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张清华

本意是在近期一直做一下莫言长篇小说的研究。但忽然手头上出现了这两篇稿子，一篇是谈1987年文学场域中的莫言，关于作为新潮与先锋小说作家的莫言的讨论。这一认证对于莫言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文学情境中，某种“正宗”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很奇怪，莫言没有被收入到“寻根文学”的群落中，但在笔者看来，早期的莫言显然与寻根小说有关联，虽然他并未受邀参加1984年底的“杭州会议”，没有在1985年发表与寻根浪潮有关的文字和作品，但他在1985到1986年间，却实实在在地写出了“红高粱系列”，并在1987年将这些系列中篇“攒”成了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这很重要，假如我们从寻根文学的“实绩”来看，真正称得上是其标志的，应该是诞生于1987和1988年的两个长篇小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张炜的《古船》。这两部长篇迄今为止也是整个1980年代最重要的长篇作品，而作为创作节奏稍稍滞后的长篇体制，它们刚好是代表了寻根文学的真正成就，是这场短命而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最显著的“正果”。之前虽然有众多作家扛起了寻根大旗，发表了文化宣言，占据了寻根思潮的鳌头，但论真正有分量的、站得住脚的文本，却是要首推“红高粱系列”。

但文学史的叙述就是这样奇怪，莫言与寻根文学几乎无缘，没有被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门收到这个袋子里。但非常幸运的，他随后又被描述为“85新潮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马原、扎西达娃、残雪、刘索拉、徐星等人共同成为了“新潮小说”的符号，并且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先锋小说”的先导，或者前身，终于进入了当代文学变革的“正册”，其引人关注的作品成为了《透明的红萝卜》等中短篇小说。这大大的强化和强调了他叙事方面的另类性，而淡化了他对于文化寻根浪潮的参与程度，并且将其裹入了更新的文学潮流。本期周蕾的文章细致考察了1987年前后莫言的文学处境，指出了他在当代文学变革浪潮中的重要的价值和作用，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研究角度。

而李幸雪的文章，则从一个高密同乡的角度，以独有的材料优势，探讨了地方戏曲茂腔对于莫言创作的影响，特别是与《檀香刑》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某些方面将这一影响关系落到了实处，尽管囿于篇幅的限制，作者不得不删去了很多材料，只余留了一部分，但也大致可以看出，莫言在其外形道路上，在成长的过程中，与故乡的乡土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这已经不是一般性地说说乡土文化、地方性文化、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等等这些方面对于莫言的影响，而是通过实证，找到了具体的影响源。