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间接冲突的三种情景及可能性分析

2018-11-12 11:19冯凡
理论观察 2018年6期
关键词:第三方中美

冯凡

摘 要:中美是否会发生冲突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虽然双方都不想发生直接对抗,但中国周边复杂的安全局势使得存在中美被卷入冲突中的可能。本文假设了三种中美被第三方卷入间接冲突的情景,并以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外交决策模型分析了三种情景的进程,以期考察可能冲突情景中对抗的烈度,并基于分析为中国外交决策提出建议。

关键词:中美;间接冲突;第三方;外交决策模型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6 — 0075 — 05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持续增长,“中国崛起”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话题。一般认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国际格局与国际规制基本受到美国的影响乃至主导。但是目前国际社会表现出美国对于中国的相对衰落,这就产生了一系列思考:物质主义认为,中国的实力上升至少会造成已有的战后安排的不稳定性,即便中国不谋求取代美国的主导性地位,中国也极有可能修改或重建战后的制度安排,如中国海外基地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观念主义认为,中国从接受或默许西方准则与观念的位置,开始向表达中国声音、传播中国价值的方向转变,可以看到中国日益将政治安全放在首要的位置、批判西方的价值观念与国家制度,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等。①无论是哪一种观点,似乎都在导向中美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②但是中国学者对此预设也做出了众多批評,主要有:(1)认为中美之间存在权力转移,但可以通过外交方式避免必然冲突;③(2)认为可以从特定领域出发,解决或缓解中美的结构性矛盾;④(3)认为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不适用于中美关系。⑤

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讨论关于中美之间是否可能发生冲突。本文认为虽然目前学界对于中美之间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存在大量讨论,但都宏观认为中国不存在争夺霸权的目标、国际规制的改变不存在中美的零和博弈等。但即便中美两大行为体不存在直接对抗的动机与设想,中美之间是否就不存在发生冲突乃至战争的可能?这是目前文本较少解释的一个问题。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著有新作《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设想了中美可能因偶发事件而陷入大战的三种情境,⑥即对宏观视角的一种补充。由于目前中国周边国家与美国大多存在盟国关系,以及中国周边安全诉求的持续增长,需要讨论是否存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进而将美国牵扯进局势当中来的可能。本文拟采用艾利森外交政策的三种模型,分析中国周边极有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势,讨论可能的中美冲突的烈度以及避免的方式。

一、中美冲突的可能与三种危险情景

一般来说,由于中国缺少挑战美国的野心、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等,中国不会与美国发生冲突,一些学者认为即使是中国周边利益复杂的地区也不例外。①这并不表示中美之间不可能发生冲突,因为:第一,中美之间战略互疑长期难以消除,导致将对方行为误解为敌意而做出过激反应的可能大大增加。美国外交中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政策或与中国强调政治安全形成根本性对立。②第二也是更为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周边热点问题遍布,周边国家大多与美国筑有安全同盟。在中国对周边安全利益维护较为强硬的背景下,这就很难保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冲突不会导致美国介入。历史上,一战前德国虽然不想爆发大国间战斗,但支持奥匈与塞尔维亚的局部战争,正是后者的扩大成为了一战。③这对目前的中美与东亚局势具有启示意义。综上,如果中国与周边国家矛盾逐步升级,美国对中国评估的恶化程度可能相当迅速,从而导致“注定一战”的结论。关于第三方导致的中美冲突,大致如图所示:④

中美之间最为可能的冲突模式即为间接性结构冲突,本文拟就从这个角度考虑中美发生冲突的三种可能情景:

(一)朝鲜问题。朝鲜多次核试验与试射战略导弹,特朗普政府将朝鲜问题摆在外交更中心位置。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并保持驻军是长期政策,这就与朝鲜坚持拥核来稳固政权以应对外部威胁存在结构性矛盾。从“四月危机”与“关岛危机”来看,美国在朝鲜半岛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较之前大大增加。⑤如果美朝之间发生冲突,突出特点是中国不是直接的冲突方,但根据中国的立场必然会参与到朝鲜半岛的冲突局势中。⑥对于外交事件,中国的决策机构比较单一,存在着核心决策并将政策导入执行机构的“核心导入型”机制。⑦一旦中美都进入朝鲜冲突的博弈中,各国决策者极可能单一化,并持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模式。

