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与“人民的文学”

胡友峰

1949年10月25日，由全国文联直接主办的《人民文学》创刊，《人民文学》的创刊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人民的文学”的内涵，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茅盾写的创刊词，将“人民的文学”视为“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而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明确指出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的人民的文艺”，而“讲话”则“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可以看出，从创刊号开始，“人民的文学”就成为了《人民文学》的办刊方针。

毛泽东的坐姿照片是《人民文学》创刊号的封面照片，照片背面“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是毛泽东的亲笔题词。《人民文学》的刊名是郭沫若题词的，郭沫若的题词是由毛泽东建议的，而郭沫若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定的文艺界领袖，郭的题词也说明了《人民文学》的权威性。而现在《人民文学》的刊名则是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后在毛泽东准许下从他1962年写给《人民文学》主编的信件中选字而成，这更加体现出《人民文学》在中国文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从《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复刊题词以及历任的主编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人民文学》被赋予了显赫文化资本，它是国家最高的文学刊物。第二，《人民文学》的历年编委会人员首先都是党内外为人们所熟知的人士，主编以及副主编都是党在文艺界的领军人物，或是在文坛上有影响力和贡献的新文学作家，这一方面保证了《人民文学》较高的艺术水准，也确保了《人民文学》政治方向的正确性。对于其他编委的选择是在有一定文学影响力且历次政治运动中取向纯洁的作家。这足以显现了对《人民文学》编辑人员的挑选是以国家意识形态、以政治和艺术相结合为标准的。第三，党内文艺家在编辑成员中所占比例是具有绝对的优势的，这是确保《人民文学》政治方向正确性的根本保证。以上三点也意味着《人民文学》绝对不会偏离新政权所规定的方向，更不会偏离党组要求的文艺政策方向。

《人民文学》保持着“人民的文学”本色，但是“人民”的概念是在历史语境中变化发展的。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类人占全国人口的90%，是绝大多数，他们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文艺就应该为他们服务，而新的“人民”的文艺就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人民文学》秉承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在创刊初期始终围绕着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展开编辑工作，所刊载的作品也主要是以农村题材、战争题材为主，主要表现工农兵伟大的革命实践活动，而刊载了关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题材的作品萧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因而在“人民”概念的彰显下，《人民文学》走上了一条“为工农兵服务”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二为”路线。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些关于“干预生活”的作品，比如刘冰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秦兆阳的文学评论《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等，这些作品在当时由于与意识形态有些许抵触，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发表出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在不久后的“反右”运动中成为了批判的对象。在《人民文学》中短暂兴起的“人的文学”的势头很快被扑灭，《人民文学》又在“人民的文学”观念指引下与政治形势交织在一起，1958年的民歌运动《人民文学》也是重要的参与者。1962年5月，毛泽东在《人民文学》的邀请下第一次在该刊上刊登了他的《词六首》。1963年随着“反右”形势的加剧，《人民文学》再次受到冲击，《人民文学》虽然通过调整栏目的形式来适应这种冲击，比如新开辟“新花朵”“故事会”等栏目来强调“人民”的属性，但是影响有限。随着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下发，作为文学权威刊物的《人民文学》也举步维艰，1966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赵树理和周立波两位著名作家也陪着被批判，在这样的形势下，《人民文学》在1966年5月被迫停刊，《人民文学》坚守的“人民的文学”的观念被终止。

一、《人民文学》的复刊与“人民”意义的重构

有了停刊才会有复刊，1966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出版发行以后，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文化革命的压力下，《人民文学》被迫停刊。《人民文学》复刊的动议是在1972年，中央《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就要求筹办各种文艺刊物，但是《人民文学》的复刊却夭折了。直到1976年1月，《人民文学》才复刊，但这时《人民文学》用的是创刊，而不是复刊，以便与之前的《人民文学》区别开来。

