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的宿命

杨元凯

人们习惯于在生活中寻求“确定性”，哲学家似乎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后者表现得更为不安，他们试图打破某种现有的“确定性”，找出“确定性”中的不确定性，并通过一系列“逻辑推演”，建立新的理论体系，进而建构出新的“确定性”。人类始终徘徊在解构与建构、确定与不确定的十字路口。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向度、不同的维度，就会产生对于“人类进步程度”的不同解读，或是理解为进步的“彼岸”，甚至于怀疑“进步”本身，不一而足。事实上，任何一种怀疑都是基于某种“确定性”，否则怀疑便是可疑的。

即便人们怀疑“怀疑”本身，也终究劳而无功。一如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却无法用眼睛自视眼睛。另外，人们的眼睛似乎看见了周遭的一切，其实我们仍旧一无所见。这并不关涉“时间轴”上的尺度，正如我们无法说清与自己生活多年的至亲的脸上有多少斑印（我们只知道有斑印），甚至难以描述至爱瞳孔的状貌。世界诚实地向人类展示了我们想要寻求的答案，但我们的困惑一往如故。我们解决不了“困惑于困惑”的问题，就注定了我们困囿于自身的命运。纵然我们费尽心力地爬出“陷阱”，在爬出来的同时又会坠入另一个陷阱，如此循环往复。哲学家教会人们不被“迷乱的思想”牵制住的法门，人们在摆脱牵制力量的同时，也得到了哲学家“摆脱牵制的牵制”的馈赠。这样的馈赠，并不涉及双方的“有心无意”，而在于命运注定了人们必须接受这些馈赠——包括了“摆脱”，也包括了“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