(二)南海问题。8月7日,东盟外长会议通过“南海行动准则”框架,显示在《南海各方行动宣言》上各方协调进一步升级。①虽然南海问题有所降温,但是中国与争端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争议双方对于南海岛屿归属、资源开发都有着对立立场。中国海军反介入能力建设增强的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没有减少。其中中菲矛盾因南海仲裁案激化,同时不能假设杜特尔特一边倒地缓和中菲关系。如果中菲协调破裂,双方之间抗议行动升级,就完全存在冲突可能,2012年黄岩岛事件就是明例。美菲之间的军事盟友关系使得美国不会对中菲冲突袖手旁观,②由南海第三方导致的中美冲突就会爆发。此中,中国是直接当事方,南海地区存在长时期摩擦,可以预见双方对冲突都会形成预案。中美冲突反映出自下而上、组织流程处理的特点。

(三)中印边界问题。6-8月的洞朗危机,表明了中印边界矛盾激化升级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中印边界问题影响到国家身份建构、军事战略考虑、国内政情乃至民族团结,③导致中印之间的边界矛盾是结构性的。未来发生类洞朗危机的可能大大存在。一旦危机中擦枪走火、任意一方不再保持克制,中印冲突就极可能爆发。这种情况下,美国态度就值得玩味。虽然在莫迪上台后美印安全合作步入快轨,但是结盟抗华意味并不大,美国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公开冲突。④从中国方面看,可以看到外交部与国防部的态度有所不同。⑤这种分歧在未来冲突中完全可能再次出现。这类中美冲突的特点是外交决策者之间可能竞争,以及美国参与动机稍弱。

以上分析了三种第三方引起中美冲突的危险情景。

二、决策模型分析可能的中美冲突

本文使用艾利森外交决策模型分析可能冲突的烈度及其后果,⑥首先简略讨论三种情景分别更符合哪种模型:(1)朝鲜问题更适合理性选择模型。危机中中美等主要行为者都是单一的决策单元,会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而行动。中国不是直接当事国,更增加决策单一性的可能;(2)南海问题更适合组织过程模型。关于南海有《南海各方行动宣言》、“南海行动准则”框架以及各国的各种预案约束,标准流程更易发挥效力。同时南海冲突中更具有突发性特征,组织流程发挥作用空间大;(3)中印边界冲突更适用官僚政治模型,可能出现不同机构的竞争行为,而竞争行为者体量与影响力相对相当,加强了竞争的作用。

本文对于三种情景的分析主要基于中国立场,以下对三种情景做具体分析:

(一)朝鲜问题引发的中美冲突

首先,冲突的行为者主要包括中美韩朝四方政府,可以将每个国家的政府看作是一个整体。对于各方利益的界定,假设最坏情况下朝鲜最终轰击美军关岛基地,美军对朝鲜进行报复打击。随后朝鲜炮击韩国,由美国指挥的美韩军队进入朝鲜境内作战。由于对朝的盟国义务,中国被卷入朝鲜军事冲突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战略目标至少是摧毁金氏政权。一旦韩国参与武装进攻,以韩国为基础统一朝鲜半岛将成为必然选项。朝鲜的目标至少是打退美韩的进攻,生存下去。中国的最低目标可以认为是不出现完全敌意并受到美國控制的统一半岛国家。在这些目标的塑造下,冲突各方都极有可能保持一定克制,以防将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卷入。虽然随着战事的进行很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扩大化,但是各方的基本克制是可以期待的。

其次是各方的行动准则。从朝鲜目前的核试验级别来看,认为朝鲜拥有核武器是比较准确的判断。⑦那么朝鲜冲突是否会变成一场核大战?作为核大国的中美都不会首先在朝鲜问题上使用核武器。一旦美韩军事进攻取得决定性胜利,金氏政权最终将使用核武器进行自杀式攻击。如果核武器投入使用,战事扩大化将不可避免,最后极有可能变成中美俄日几大国之间的核大战,将产生不可承受的后果。因此,中国将从这点考虑出发,阻止美韩取得压倒性战略优势,或是在美韩进攻一开始就放任美韩进行斩首行动从而致使朝鲜瘫痪。总结来说,如果朝鲜战争在初期不能就达到击垮金氏政权的结果,中美之间必然将发生持久的拉锯战,双方都极度不希望对方取得战略上风。