1.《人民文学》：从“创刊”到“复刊”凸显“人民”意义的转换

1972的夏天《人民文学》有望复刊，“1972年夏天，遵照周恩来同志要多出好书，要恢复全国性文艺刊物的指示，经中央批准，他（按：李季）被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主持筹备《人民文学》复刊工作。随后，我们几个‘老’《人民文学》的编辑也先后调回参加复刊工作。”但这次复刊并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文艺政策调整的谈话，同年7月25日，毛泽东在观看电影《创业》后表现对现存现状不满，认为“百花齐放”方针未在文艺作品中落实。由此针对党内提出了调整文艺政策的任务。这一批示自然影响到全国文艺领域的重新布局。此年，在毛泽东文艺政策调整的提议下，《人民文学》复刊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1976年1月，《人民文学》复刊，但是此时的《人民文学》编辑者认为是重新创刊，从而与之前的《人民文学》区别开来，1977年，在《人民文学》的第八期第13页刊载了《〈人民文学〉复刊的一场斗争》一篇文章，其署名标记为“本刊编辑部”，并对复刊情况作了简要说明。1976年第一期《人民文学》被认为是创刊，而这里则认为是复刊，同一事件为何被认为是两种性质的问题呢？这里就涉及到对“人民”这一含义的理解。在1976年1月，还是“四人帮”当权时期，他们认为“十七年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从反面教育我们文艺工作者。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重要指示，我们必须永远铭刻在心。要继续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批判‘写真实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等修正主义文艺谬论。我们要展开一场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在这里，“十七年文学”被认为是一条文艺黑线，“四人帮”作为“人民”符号的代表，这里的“人民”是与“敌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相对的概念，这里的“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人民”是一致的，即“工农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里的“人民”等同于“革命阶级”。而在1977年8月份刊出的这份“斗争”中，“四人帮”成为了犯人，“四人帮”不再能够为“人民”代言，“《人民文学》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人民需要它，我们有责任办好它。”这里的“人民”还是1976年复刊“致读者”中的人民，但是为“人民”代言的领导阶层发生了变化，而这段时间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思想解放”运动正在酝酿，“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向正在淡化，新的“启蒙”话语正在形成，“人民的文学”中的“人民”已经不仅仅指“工农兵”，这时的“人民”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展，已经包含了广大的知识分子，这为《人民文学》后来的“题材”扩展和向“人性”的回归提供了可生长性的土壤。

2.复刊后的“人”的回归

“文革”结束后，“十七年”年以来形成的文学批评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有很大的转变。历经了十年浩劫，一切百废待兴。这一时期的文学随着“十年阵痛”的苏醒，人们终于可以重新说话，这个时期前后的裂痕让人们有一场爆发。“伤痕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等浮出地表，走上文学史的前台，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一时期艺术作品的审美也开始转向“人”的回归。这个回归不是一蹴而就，是有一个过程的。

1976年，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在《人民文学》的复刊号上刊登，后来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艾青独具慧眼而力排众议，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后引起强烈反响，这篇小说预示着一场文学风暴的开启，同时也成为了一个新文学的开端，同时，它把以描写十年动乱的文学作品“伤痕文学”带到了主流文学的平台。而同一期还包括了宗璞的《弦上的梦》、张弦的《记忆》，都可谓是开了新风之作。《班主任》这篇文章的发表可以说是“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株报春的新笋，是新文学潮流当之无愧的发韧点”。“伤痕文学”开始反思“文革”。“伤痕文学”出现的最直接原因从其描写内容就显而易见，是知识分子的上山下乡，在这十年期间无数有知识的青年都被迫参加了上山下乡活动。评论界对这部作品予以肯定，承认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敢于说出文革期间青少年内心灵魂受到的伤害。紧接着卢新华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伤痕》。新的文学时代应运产生，即“伤痕文学”，也因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当时，因为一些人在“文革”期间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对“伤痕文学”褒贬不一，但是文学的发展方向是不会受其束缚的，依然势不可挡。

