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新思路助推广东发展

金心异

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以来，中央和广东一直高度重视，各路学者积极建言，为大湾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不少思路。笔者以为，讨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离不开三大战略：一是中国的全球化战略，构成这个战略之一部分是“一带一路”倡议;二是创新型国家战略，构成这个战略之一部分是《中国制造2025》;三是改革开放战略，构成这个战略之一部分是港澳在国家进一步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

这三大战略之间有着紧密关联，并构成逻辑的因果及递进关系。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必然会为这三大战略服务。

全球化下的大湾区

许多战略学者都认识到，1980年代后的30年，是全球化突飞猛进的30年，这期间，中美既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又是最主要的受益者。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大国的改革开放，为全球化带来了生猛的推动力量，而改革开放国策的成功也受益于全球化进程。中国改革开放、逐步加入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找到自身定位，以商品的低廉价格在全球生产和消费中占领更多市场份额的过程。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对参与全球化的认识重点有一个不断转换的过程：19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后，最初目的只是引入外资和技术，搞活经济，解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就是参加“沿海经济大循环”，利用沿海地区参与全球贸易的便利。1992年后，中国再次否定封闭主义，扩大改革开放，利用比较优势向全球卖出更多商品，赚取更多利润与外汇，国与民皆可藉此积累更多财富。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重要节点，加入全球化有利于中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先是再轻工业化，后是再重工业化。后来，中国的全球化战略目标修订为“大国崛起”与“民族伟大复兴”，这彰显了中国在全球化中获得财富后的自信心。

回望中国加入全球化后的发展，会发现，路径选择不同，粤港澳大湾区的角色和作用也会有很大不同。

论经济，广东本来只能算是一个中等省份，中国加入全球化后，它成为了最大受益者（另一个主要受益者是上海及江浙地区），如果没有加入全球化，广东不可能获得如今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和第一人口大省的地位。

人们从过去30多年参与全球化中获得的经验性认知是：中国获得全球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地位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中国人由于获得经济自由而激发了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并充分发挥了创造活力。在现有国际秩序中，中国企业家不惧全球竞争，并自信能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消除影响经济创造活力的因素，中国人既能在制造业领域获得竞争优势，也能在服务业领域攻城掠地。

香港已在这方面做出了示范，香港能成为全球主要的服务业中心之一，为内地提供世界一流的生产性服务，深圳及广州也在学习香港中尝到了甜头。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广东希望建立与港澳及世界更紧密的联系，与此同时以开放倒逼改革，从而使企业家能发挥更大作用。

事实上，南方包括广东、浙江和江苏的经验都在表明，竞争性领域由民营资本去发挥，既能充分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亦不影响中国的核心定位。

现在确实到了关键的时间节点。香港能否成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超级联系人”，为两者建立更密切联系，将极大地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作用、任务及地位。

创新的大湾区

许多人低估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重要性。笔者恰恰认为这是中国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经济力的竞争，而经济力竞争的关键就是国家和地区的创新能力。举凡世界各国，无不如此。美国成为全球主导性大国，固然有资源禀赋和历史机遇等各种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体与社会体一直保持着巨大的创新能力，并引领了过去70年全球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日本虽然无法挑战美国的地位，但其科技及产业创新能力也确保其成为了全球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德国、英国无不如此。

制造业是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之本，而广东是其缩影。在2001年之前，珠三角地区正是充分利用了港台及日韩欧美的资金、技术、设备以及市場，利用了香港在全球建立的经贸网络，加上中国内地提供的大量劳动力，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和具有竞争力的轻工制造业。在这个链条中，低成本劳动力是比较优势。全国的情形基本类似，中国的第二次轻工业化主要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完成。

2001年后，中国快速推动了再重工业化过程，主力是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而广东则在相当程度上错过了这个机遇。但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东岸地区，在原来轻工制造业基础上，直接衔接了全球TT产业的高速增长周期，形成了一个颇具竞争力的珠三角东岸IT产业链。某种意义上，如华为总裁任正非所说，这是利用了中国工程师的成本远较北美和西欧低廉的优势。

虽然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已于2015年左右结束，不过幸运的是，珠三角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IT产业链为基础的区域创新体系，以深圳为枢纽的城市群初步建立了科技创新的市场机制体系。这在全国都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探索。这个成就说明，有了较好的市场制度环境，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在更高端的产业有所作为。沿着产业链从低端向高端攀升，中国企业家对此完全有信心。

至少在10年前，中国就已认识到了经济和产业必须转型升级。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角度看，尽管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但大部分制造业处于产业链末端，只赚取微薄的加工费，而核心技术掌握在西方手中。从经济增长方式看，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消耗资源、生态环境，高成本低收益，不可持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国意识到必须改弦更张。