最后,朝鲜冲突的结果是什么?鉴于中美之间的行动准则,朝鲜冲突的结果可以分为两种:(1)中美再次陷入1953年朝鲜战争的局面,形成南北长期拉锯。这种结果是极其可悲的,双方付出巨大代价,但最后似乎回到了原点,并且朝鲜可能成为更具攻击性的真正核国家。虽然中国进入朝鲜导致中国对朝的控制大大加强,但这也使得中国背上巨大的战略负担,而且具有不稳定性;(2)中美之间出现小规模冲突,美韩斩首行动最终成功,朝鲜改变政权或与韩国统一。应该说这比第一种结果要可以接受得多。但问题仍然存在,中国很难保证如此进程下的朝鲜半岛不出现对中国保持敌意的国家。如果要促成这种结局的发生,中美韩可能需要在冲突进程中或之前就达成一些默契或协议,以便对冲突后结局做出提前安排与预案。

综上,朝鲜问题一旦发生则可能冲突烈度相当大,但结局基本是可控的。

(二)南海问题引发的中美冲突

首先,本文假定南海冲突在中菲之间爆发,主要是因为中菲之间曾爆发过关于黄岩岛的严重冲突,中菲关系自南海仲裁案之后至杜特尔特访华前曾处于几乎中断的状态,美国与菲律宾的双边关系远较越南要紧密得多。因此中菲冲突最终扩大为中美冲突的可能比较大。另外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安全合作上存在内部不协调等诸多困境,①东盟集体卷入冲突反对中国的可能基本不存在。于是冲突场景可能是:中国在黄岩岛附近的海军巡逻遭到菲律宾对抗,双方发生了船只撞击并擦枪走火。中菲双方海军组织对此剧烈反应,并围绕黄岩岛控制权发生海战。战斗结果导致美国决定履行条约义务帮助菲律宾防御,并在此过程中遭到中国误击。美国卷入军事冲突,并派舰队前往西太平洋。按照中国海军建设的“反介入”原则,②中美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在这场冲突中,中菲主要目的是争夺海域控制,美国的原则是维护同盟体系,最终因为双方组织机构的既定方针与条约义务导致了中美大战。

其次,由于单一理性决策者的缺失,核心导入机制不发挥作用,所以南海冲突具有比较高的不确定,也表现出冲突进程具有节点性。在最开始,偶发的对抗是否能让双方都认为对方越过了底线并使得双方都采用预设方案中的底线措施?只要有一方认为还不足以将对抗认定为军事行为,那么冲突完全可能避免。如果中菲海战发生,美国是否会认为盟国安全受到威胁而不得不行动?如果美国参与,是否直接会与中国武力对抗?如果上述节点都被越过,那么中美发生大规模海战基本是不可避免的,并将是按照组织进程步步前进的表现。进一步的,在这些冲突互动的每一步进程中,其他非当事方是否会参与也是需要关注的方面。而这种考虑也许会缓解刻板的组织进程,担忧中美全面海战而导致中国可能与美国的亚洲盟友都陷入对抗使得决策将变得谨慎。

最后,以中美冲突的发生为前提,从冲突结果来看那么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美国介入使得中菲武装冲突迅速降温,双方以现状为基础进行谈判解决。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在冲突海域部分获利的可能性大,中菲间争议最大的黄岩岛目前在中方控制中,冲突结果可能使得菲退出南海争议,但不能说完全排出了菲律宾的所有诉求。(2)中国在“第二岛链”迅速打击美国海军进展,“反介入”战略成功,并在此基础上结束冲突。那么美国势力将基本被逐出西太平洋地区,整个南海权力格局完全改写。这可能是中国最希望的结局,但是否成功地进行了“反介入”是关键要素。以美军强大的海军实力来说此结局出现的概率比较小。(3)中美进行惨烈海战,并陷入僵持,最后导致全面战争的爆发或其他国家的卷入战争。这是最坏结局,双方都希望避免。

综上所述,南海第三方导致的中美冲突中,一旦冲突发生可控性比较低,存在许多避免或加速冲突进程的关键节点。而中国可能在这次冲突中收获的结局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可能存在使用巨大军事资源最后达成一个小目标的可能。