《人民文学》带动的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复兴，1977年12月，北京召开了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就是依靠了《人民文学》的名义，开始了一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斗争，给新时期文学正式确立了思想和方向。1979年第7期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拉起了改革文学的先河，10月，发表徐迟为知识分子立传的《地质之光》，1978年第1期发表了他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又是一篇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文学作品，徐迟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报告文学的形式将“知识分子”作为作品的主角来加以刻画，这在《人民文学》上是一大突破。《人民文学》为“人的文学”革命的试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它给思想启蒙起着搭建平台的作用，从一开始，它就具有表率的地位，是一种文学的浓缩、经典的提炼，以及文艺方向的向导。不管是政治进入了自身的一种探索，而或者是说思想摆脱了政治的捆绑，改良以及阵痛之后，所有的文学流派也开始对人文和人性的诉求重新关注，各种文学流派纷纷出刊。

198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极具总结意义的一篇文章——《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篇以文学艺术为主题的社论，它确立了新时期“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口号。这是一个打破相关政治禁忌、“人”的回归的文学宣言，之前所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被“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这篇社论指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这是国家新闻喉舌对文艺目标的总的设定，为今后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依据，文艺走出了政治的禁区，文艺复苏开始复苏。

文艺复苏的这一段时间，除了“伤痕文学”，了“反思文学”同样进入人们的视野，尽管只是声音孱弱，但是，文学的鼎盛时期已经迎来了最初的模样，只为这一时期的文学运动已经包含了剖析自我和深度思考，甚至可以说，多元化的文学，丰富的思想，更是一种新的政治态度的体现。《人民文学》在其1980年第10期上刊登了北岛的诗歌《宣告》，这是为这个时代代言的一首诗歌，由于北岛诗歌的兴起，芒克、舒婷、杨炼等为首的朦胧诗派作家成为了一种新兴的力量，朦胧诗的创作上讲究的是陌生化，是突出审美的目的，延长知觉的过程。不得不说，审美主体的觉醒是被“朦胧诗”所唤醒的。民间化写作立场，是一种在思想和文学方面比较自由的写作立场。而民间化立场又在诗人内心中、在写作当中更多意味着对体制化立场的抛弃，在艺术层面追求思想和审美的自由，也意味着作家个体精神价值取向的一种坚持，意味着作家的写作更加个性化和独立化。能让原本属于最边缘的地下诗人登上国家文学的最高舞台，这是一种国家的气魄、思想的深度、文学的宽度。《人民文学》难能可贵的是，它肯定每一个“个体”发声的合理性，有其客观存在的意义，这是对“个人写作”最强有力的支持和肯定，也是一种让个体有了明确方向和旨意的态度。

二、《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复兴

1.真理大讨论与《人民文学》“人民”观念的呈现

在1949年6月，毛泽东对“人民”这一概念给了我们明确的界定，发表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描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学也就被称之为“人民的文学”。1949年10月和12月，《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领导下分别创刊，开辟了“人民文学”属于自己的文学阵地。从此之后这两个文学刊物在其不同的领域就拥有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和地位。50年代之后惟一的文艺机构就是文联和它所属的各种协会，由此可见文学环境受到了党的密切关注，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已经初具规模，“人民文学”开始有序地建立。

文革10年，成为文艺黑线的道路，样板戏成为当时重要的文艺门类。如何恢复和重建“人民文学”观念成为当时文艺界一个重要的任务。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上刊登了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经胡耀邦审定刊发。5月12日，首都和地方好几家报纸转载此文，如《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5月13日开始，有更多地方党报转载此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肯定了实践的重要性，它阐述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检验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唯一”，这个标准要是唯一标准。在这篇文章刊登之后，收获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和赞扬，却遭到坚持“两个凡是”者的无理且无情的指责。