这里需要辨析的问题是：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果，是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全产业链国家，即从低端到高端、一二三产业，中国都会是一个全球主要竞争者一一还是，中国不再做低端产业，集中向高端产业转型？

以中国的资源禀赋，本来有条件成为全产业链国家。长三角、珠三角不再适合做低端的轻工业制造业，但那些沿海经济陷落带或中部地区却仍具有发展轻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理想的结果应该是：沿海的经济中心转向高端产业，而低端产业转向周边欠发达地区。

从劳动力成本来说，劳动力从供大于求到供不应求是全国的人口趋势;从土地及房屋的租金水准来说，由于全国性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也成了普遍問题。另外一个关键是：出口加工型的轻工制造业，必须在海港周边地区，而无法深入到内陆。

2008年，广东提出了重要的产业转型升级策略：“腾笼换鸟”。换什么鸟？怎么换？省委、省政府给出的答案是：“创新广东”。广东将深圳的基本经验提升为全省路径：强调市场化方向，让企业成为自主创新主体，而政府则致力打造区域创新体系，加大公共研发投入。

2017年底，广东省委、省政府首次提出“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概念和计划。这意味着省里鼓励广州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进程，像深圳那样成为带动珠三角科技创新的枢纽，同时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带动全省落实“创新广东”的计划。在深圳的高科技制造业纷纷迁往北边的东莞之际，广州也利用高校及科研院所密集以及工业用地较为充足且相对低廉的优势，吸引重要的高科技制造业投资。因此，这条走廊的形成，关键在于广州如何与深莞惠进行产业的有效衔接，从而扩大珠三角创新科技产业网络的空间基础。

当然，这个概念还有一些盲点，主要在两端。一端是与广州日渐一体化的佛山，应该涵盖在这条走廊的范围之内。佛山是除深圳外广东最具产业创新能力的城市，它为了提升自身制造业的竞争力，选择了与德国合作。另一端则是与深圳越来越同城共振的香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从不否认借力香港是重要因素;而渐渐走上“发展型政府”轨道的香港，已将“创新科技”作为扩阔经济基础的主要方向，而且也下决心与深圳合作，双方已提出了“深港边境科技创新合作区”的计划。

我们期待“创新广东”的成功。如果广东可以建设成为创新型经济体，那么全国至少一半省份都具有这样的可能性，“创新广东”的成功路径也可为国家所参考。

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创新型国家战略应是最实在的核心内容之一。挑战在于，港澳与广东的优势如何结合。深港之间的科创合作实践固然可以探索，但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的支持。政府主导的公共研发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于广东是一个短板。国家战略性科技资源如何与珠三角的高新技术产业相结合、相互促进，能否争取诸如“大科学计划”落户广东，争取国家在广东投放更多资源，以及让这些资源以最佳角度切入珠三角产业体系，等等，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深圳南山“云谷”产业园

曾经的“世界工厂”东莞正在全力探索转型升级之路

改革开放下的大湾区

在广东，人们对改革开放有着广泛共识。这是因为广东既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省份，也是最坚定支持改革开放的省份，可以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以来便从未动摇过。广东对改革开放的方向认知一直是明确的，最希望改革能持续推进，攻坚克难，持之以恒。广东更希望在中央顶层设计之下继续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就是广东在新时代给自己设定的改革开放新目标、新举措、新战略工具。中共广东省委V--届四次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决定》，“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紧紧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毗邻港澳一直是广东对外开放的最大地缘优势。尽管香港的经济规模已被广东超越，但它在联结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纽带作用仍不可低估。因此在未来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中，面向港澳的开放，以及利用港澳作为媒介面向全球市场的开放，仍是广东改革开放重要的一环;与此同时，粤港澳形成合力，对中国经济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提升仍至关重要。

如果观察欧美日的产业体，可以看到，它们之所以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居于顶端或支配者地位，是因为它们在金融及生产性服务业、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这三个控制性产业中具有优势。这三个产业只能生成于创新型国家和地区，且对该国家和地区的法治水平和社会的自由度有较高要求。

就目前而言，香港作为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在金融及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文化产业方面，曾有过亚洲级的辉煌，但近年有些低落;至于创新科技产业，香港过去20年的努力收效不大，主要原因是特区政府力图避免给人一种“发展型政府”的印象，但现在特区政府已有足够的调整，应该说时机已变得成熟了，港深科创的合作可以让人看高一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有足够可能性作为“中国雁阵”的其中一翼，带领中国产业体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谋得更好的地位。这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中的角色和意义。

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广东进一步改革。广东各地包括深圳在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调适。目前，在商法领域，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司法体系已做了有益的探索，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改革突破。从地方做起，尤其是从广东做起，假以时日，粤港澳大湾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