(三)中印边界问题引发的中美冲突

首先,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巴基斯坦会不会成为当事方是值得考虑的,这涉及到中印边界冲突在哪里发生的问题。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中方即是从麦克马洪线和阿克赛钦两个方向出兵。

③本文设想中国在可能的军事冲突中仍然是两方面进军,那么是否协调巴基斯坦共同行动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妨假定巴基斯坦将参与中印之间的边界冲突,但是参与到何种地步将是外交决策官僚政治模型的产物。①从部门的权责出发,外交部倾向于拉拢巴基斯坦加入中印冲突并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但国防部则倾向于防止巴基斯坦的介入,以便将降低中印冲突中的不确定性并牢牢掌握冲突进程。同时虽然本文假定了美国的介入,但从目前美印之间的合作协议来看,仅防止中国倾尽权力打垮印度将是美国的最大利益。

其次,从各方行为准则来说,战争初期可能出现军事行动与外交行动双管齐下的局面,这就意味着在中印边界的西段军事行动比较谨慎,协调与巴基斯坦共同与印度对抗的局面;在东段藏南地区,由于基本不存在可以协调战略的国家,国防部的军事行动贯彻流畅,将主要体现出军事行动的进展。美国介入后,如果战线迅速转入拉锯,外交行动将主导决策,主要产生以战促谈的行为;如果美国介入程度较浅,只是防止中国将战火扩大到印度中央地带,那么军事行动将主导决策,直到军事进展不能进行下去的时候才会结束中印边界冲突导致的中美对抗。

最后,从结果来看,中印边界导致的中美冲突是三种可能情况中美国介入可能较为低的一种。域外国家卷入战争的可能也比较小,基本不存在发生核大战的可能。所以美国介入后冲突结果主要可能有:(1)中美冲突拉锯,中国寻求外交解决冲突。这时谈判的结果将视战场结果而决定。鉴于美国介入程度不会过深,那么中国存在由于先期优势而结束部分领土争议状态的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维持现状,并可能不得不放弃对巴基斯坦的部分承诺。(2)如果美国介入比较浅层或相对较晚,那么中国一方可能在战场取得较大进展,存在控制所有争议领土的可能。但正如1962年一样,这将很可能培养一个更加积极寻求复仇的印度,而克什米尔问题也将更难解决。这种状态的印度与和中国发生过对抗的美国走到一起,中国的国际环境将雪上加霜。

综上所述,中印边界冲突引起中美冲突,可能是三种情境中中美对抗烈度最小的一种。但是这不意味这中国方面不会付出代价。而冲突结果虽然可预见性比较高,但很可能造成反华的稳固联盟。

结论:复杂时代的审慎外交

必须承认,以上分析带有十分大的假象性与个人判断,但还是基于一些既有事实的大胆想象。最后本文试图从这三种危险情景中总结出一些中国对外决策应当重视的方面:首先中国周边是热点云集的地区,世界上极少有大国面临这么复杂的周边局势。而周边矛盾又有很多涉及领土与主权问题,属于极难解决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状态就给域外的美国提供了可以介入的空间。可以預见,美国介入的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不会改变,这就需要中国处理周边问题时更加发挥智慧,避免中美冲突或遗留可能的冲突借口。其次即便发生冲突,谁是主动方可能对结果造成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军事实力必然上升,要避免倚重军事实力的简单思路,主动出击很可能在目前结构下引起中美冲突,最后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冲突即使爆发了,也必须将其降级降温。可以看到在可能的冲突中既存在降温的节点,也存在冲突扩大化的可能。这就使得中国应当慎言强硬,避免不良的形象塑造。总结来说,为了避免局势失控导致的中美对抗,中国必须在复杂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智慧,避免冲突,少言强硬,走审慎外交的道路。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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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2〕刘伟,吴友全.核心—外围联动:中国外交决策的新解释模式——对艾利森“决策三模式”的修正〔J〕.探索与争鸣,2013,(11).

〔3〕楼春豪.美印防务合作新态势评估〔J〕.国际问题研究,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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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G. John Ikenberry ed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Essays, sixth edition, Boston: Wadsworth,2011, pp.402-441.

〔5〕韦红,卫季.东盟海上安全合作机制:路径、特征及困境分析〔J〕.战略决策研究,2017,(05).

〔6〕张清敏.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以官僚政治模式为例〔J〕.外交评论,2010,(04).

〔责任编辑:张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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