中央工作会议先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这次会议实际召开了三十六天，原定计划是二十天，从1978年11月10日开始，与会人员有二百多人，包括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委、军队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会议原定以经济问题为主要议题，但是在陈云同志的带动下，开始了以实践为标准，提出并检验了“文革”中的一些重大案件和一些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撤销了关于批判邓小平的相关文件。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而“左”倾错误仍然长期影响我们党指导思想，与此同时又提出了极端化的教条主义“两个凡是”绝对的正确化。因而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的争论，也只有思想解放方能冲破长期“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包袱，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克服“两个凡是”的思想的束缚，才能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找到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而“真理标准间题的大讨论”的召开纠正了思想上束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这番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功。总体来看，历史上的这一场讨论是拨乱反正的需要，也是中国发展的需要，还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繁荣的需要。而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讲，1978年的大讨论实际上使中国当代文学走上了“人民文学”之路。

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文艺界也开始反思“人民文学”中“人民”究竟意义何在？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人民”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是指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后，毛泽东为了团结民众取得全国解放的一种策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就是当时的文艺目标，这一目标是以实现国家权力的长治久安为中心的，对于资产阶级则需要采取思想改造以适应新中国的权利体制。在作家创作过程中，其理想的读者概念不是一个单一的读者，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概念，这一理想的“人民”概念是建立在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作为一个整体性的 “人民”概念是一个被理想化架构的概念，它的存在是一种政治需要，而并非真实的存在。当“人民”作为“工农兵”化身的时候，由于他们知识水平的限制，只能够看得懂一些“大众化”的作品，这种作品作为一种政治“训诫”功能可能有效，但是对于文艺发展来说，并不是真正的有效。因而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传统的“人民”观念不再适合当时的文艺创作的需要，新的“人民”观念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呼之欲出。这一“人民”观念与“人”的发现，人道主义的兴起，知识分子启蒙思想的崛起密切相关， “人民”不再是“工农兵”的化身，而成为了“国民”“公民”的代表，这样，作为“人民的文学”不再是一种“大众化”的文学，而成为具有“文学性”的精英文学，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思想解放运动对文学的一大启示。

2.以“人民的文学”为标准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

1977到1978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和转折意义的一年。这既是时间概念上的一次过渡，也是文学创作方式出现实质变化的一年，这一年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短短的时间里文学期刊出现大复刊现象，同时新的期刊也有了勃兴之势，犹如雨后春笋一般。对于《人民文学》来说，这一年发表了多篇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小说。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同年12月，《人民文学》在北京召开了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主要焦点是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次年1月，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上刊发，这是一篇报告文学，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也于1979年9月和7月发表，这些刊发的作品在读者群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1978—1982年，《人民文学》为了更好的促进文学生产，连年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这一举措是受中国作家协会的委托的。《人民文学》在1978年10月20日（即第10期）发表了《本刊举办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启事》连续在之后的三期上刊登，一直到1979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获奖结果，至此共六个月的时间。这个《启事》的主要内容为：实现现代化的“抓纲治国”，推动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进一步使文学呈现“百花齐放”态势，决定于1978年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具体要求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上刊登出来，从评选目的、评选范围、评选标准、评选方法和评选结果等方面都给予了明确的界定。

《人民文学》的这次评奖活动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了文学的评价标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进行的文学评奖活动，而中国文联、作协通过《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此次评奖活动本身就突显了《人民文学》在中国文坛的核心地位。《人民文学》此次的评选标准放宽了，主要是不拘题材，让作家们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可谓是一次“人”的实践，是以新的“人民”观念为中心的评选活动。这次评奖活动是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领域的一种调控策略，这种策略从建国初期的采用的批判方式过渡到了奖励的方式，批判方式批判那些“异端”的不以“工农兵”为题材的作品，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日常生活成为被批判题材的对象，而这次评奖则以新的“人民”的观念为策略，更加注重对“人、人性”的考察，这是国家权力的一种隐性策略调控策略。

