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的文学，及向现在与未来敞开的文学史
——对话李敬泽

李敬泽 李蔚超

李蔚超：

今天，我想从批评说到您的文学创作。

我记得一位作家开玩笑说，经常和您同台开研讨会，您对作品的褒贬态度，需要费一番思量去琢磨。当然，有人会说那是“中国式研讨会”的外交辞令——

李敬泽：

哦那不是外交辞令，是很认真的。我只是不习惯那么暴土扬尘地对某个作品表态。同时我也觉得，研讨会就应该研讨，应该是一个多端的对话场所，作为经常在会议开始时致辞的那个人，他应该谦卑，他不应该把自己弄成关于某个作品的唱诗班的领唱。

李蔚超：

在您的批评文本中，我同样看到了意义的多义性或衍生性，与其说是“李敬泽式”修辞的多义性使它摆脱了时间的纷扰,不如说您把意义交付给过往文学自身有待言明的历史性，谁想恢复那种意义的直接性的企图，都会沦为神话制造术。我认为您的批评是一种感悟式、不命名、不造神、与时间同质的。简单说，您把“新”的作家、作品、文学观念带进文学场，但您并不去参与“经典化”的过程，我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李敬泽：

你真是有学问，我都快被你绕晕了。对“经典化”这个词，我本来也无感。我觉得这是教授们的阴谋，他们把阴谋搞成了阳谋（笑）。“经典”，加上“化”，充满了等级、权力的气息，披着大主教的袍子。曾有人建议我仿照哈罗德·布鲁姆，像他写《西方正典》那样写一本中国现代传统下的类似的书。我没有他那样的本事，但是我也认真想了一下，发现我面临着比他还大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