱先生由房千里《骰子选格序》中“近者沈拾遗述枕中事”与李商隐《为李贻孙李相公启》“井觉蛙窥，蚁言树大”句，推断《吕翁》《淳于棼》二文在唐代己广泛流传，成为诗材文料。钱先生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层层深入，进一步引王士稹《池北偶谈》卷十四：“如刘后村诗，专用本朝故事，毕竟欠雅。”另卷十八：“予[向]谓刘后村诗，好用本朝人事。近见宋末王义山《稼村集》，效颦尤可厌”，王士禛对刘克庄、王义山用本朝事入诗文讥讽至深，竟至深恶痛绝。又举数例王义山用本朝故事之诗句，言其“真下劣诗魔，恶道坌出矣”、“酸腐庸下”，究其原因在于王士禛认为用本朝事入诗，不够古雅。

钱先生对此作解释，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六“唐人用本朝事入诗，无过于牧之者”及罗虬写《比红儿诗》之故事，可知晚唐早有以本朝事入诗文之先例。而且刘克庄、王义山、杜牧、罗虬等人入诗文所用故事皆为掌故史事，并非使用晚近小说中的材料。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一“生瑜生亮”条载：“‘既生瑜，何生亮二语，出三国演义，实正史所无也。而王阮亭《古诗选凡例》，尤晦庵《沧浪亭诗序》并袭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犹不免此误，今之临文者，可不慎欤？”王士禛、尤侗以晚近小说《三国演义》中“既生瑜，何生亮”之语入诗文，这与前面提及房千里、李商隐、陈璠诗文中用《南柯太守传》《枕中记》中情节如出一辙，故钱先生认为王士禛之言未免少见多怪。钱先生鞭辟入里，分析有理有据。

钱先生论枕中、南柯等梦时，既阐释丰富的内容，追溯故事原型，梳理源流，论及仕途与掷采，又注重方法论的指导，辨析前人用本朝事入诗文的现象。在对文献材料的把握过程中，泛览博观和精研细读相结合，并将丰富的内容与方法贯穿其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