1978年3月6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评选委员会开始了正式的讨论，并对作家创作的作品进行评选。此次评选会议持续了一整天，经过评选委员会不断的交换意见后，最后甄选出25部作品，评选委员会将这25部优秀的短篇小说定为最终的获奖作品。

在获奖的25部作品中，《人民文学》刊发的作品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作品有12篇，几乎占获奖作品的一半。其中脱颖而出的作品有《班主任》（刘心武）、《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这些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力作，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汇集了对未来的热切期望，也有对历史进行的反思，表露的都是人民心底最真实的声音，或激昂慷慨、或深沉蕴藉，但是全都具有务实、积极、向上、革新的精神。这些作品突破了题材的限制，突破了描述对象的限制，是对“人民”观念的一次新的提升，表现“人性”、描述“人情”成为这些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茅盾认为“《班主任》是一大突破。开始提出千万人关心的问题……短篇《乔厂长上任记》描写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斗争生活。这标志着题材的多样化，是文学方面反映党中央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这一划时代号召的初期的作品。”从评选的过程和最终的结果来看，《人民文学》编辑部对“革命现实主义”有意地褒扬，而对于“革命浪漫主义”进行了削弱，创新意识在评选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青年作家的作品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贴切，具有“新”和“变”的意义的作品都被评选了出来。

以报告文学为例，《人民文学》连续两届（1977—1980年和1981—1982年）针对这一文体举行了评选活动，即：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活动，其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作品，如《人妖之间》（刘宾雁）、《船长》（柯岩）和《哥德巴赫猜想》（徐迟）……这些作品无一不浸染着创作者的辛劳与深情，凝聚着作家们的思想之光。除了报告文学，《人民文学》还发表了诸如丁玲的《杜晚香》等其他体裁的杰出作品，此类作品还有凄美感人的《望着总理的遗像》（巴金）、气势磅礴的诗篇《光的赞歌》（艾青）、新编历史剧《王昭君》（曹禺）、军事题材的长篇选段《东方》（魏巍）、长篇选段《李自成》（姚雪垠）、动人至深的长篇片段《正红旗下》（老舍）……这些不拘于体裁限制的优秀作品由内而外地散发着自身的魅力，用文学自身的高品质赢得了千千万万个阅读者的赞许与期待。这些作品特别地扩展了“人民文学”中“人民”的含义，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从政治的困境中逐渐地走了出来，文学不再是政治的附庸，而成为为“人民”代言的化身。

三、《人民文学》的“人民文学”制度建构

1 .《人民文学》初创期的编辑制度建构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建国初期，因此这份期刊就拥有了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地位，无论是它的创办时间，还是它的创办过程，都彰显其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的历史定位，这份刊物与中国当代政治发展密切相连，其期刊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版。建国初期，在《人民文学》所刊发的作品以及所开展的文学批评的示范下，“人民文学”迎来了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人民文学》期刊代表了一个新政权的新风貌，也代表了一个新文艺的新气象，它肩负着神圣不可欺的使命，这种使命早在创刊号上就得以体现。在十七年期间，《人民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对“人民文学”制度的建构主要表现在它的栏目设置和题材选择都突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特征。

