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音乐环境与乐府边塞诗的繁荣
——兼论唐代边塞诗“亲历边塞”之外的“想象边塞”

陶成涛

唐代边塞诗的繁荣，学者多关注唐代军事、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以及诗人游边出塞经历在诗歌中的反映。陈铁民先生《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是一篇强调文人出塞经历对盛唐边塞诗创作具有关键性影响的文章。陈文指出了初盛唐文人出塞、游边、入幕、使边的经历都对边塞诗繁荣有直接影响。边塞诗的繁荣离不开唐代的军事、政治、社会因素以及文人游边出塞的经历，但是边塞诗的繁荣也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学界往往重视唐代边塞诗繁荣的社会因素，而对于边塞诗繁荣的乐府环境相对忽视。唐代大量边塞诗以乐府诗的形式存在，乐府边塞诗的繁荣，在社会因素和诗人现实经历之外，音乐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显然更重要。唐代因“丝绸之路”传入的异域乐器和具有边塞、异域风情的音乐在内地的广泛流行，使得大量的乐府边塞诗得以持续繁荣，构成了唐代边塞诗的半壁江山。

唐代音乐文化异常繁荣。一方面，吴歌西曲继续在民间发展并持续影响诗人的创作；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礼乐文化的建设以及自身享乐的需要，大量的胡乐进入宫廷。“唐初，因征服漠北的机会，胡乐传入中国的机会乃较前更活泼。贞观时期，九部伎加上高昌伎成为十部伎，即为明证。又因安叱奴、王长通、白明达等重用胡乐工，并授予高官。隋炀帝时，白明达奉命制作胡风新曲，当时胡乐新曲，陆续出现。太宗时期，乐工裴裨符所作琵琶曲之《胜蛮奴》《火凤》《倾杯乐》等，太宗赞誉为‘声度清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