一份文学期刊饱含着它对文学的包装方式，还蕴含着他对文学的想象方式及表述方式。《人民文学》对文学是如何进行表述的？相信在其早期的内容编排中可以获知一二。它们主要包括专论、抒情诗、特辑、小说、理论批评五大板块：首先是专论，1949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除了有《发刊词》，还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专论（周扬），1949年第2期连续发表了《文艺作品必须善于写矛盾和斗争》和《提高文学批评的水准》两篇专论，后来1950年第5期的《人民文学》又发表了题为《文艺创作问题》的专论（茅盾）。第二板块是政治抒情诗，1949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这是一篇极具感染性的抒情诗，能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1949年第2期发表了邹荻帆的诗歌《北京》和李冰的长诗《赵巧儿》。第三个板块是特辑、或称专辑，1949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的特辑是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在此特辑下发表了巴金的《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遗墨》和两帧《鲁迅先生故居》的照片，1949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的特辑是庆斯大林七十寿辰，需要指出的是1950年第1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具有时代意义的长诗《和平的最强音》（石方禹），论文《谈工人诗歌》（艾青），短篇《团结前进》（苏汛），工人选画《锻工》（韩象琦），诗集《在唐山制钢厂》（刘艺亭）等，这一期虽没有专门设置特辑，但是这些作品明显都是以工人的生活为题材内容。特辑或专辑的设置当然含有政治导向的动机，一般以人物、题材、类型等为分类标准设辑。第四个板块是小说，其实1949年第1期是没有小说的，到了第2期才发有小说作品，像《一个换了脑筋的兵》（文乃山）、《鸡》（卢耀武）、《坚定的人》（周元青）、《美国的一位大王》（高尔基），1950年开始有大量小说刊登：《海上旗手》（西虹）、《贫农会长赵满囤》（文乃山）、《光荣匾》（郭一峰）、《革命夫妻》（杜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方纪）、《新的光辉》（王真光）……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早期所发表的小说大都是围绕农民和部队生活展开的。第五个板块是理论批评，1949年第2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秦兆阳的《从曲艺改进工作谈到写新词（批评）》，1950年第1期的《苏联戏剧的任务和戏剧批评》，后来还有秦兆阳的《谈自我批评与批评》等作品。最后不容小视的一部分是《人民文学》早期的插图，它也是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第1期的《毛主席像》（照片）到后来的《斯大林像》（雕塑）、《浙南民兵造像》（木刻）、《中苏友好合作万岁》（油画），多样的艺术形式彰显着两大集中的特征，其一是具有典型的政治性，图画表达出当时的政治事件或者政治焦点；其二是弘扬传统艺术文化，与文字作品相配合达成高度一致的追求，真正体现了“人民的文艺”。

由早期《人民文学》的表述方式可见其编排内容的特点，“反映部队、农村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最为重视，数量也最多；其次，虽然有相当自觉的努力和重视，但成果却并不如意的是有关工业题材的作品，编辑部对此有过几次‘检讨’。”

接着是对平常百姓和“小资”生活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态度，甚至是基本被排除在外，这类作品讲的大部分内容是平常百姓事，太过于普通日常，因而远离了政治中心，而期刊所需要的是能彰显或折射出现实政治内涵的作品、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另外遭到排斥的作品是西方的文学作品。茅盾曾在《发刊词》中谈及上述两类作品，认为这两类作品显然是边缘的，它们徘徊在文学边缘地带，无法靠近主流中心。当然，《人民文学》的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当时的整个文学界——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们无法接纳这两类作品，就好像这两类作品的身上贴着“危险，勿近”的标签一样，遭到了压抑的命运。

《人民文学》在对文学的表述方式上还有一个有别于其他期刊的突出特点：《人民文学》所刊登的文学批评更倾向、侧重或提倡正面的、肯定性的、鼓励的文学批评，这种方式和态度，既表达了对文学的崇敬，也保持了对文学的谨慎，这样有利于文学在更宽松民主的环境中成长。其中当然不能忽视“编者按”的功能。“编者按”对评论性的文章予以肯定，同时也在另一层面说明文章的具体缺陷。以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一文为例，这篇文章的“编者按”既有保护作者的意识，又有接纳对这篇文章进行贴切的讨论或批评的气度，前提是“贴切”，即不失偏颇、接近真实。当陈学昭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人民文学》又相继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工作着是美丽的〉》的文章以示响应。“没有比较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批评”。

由此可见，《人民文学》不但刊登了批评类型的文艺文章，同时又刊登对批评类型文章的批评。刊物编辑的想法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刊登批评文章，会将大众的目光聚焦到批评上，难免会疏忽对作品原貌的认识；另一方面遏制批评的趋势，担心一味的保持沉默又会使作者或读者对问题的看法缺乏多角度，对今后的文学创作与发展不利。总体来说，批评也好，沉默也罢，都会对当下的文艺风向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除了批评性的文章，对于较好的作品的推荐和分析也是不可缺少的另一个方面”这说明了作品的批评观点非常明确，从中可以看出《人民文学》在从事文学批评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

2 .《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制度的建构

《人民文学》历来为众多读者所关注，它是新中国新文艺的最高使命的代表，为了确保这样的地位，摆在面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做好人事保障。这要从第一任主编的身份说起，茅盾担任着新政府的文化部部长一职，又曾经参与过新中国的缔建，是最有贡献的全国文协主席，是当时新文学作家中最有影响力作家之一。接着是副主编艾青，他是延安时期焕发革命热情的作家，它是中国现代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人民文学》初期的人事制度体现了极高的政治与艺术相结合，如此用心的人事安排保证了政治取向上的纯洁性，非常具有认同感和说服力，以后的编委安排基本都继续使用了上述模式。

《人民文学》的“人民”性质早在1949年的创刊号上就有所体现，1949年第1期《人民文学》封面和目录页后的第一页刊登了毛泽东的坐姿照片，照片背面又是毛泽东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这份手迹是毛泽东专为《人民文学》题词。郭沫若是当时全国文联主席，毛泽东提议由郭沫若手书刊名。《发刊词》放在内页的文字页首，是由当时《人民文学》主编、全国文协主席茅盾写的。在《发刊词》中简明扼要地对《人民文学》的情况作了概述，有创刊意图、编辑方针、期刊内容、理论主张等多项工作指示。由此可见，一个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人民文学”阵地已经成型，从此具有示范性的国家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开始辐射全国。

这样高规格的文艺布局，这样制度化的保障，将这份文学期刊推向了一个高度，一个凌驾于其他地方期刊的高度，这样一个高度决定了《人民文学》具有权威的影响力，同时也决定了它将承担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职能。

在十七年里，《人民文学》的“人民”性贯穿于每一次的政策变革与政治运动中，《人民文学》在参与“人民”的建构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文革后重新进入人们视野的《人民文学》继承了十七年间的党性精神，仍然作为当代文坛中的主力身份，作为与共和国共生的期刊《人民文学》不能忽略其文学身份，在参与“人民文学”的创作、推动“人民文学”作家的建设上也成绩显著。

一个显著的标志是作品《班主任》的出现，这篇以“文革”中知识青年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所产的反响丝毫不亚于当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思考，还原了文学的底色。自此，《人民文学》不仅自身有了一个新的飞跃，还让当代文坛中生发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伤痕文学”，也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抓科学教育，提出要科学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等问题，这里要特别强调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在之前的“人民”观念中，知识分子是排除在“人民”观念之外的，由于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人民文学》挑选了刘心武作为作者来创作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刘心武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篇命题作文，获得了读者的青睐，刘心武的《班主任》与读者（这里的读者应该是具有一定教育基础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思想的共鸣，由此，《班主任》成为了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伤痕文学”也由此产生。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班主任》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伤痕文学”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它改变了“人民”的观念，联系到之前《人民文学》（1977年第8期）的《〈人民文学〉复刊的一场斗争》，我们可以看出，《人民文学》在此时已经突破了“人民”的“工农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界定，将“知识分子”作为“人民”观念凸显出来，这也为后面文艺的思想启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思想启蒙的任务和重担也只有在包含“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参与下，才有实现的可能。

注释：

①茅盾：《人民文学》发刊词，《人民文学》1949年10月创刊号。

②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人民文学》1949年10月创刊号。

③⑧⑩吴俊：《人民文学》的创刊和复刊，《南方文坛》2004年第6期。

④《人民文学》杂志社：《致读者》，1976年第1期。

⑤欧娟：《〈人民文学〉杂志与中国当代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⑥蒋斌：《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8月16日。

⑦茅盾：《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及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

⑨《改进我们的工作》，《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